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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到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
汉高祖即帝位后，把功臣中功劳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异姓封王的，不久都灭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为王。高祖死后，儿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后吕氏专权。惠帝死后，吕后就临朝称制，又封诸吕为王。吕后死后，大臣共讨诸吕，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节俭。他的儿子景帝，也能谨守他的政策。所以当武帝初年，就是汉朝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
汉时民生仍窘迫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真可谓国富民安了。然而又说：“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可见其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44—245页）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27页）
汉初的大封同姓，原是为防制异姓的，但是到后来，同姓诸王，倒成为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了。景帝时，吴楚七国，到底起兵造反，给汉朝打平，于是把诸侯治理百姓和补用官吏的权柄一齐剥夺。这时，列国规模，与他郡县相差不远。武帝时从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诸侯将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于是诸侯都变作小国。诸侯只得衣食租税，不许就国。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而郡县制度就逐渐推到全国了。
秦汉时之新局势
秦汉时之新局势：一、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二、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三、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经楚汉之争、汉初之翦灭异姓、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此时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一）民意无表现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二）民意之表现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国君等于县令，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唯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藉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中国文化史》，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37、138、139页）
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见下章。他在内治上，也有几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经博士，是国家设立太学之始。（当时仅就固有的官吏中，拣其有学问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营建校舍，亦未设立教官。博士本非学校教师，但后来设立太学后，教师未曾别立名目，即以博士为名）第二，他命郡国选举孝廉，是科举制度的先声。（此时未有考试之法，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是从此制变化而成的，参看本书第十八章）第三，他又听董仲舒的话，重用治儒家之学的人。于是春秋、战国时各学派之中，儒家之学，就归于一尊了。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幸而晚年悔过，能够与民休息。昭宣两代，政治也都算清明，才算危而复安。
评汉武帝
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严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又任严酷之吏，以深文随其后；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计其所失亡，中国转远过于夷狄，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古史家传记文选》中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9页）
汉朝离宗法社会近，很看重宗室和外戚。元帝以后，政权入于外戚王氏之手，王氏中又出了一个大人物，汉遂为其所篡。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汉，改国号为新，他是鉴于汉时社会贫富的不均，要想实行社会政策的，他的魄力，可以算是很伟大。惜乎行之不得其法，弄得举国骚然，新莽亦终至灭亡。
两汉间社会文化一大变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东汉以后，志士仁人，欲辅翼其世，跻世运于隆平，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谓不深，策划不可谓不密，终于不能行，行之亦无其效者，实由于此。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秦汉史》上册，第197页）
后汉光武皇帝，是前汉的宗室，他以新莽之末起兵，和湖北地方的群盗连合，当时军中先有汉朝的宗室刘玄，号为更始将军，大家立他做皇帝。大破莽兵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汉兵分路入关，关中群盗亦起，王莽为乱兵所杀。更始移都长安，为群盗所制，政治紊乱。关东流寇赤眉入关，更始遂败亡。光武先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后来把赤眉打破；割据或扰乱一方的人，亦都打平。建都在洛阳，所以史家亦称为东汉。
后汉国力远不如前汉
后汉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二二〇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15页）
光武、明、章三帝算是后汉的治世。和帝以后君主每多幼稚，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了，因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只得和宦官谋诛灭他，结果宦官又因之专权。在这两种恶势力互相消长之下，国政日趋不振。到桓、灵二帝的时代而达于极点。灵帝死后，子少帝年幼，太后的哥哥何进当国，要想诛灭宦官，而太后不肯。何进乃召外兵进京，以胁迫太后，宦官大惧，把何进杀掉。何进的官属，遂举兵大杀宦官。正在纷乱之际，凉州将董卓带兵入京，政权遂尽入其手。董卓把少帝废掉，立其弟献帝。行为又极暴虐。东方州郡，起兵攻击他。董卓乃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东方的兵，都纷纷自占地盘，不能追击。旋汉朝的宰相王允，和董卓的部将吕布合谋，把董卓杀掉。而卓将李傕、郭汜，又起兵为卓报仇，攻陷长安。献帝为其所制，久之，乃得逃到洛阳。因地方残破已甚，召曹操的兵入卫。从此大权归于曹操，汉帝只剩得一个空名了。
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两个劣点，是引起三国以后的分裂和战乱的：
（一）秦汉时代，外官本分郡县两级，郡就直接隶辖中央。一郡的地方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边郡也有很大的，然地广人稀，文化经济都落后，依旧没有实力），其势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后汉灵帝时，黄巾贼张角造反，虽然旋即打定，然而余党扰乱的很多，乃将向来专司监察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变成了地方行政官吏，一州地方，有现在一两省大；又值纪纲废弛之际，州牧遂多据地自专；郡太守和有兵权的人，亦都纷纷割据，遂成为分裂之局。（汉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国，司隶校尉为中央官吏，督察京畿，不在十三州部之列。后汉并朔方于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合司隶校尉部仍为十三州，汉末又改刺史为州牧，威权愈重）
秦汉官制特色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高帝纪》：“二年二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白话本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1页）
（二）秦汉承战国之后，其兵制尚有征兵制度的意味。百姓到二十三岁，都隶名兵籍，归各郡的都尉。讲肄课试，到五十六岁，才得免除，汉初用兵，还都由郡国调发的。武帝以后，因用兵多了，免得骚扰平民，乃多派“罪人”（亦有并不是罪人的，如贾人、赘壻都是，不过取其不是普通农民而已。赘壻大抵是没有田产的人。本章末节所论，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第八章第一、第四两节）出兵打仗谓之“谪发”。虽然于人民有益，却是人民因此和当兵渐渐的生疏了。后汉光武因图减省起见，把都尉裁掉，民兵亦因之而废，此时被中国征服的异族多入居塞内，渐渐用他当兵（如当武帝时，外族内附而用以为骑者，就置有越骑校尉等。宣帝时调羌骑卫金城。这都是借外族内附而用以当兵的例子），遂至异族强而本族弱，造成五胡乱华之祸。
秦汉间兵制一大变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秦汉史》下册，第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