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禹之子启，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夏代约四百年，为商所灭；商代约六百多年，为周所灭。商代君主多兄终弟及，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立国是要有两种力量的：一种是文化，一种是武力。古代炎、黄二族，论文化，似乎炎族较优；论武力，似乎黄族较强。两族合并之后，中华民族，就可以发扬其光辉了。炎、黄二族，大约本来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为容易。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何以见得呢？因为《书经》第一篇《尧典》，是记载尧时候的事情的。其中载尧命羲、和四子，分驻四方，推步日、月、星辰，制成历法，以教导农民。可见其时对农业，已经很重视了。所以这时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观。
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据《书经》上说：尧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于政事，要想传位给当时管理四方诸侯的官，唤做四岳的，四岳不敢承允。这时候，虞舜尚在民间，因其有德行，众人共举他。尧乃举舜，试之以政事。后来就使他摄政，传以天子之位。尧死后，舜让避尧的儿子。诸侯都归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后来用同样的手续，传位于夏禹，禹即位之后，也是预定将王位传给益的。而禹之子启贤，天下都归心他，启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
尧舜禅让之说
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尝因《史通》作《广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唯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说，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其说固非；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司马宣王之伦，亦为未当。史事愈近愈相类，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自周以前，能让国者，有伯夷、叔齐、吴泰伯、鲁隐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时、吴季札、邾娄叔术、楚公子启之伦。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据此窥测矣。然儒家所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书》说之传者，今唯《大传》，而亦阙佚已甚。欧阳、夏侯三家，胥无可考。自当以《孟子》为最完。今观其说，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议，然后设难以明之。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觐讼狱之归，启之继世亦然也。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也。故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让说平议》，原刊《古史辨》七，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页）
当尧的时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摄政，举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处，看定了地势，然后用疏浚之法，导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当时独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济四条水，谓之“四渎”，为诸水之宗。
治水的三阶段
朱子说：禹的治水，只有《书经·皋陶谟》即今本《益稷》中，“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几句话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浍则人力所开的水道，海乃湮晦之义，距离较远，而其地的情形，为我们所不知之处，则谓之海，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九是多数的意思。“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沟渠引到大河里，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罢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该是堤防，这原是最易见到的，然久之就觉得其不妥，不顺着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与之相争，这总是不行的，于是就从堤防进步到疏浚。古书上说鲧治水的失败，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这一个观念的，未必是当时的事实。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实不能胜，奈何？于是有（明）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势宽缓，将未显出堆积作用来时，我们则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显出冲刷作用和搬运作用，于是从上流挟带而来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积下来了，不和自然力争斗，亦不见他退缩，而即利用他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确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阶段，恰代表了人类对付自然的三种态度。（《治水的三阶段》，原刊上海《正言报·学林副刊》1945年第2期）
当禹治水的时候，益、稷两人，都是他的辅佐。益把山泽之地，放火焚烧，禽兽都逃匿了。弃乃教民稼穑，契做司徒的官，又继之以教化。契封于商，便是商朝的祖宗；弃封于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陕西商县。邰，今陕西武功县）
夏启即王位之后，传子太康。因淫佚，为有穷国君羿所篡。后来羿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并灭夏朝的王相。相的儿子少康，才灭浞，号称中兴。尧、舜、禹三代，本来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复国之后，则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时，其都城却在阳城了（今河南登封县）。夏代共传十七主，约四百年，而为商所灭。商汤灭夏后，建都在河南的偃师。其地称为殷，所以又称殷朝。后来屡次迁都，亦都在黄河两岸，共传三十一世，约六百四十多年，至纣，为周武王所灭。
桀、纣恶政多附会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页）
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又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可见其时，对于农田水利，颇为讲究。然而夏朝的税法唤作“贡”，是取几年收获的平均数，以定每年应纳的税额，丰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这个却远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为公、私。只借人民的气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税其私田的，这个就是所谓井田之制。从前论税法的人，都说他最好。又商汤死后，他的孙子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过，才把他迎接回来。而据孔子说：则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内，是不管事的，百官都听命于宰相。可见商代相权颇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终弟及的，亦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