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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较少，周朝就不然了。这一则因为年代较近，所传的书籍较多；二则因为周朝的文化，更为进步之故。周朝从后稷、弃受封以来，似乎颇受外族的压迫，但他始终能够保持农业社会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后，就强大起来了。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诸侯于孟津（黄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把纣灭掉。这时候，周朝对东方权力，还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纣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个兄弟去监视他（管叔、蔡叔、霍叔，分处纣的畿内，合称“三监”）。武王死后，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摄政，武庚和三监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响应（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周公东征，把武庚和三监灭掉。又使他的儿子鲁公伯禽（周公封于鲁，没有就国，叫儿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经营洛邑为东都。周朝的王业，到此就大定了。
“国”之古义
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49页）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两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征不返，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败的。（这一次实在伐楚而败，以致淹死在汉水里的；这时候的楚国，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会口。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王室就开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欢游玩。（现在有一部书，唤作《穆天子传》，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的。据这一部书，当时穆王的游踪，要到亚洲的中部和西部，这是决不可信的。这部书是南北朝时代出现的，一定是汉朝既通西域以后的伪品。穆王西游的事，见于《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没有说出所游的地方来，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远；不过在今陕、甘境上罢了）徐偃王乘机作乱。这一次，却靠楚国帮忙打定。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驱逐。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人，世为周朝的卿士）厉王死在外边，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子幽王，又因宠爱褒姒之故，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县），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骊山下杀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太子宜臼即位，东迁洛邑，是为周平王。从此以后，史家就改称他为东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论共和
古代政体之奇异者，莫如共和。《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是周之无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国本非君所独治，特后世君权重，人臣之位，皆守之于君，无君，则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视君位严，君之职，莫敢轻于摄代，故不可一日无君。若古代，则君臣共治其国之义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夺。君权既小，则一国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较少。人臣摄代其君，亦视为当然，而其顾虑，不如后世之甚，则无君自属无妨。《左》襄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立君，实权皆在二相，亦犹周召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犹立一公孙剽。若鲁昭公之出奔，则鲁亦并不立君也。然则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书阙有间，不尽传于后耳。韦昭释共和曰：“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可见无君而不乱，实由百官之克举其职也。（《中国社会史》，第327—328页）
平王东迁之失策
因不能还都而蒙受极大的损失的，历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东周。东周平王元年，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尽灭六国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西周之世，西畿应为声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战国时，论秦者尚称其杂戎狄之俗，在秦孝公变法自强以前，因此为东方诸侯所排摈，不得与于会盟之列，可见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坏的残酷。当西畿未失之时，周朝合东西两畿之地，犹足以当春秋时之齐、晋、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时，大体上，能够维持其为共主的资格。到西畿既失之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论东周之东迁，恒以为莫大之失策，诚非无所见而云然。（《还都征故》，原刊《启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关系，是很少的。后来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了。西周时所封的国，这三种人很多。可见当时的王室，权力颇为强大。当时不但国外，就天子、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国和家，虽有大小尊卑之异，性质并无不同。内诸侯虽说不世袭，事实上也有世袭的。
先部族，后封建
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抑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页）
周朝的内官，据汉时讲经学的今文家说［今文、古文是汉朝人讲经学的两个大派别。今文家先出，因为他们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们自己说，曾得到古本的书籍，都是用古字写的，所以谓之古文今文家。对于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种书，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礼》和《左传》便是）。有种书，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传》便是）。其问题很为麻烦，我们现在不讲经学，对于他们两派的说法，无所偏主，只用史学上的眼光，分别去取，或者并存其说罢了。可参看本书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据古文家说：则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论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汉朝相制所本。后者是隋以后六部之制所本。地方制度，也有两种：一种是今文家说，和井田制度相合；一种则和军制相应。大概古代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要当兵的；一种虽亦会当兵，却不用作正式的军队；所以有这两种区别。（这是源于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两阶级，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一节，可以参看）
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这是清朝时候俞正燮先生的说法，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选举的法子，据《周礼》说：从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艺”的责任。每三年，举行“大比”一次，调查户口和马牛车辇等数目。就在这时候，举出贤者、能者来。这就是所谓“乡举里选”。据《王制》《孟子》说：则古代城乡，都有学校。在城里的，三代都名为学；在乡间的，则或唤作校，或唤作序，或唤作庠。各乡举出好人来，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学里。在学优秀的，管理学校的大乐正，再把他进之于王。归司马量才任用。在学的时候，乡间举上来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学的，只论年岁长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乡举里选”
（周代）地方的组织，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周礼》，又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这两种制度，似乎都是有的。在当兵的区域里，就用前一种制度。不用他做正式军队的区域里，就用后一种制度。管理公务的人，照《周礼》说：有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从乡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艺。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轧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马牛、车辇等的数目的。贤能的人，也于此时举出，把其名氏送之于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长、闾胥之类。《周礼》说：这叫作“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就是所谓“乡举里选”。（《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55—56页）
赋税两字，在现代意义相同。在古代，则税是指现在的田赋，赋是出兵车和马牛等军用品，及当兵的人。周朝的税法名为“彻”，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获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赋之征。此外尚有力役之征，如令人民筑城，修道路是。还有布缕之征，即令人民纳绢布若干。据《礼记·王制》说：人民服力役，每年该以三日为限。商业是只收他的地租钱而不收税。关亦只是盘查而不收税。所谓“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这句话见在《礼记·王制》和《孟子·公孙丑上篇》。廛是居住的区域，就是后世所谓宅地）
上古无商税关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则或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军队的编制，以五人为单位。今文家说：师就是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说：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见《周礼·夏官》）。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说，是较晚的制度。当时的军队，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还没有用马队。（中国交通和军事上，都是到战国时代，才渐用骑的；以前多是用车，这是因为这时候，汉族专居平地，山地都为夷狄所据，尚未开拓之故，可参看顾炎武《日知录》“骑”“驿”两条）
车战、骑战之兴替
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敌。《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先秦史》，第420页）
古代的五刑，据说是始于三苗的（三苗国君姜姓，为蚩尤之后）。周穆王时候，还是用这五刑。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见于《书经》的《吕刑》篇。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传》昭公六年，郑国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反对他。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朝时候，就有成文法了。铸刑书，就是公布刑法，叔向还加以反对，可见春秋时代，公布刑法的还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礼、法
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以上所说，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于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这个就是所谓礼。虽说“礼不下庶人”（见《礼记·曲礼上篇》），不过行起礼来，不能像贵族的完备，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还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说“出于礼者入于刑”。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谓周末文胜；文胜者，过于形式之美，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吾国自周以后，未能改文胜之习。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讲实在；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而曰以壮观瞻；练兵不曰以求克敌，而曰以壮军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实非如此，而恬不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际之间，亦复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辞，特其一端耳。（《文史通义评》，写于1920至1930年代，见《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