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二是减轻田租。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当时学者的议论，法家注重节制资本，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王莽的变法，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于是天下大乱。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汉朝的风气，接近于封建时代，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东汉儒生尊尚气节，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当时的富豪，可分两种：其一是大地主，包括（一）田连阡陌，（二）和擅山泽之利的人；其二是实业家，包括（一）大工，（二）和大商（当时的工业家，大概自营贩卖，所以混称为商人；但照理论分析起来，实在包括工业家在内，如煮盐和制造铁器便是）。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董仲舒的话，见《汉书·食货志》），很为可怜。
汉之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正定县），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何之言，实文过免罪之辞。闻安民可与行义，劳民易与为非矣，未闻天下匈匈，可因之以兴劳役。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岂有先为过度之事，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中，实则其为茧丝殊甚。彭城之败，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是时楚、汉战争方始，则其后此所发，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是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食货志》言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即此时事也。废重作轻，而又放民私铸，物之腾踊宜矣。顾归咎于民之逐利，可乎？然则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秦汉史》上册，第55页）
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如不许贾人衣丝、乘车，和市井的子孙不得学习为吏之类。（二）是减轻田租。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曾将田租全行豁免；景帝以后，复收半额，计三十而税一，可谓轻极了。这两种办法，是受晁错贵农重粟之论的影响很大的。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而当时私家收租，要十取其五；公家的田税无论如何减轻，也总无补于事了。
汉时钱价贵，人民负担仍重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回复到老样子。一是算赋，亦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个，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个，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第103页）
学者的议论，分为两派：（一）法家，是注重节制资本的。武帝时，桑弘羊曾行其策，把盐、铁和酒，都收归官营；又想出“均输”“平准”两法，官自贩卖物品。然官营事业，都极腐败，徒然破坏富豪，贫民仍未见其实惠，而且反受其害。（当时官办事业，腐败的情形，可参看《盐铁论·水旱篇》）（二）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激烈的要恢复井田制度，缓和的，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期限，谓之“限民名田”。二者都成为空论，没有能实行。
汉世言社会改革之主张
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本国史复习大略》，写于1944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4—645页）
到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一）把天下的田，改名王田，不许卖买。一人有田超出百亩的，责令分给九族、乡党。（二）重要的实业，收归官营。（三）拣几处大都市，立司市之官，令其求得各物的平价；有用而滞销的东西，照本钱买进，到物价昂贵时，则照平价卖出。（四）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按其所得收税，由当时新设的泉府，将来借给贫民。王莽的变法，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不但不能建设起一种新秩序来，反把旧秩序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王莽亦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
王莽之败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的共同失败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铸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5—96页）
汉朝的风气，是接近于封建时代的，而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不过两汉比较起来，东汉似较西汉为厚，一般儒生尊尚气节，虽导源于王莽的僭汉，而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亲党遍布州郡。诸名士列官内外的，或直言指斥，或尽法惩治，宦官乃诬为党人，加以禁锢，后来又加以逮治。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其有逃亡的，所至之处无不“破家相容”，这就是党锢之祸。这种风气，在社会上竟酿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而以后魏晋的清谈之风，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
士大夫阶级之变迁
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一）自视与平民不同。（二）勇于战斗。（三）不好利。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之、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其利。（《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8—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