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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以文化为标准，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
中国的进化，大约自三皇以来。其初所吃的东西，是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见《礼记·礼运》）；和水中的蚌蛤等类（见《韩非子·五蠹》）。后来进化了，渐渐的知道吃各种植物，这个唤作“疏食”。［疏食二字古有两义：（一）其初因菜类较谷类为粗疏，所以对于谷食，而称谷以外的植物为疏食；（二）后来亦称粗的谷类为疏食，更后乃以疏食专指粗的谷类，而别造蔬字，以为菜食之名。此处的疏食二字，是依第一义指谷以外的植物的，谷以外的植物，后世的人，不用为主食品，古人则不然。《管子·八观篇》说：“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见当时，靠疏食还能养活许多人口］从疏食再进一步，就会谷食了，古书上说神农尝百草，因而发明了医学，这正是疏食时代的事。
衣服：最初所着的，是鸟兽的羽皮；或者把植物的叶子编起来，着在身上；这个唤作皮服和卉服（皮服、卉服的名词都见《书经·禹贡》）。后来发明了利用植物的纤维，才会用麻。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发明养蚕的（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引《淮南蚕经》）。从此以后，又会用丝做衣料了。裁制的方法：最初只是用一块皮，遮蔽下体的前面，这个就是所谓韨。连后面也遮蔽起来，就是所谓裳了。着在上身的唤。衣。有一种，把衣裳连在一块的，唤作“深衣”。有袴管的：短的唤作裈，长的唤作袴。除童子外，没有以短衣和袴为外服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朝服、祭服，都是衣裳分开的，平时则着深衣；庶人则径以深衣为礼服。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不染色。（古代服，是讲布的精粗的，不讲颜色，平民穿的衣裳，都是本色，所以称平民为白衣；就是贵族，在平时着的，也是白衣）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唤作冕，次之是弁，通常所戴的是冠。这冠和带，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所以中国人总自称为冠带之国。庶人亦用一块巾裹着头发。脚上穿的唤作袜，袜以外又有履。冬天是皮的，夏天是葛的。又有绑腿，唤作“行縢”，亦唤做“邪幅”。
居住，最初有两种：一种住在树上，唤作巢居；一种在地上掘一个窟窿，人住在里头，唤作穴居。进步些，能在地面做起一个土堆来，像现在的坟一般，则唤作“复”（见《诗经·绵》疏）。从巢居进化到会把树木砍伐下来，照自己的意思，搭成架子；从穴居进化到会版筑（先在两面立了木版，墙要筑到多少厚，木版的距离就是多少宽，把土填在版中间，然后筑坚它），在这架子的四面，筑起墙来；上面盖着茅或瓦，就成功所谓宫室了。宫室的发明，据《易经·系辞传》上说，是在黄帝、尧、舜的时候。这时候，还发明了棺椁，而且会“重门击柝，以御暴客”。
古以卑宫室为美谈
古筑城郭宫室，皆役人民为之，故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崇宏壮丽之建筑，历代未尝无之。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则其数甚微耳。又地处平原，多用土木而少石材。即用砖亦甚晚，故大建筑之留诒者甚少。《日知录》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致慨于“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此等足觇生计之舒蹙，治化之进退，诚为可忧。（《中国文化史六讲》，写于1929至1930年间，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38页）
当人住在山林中的时候，是只有人走出来的小路的，这个古人唤作蹊径。这时候，遇见小的水，就径在水里走过去，唤作“徒涉”；大的水，就没有法子了。后来住到平地上，路宽广了，也平坦了，就可以利用牛马，于是又发明了车，而且也发明了船。这等进化，据说也在黄帝、尧、舜时候。
和黄帝打仗的蚩尤，古书上都说他是“造兵的人”。“兵”，就是现在所谓兵器，古人是用铜做的。大约是炎、黄之间所发明。从周朝到汉朝，大概兵器是用铜，农器是用铁。《易经·系辞传》上说：神农作耒耜，黄帝作弓矢，都是用木的（这时候的箭，大约是用石镞的）。大约金属虽然发明，还没有能够广为利用。到了商代，才为金石并用时期，已有精巧的铜器，如钟鼎之类留传后世。相传纣王曾作玉杯象箸，亦足征那时进化之程度了。
以上所说的，是物质方面的进化。至于精神文明，则古人所笃信的为宗教，而哲学思想，亦就伏羲画八卦，该是古代所崇拜的八个神。大禹时代，又有五行之说。五行，大约是古人所认为万物的原质的；借其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变化。
古人的五行说
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为渐。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1921年5月21、28日出版）
古书上多数说仓颉是造字的人，也有说他是古代帝王的，也有说是黄帝史官的。这都不确，因为文字本是迫于需要，众人合力，慢慢创造出来的，古代人民，结绳记事，后来才有书契，为文字之始。最初多属象形文字，如日字象日，月字象月，鱼字象鱼，鸟字象鸟。文化渐近，文字也渐多。遂有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五项以次出现，和象形称为“六书”。（六书，除象形外，指事是直指其事，如上、下二字，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会意是体会字的意义，如武、信二字，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谐声是半形半声，如江、河二字，水旁为形，工可为声。转注是可以辗转互注的字，如考可训老，老亦可训考。假借是一字两用，如令为命令，又为司令，又训贤良。长为长短，又为长官，又训优长）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当夫妇之伦未立时，人本来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夫妇之伦，虽然渐渐确立了，然而这时候，男子都是在外面，从事于战争打猎等事情。在后方看守器物、抚育儿童等事，都是妇女担任的。所以这时候的家，完全是女子所有。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女系氏族。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驯伏动物，大概从来就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农业虽说是女子发明的（农业为女子所发明，是现在社会学家之说，求之古书，也是有证据的，如古人祭祀时，男子所进的祭品是动物，女子所进的是菜果之类。初次相见所送的贽，男子是羔、雉等类，女子却是榛、栗之类），到要开辟山林的时代，也就转入男子手中了。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
古代姓氏之别
姓之始为女系，故于文“女生为姓”，如“姬”“姜”等字是也。其后女系易为男系，则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统。而同出一始祖者，又有氏以表其支派，乃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古人姓氏各别，如齐大公姜姓，吕氏是也。姓百世而不更，氏数传而可改。三代以前，大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封建制度破坏，贵族谱牒沦亡，莫能审其得姓受氏之由，亦无新创之姓氏，而二者之别遂亡。（《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4页）
人是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统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
民族以文化为标准
所谓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所以同是一个国，当其未进化时，可以夷狄自居，及其已进化后，就以中国自居，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尊王攘夷，是当时霸主很重要的责任。因为（一）有一个共主，列国间的秩序，到底要容易维持些；（二）而野蛮之国的侵扰，又是文明之国的公敌。（《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46、47页）
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在古代，各个部落，大概都是自给自足的，后来交通渐渐的便利了，人的欲望，也渐渐的增加了，就发生交易的事情。最初的交易，只是以物易物；没有定期定地的。交易渐渐的繁盛了，就会约定时间和地方，像现在的市集一般。《易经》上说，神农氏日中为市，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货币也渐渐发生了，用作货币之物：大约渔猎民族是贝，游牧民族是皮，农耕民族是粟、帛。金属，因其便于收藏，易于分割，渐渐的为各种人民所爱用，就发生古代的钱刀。最初所交换的，大概都是天产品。因为这时候，用具粗劣，人人都会自造的。抑或一民族中，因原料的出产，或技艺的精良，所制造的东西，是别一个部落所没有，或虽有而不及他好，这种制造品也会出现于市场之上。商业的刺激，是可以促进产业分化的；如此，各部落中，亦就慢慢地发生所谓工业家了。
工商的缘起及变迁
工业之缘起及变迁，若以大势言之，则古代工业，率由官营，而后世渐变为民业，即其一大进化。盖官营则能者少，民业则能者多；官营则唯守成规，民业则竞矜智巧也。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中国社会史》，写于19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