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秦始皇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尽灭六国，统一全国。他自称为始皇帝。有人劝他封建子弟，他不听。而把全国分做三十六郡（秦王政二十六年，自称始皇帝，后世则称二世、三世。是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名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但近人王国维曾加以考订，纠正错误。始皇后因增置燕齐地六郡为四十二郡，后又取百越增置六郡为四十八郡，盖皆用六为数。并见王著《观堂集林·三十六郡考》），每郡各置“守”“尉”“监”三个官。（守，汉时称为太守；尉，称为都尉；监，在秦朝是派御史去做的，谓之监御史，汉朝则由丞相派史去做。分全国为十二州，谓之州刺史）又把全国的兵器，都聚到他的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县），铸了十二个铜人和别种器具。又要统一全国的思想，除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外，只许博士官有书（博士是太常属官。太常是管礼仪的，博士在秦汉时，都是用学者做的，当时说“官”，譬如现在说“公署”）。民间的书籍，一概烧掉。史官也只许存留秦国的历史。
秦统一的原因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6—377页）
郡县的由来
县之起源有三：（一）灭国而为之。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二）卿大夫之采邑，发达而成为县。《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五年，蘧启强言：“韩赋七邑皆成县。”此卿大夫采地，浸盛而成县者也。（三）并小乡聚为之。《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凡一县，大抵自成一行政区域。大国之吞灭小国，非改若干小行政区为一大行政区，乃以一国而包若干个行政区域也。故被灭之国，仍为政治上之一单位，不过改世袭之君为任命之官吏而已。边荒之地，则称为郡，本与县不相统属。但（一）郡之地必广大，至其渐次发达，民政加详，则可分设为县。（二）又郡率有兵力，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物力支持郡，亦相甚宜。如此者，县皆易受郡之统属。战国以前，郡皆设于边地；至秦始皇灭六国，觉到处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乃举天下而分为三十六郡矣。然秦之旧地，固仍属内史也。（《中国文化史》，原为1942年在常州青云中学教授高二中国文化史的讲义，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25页）
他又发兵，把今两广、安南、福建地方打平，置为南海、桂林、象郡、闽中四郡。派赵佗率兵五十万戍守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皆在两广，与江西、湖南交界之地），这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匈奴为最强，据着现在的河套（河套在秦汉时称河南，唐以后谓之河曲，明以来才称河套）。秦始皇派蒙恬去把他赶掉，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以为北边的防线。（秦朝的长城，大略沿阴山东行，经过热、辽两省的北部，东端要到现在的朝鲜境内；和现在的长城，路线几全然不同。现在的长城，大概是明朝所造，关于长城的始末，可参看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本）
秦始皇筑长城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头曼以前之匈奴，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唯有筑长城以防之。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偪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敌。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汉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秦始皇筑长城》，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册，第675—676页）
秦始皇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打破六国之后，都把他们的宫室，在关中仿造一所，后来又自造一所阿房宫，又在骊山（见第五章）自营葬地，都穷极壮丽。还要相信方士的话，派他们到蓬莱去求神仙。他自己又要到处游行，借此镇压全国。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游，死在现在的河北省里。他的长子扶苏，因谏止他坑儒，被他谪罚出去，到蒙恬处做监军。（古代的太子，照习惯是不带兵的。派他去监军，就是表示不立他做太子的意思）小儿子胡亥，这时候跟随着他。宦者赵高，替胡亥游说丞相李斯，假造始皇的诏书，把扶苏、蒙恬都杀掉。胡亥即位，是为二世皇帝。信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政治更乱。
秦政与法家的短处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91页）
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致的，过此以往，便相冲突。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二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7期）
二世篡位必非史实
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二十余子，而胡亥独幸从，则蒙毅谓先王之举用太子，乃数年之积，其说不诬。始皇在位，不为不久，而迄未建储，盖正因欲立少子之故。扶苏与蒙氏，非有深交，而李斯为秦相，积功劳日久，安知扶苏立必废斯而任蒙恬？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故知史所传李斯、赵高废立之事，必非其实也。（《秦汉史》上册，第22页）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在今安徽地方起兵。于是反者纷纷而起。六国后人，一时俱立。秦朝派兵出去征讨，初时颇获胜利，后来楚怀王（战国时，楚国有个怀王，和齐国联盟。上了秦国人的当，和齐国绝交。秦人趁势把他打败，后来秦国人又诱他去会盟，要求他割地，怀王不听，秦国人就把他扣留起来，死在秦国，楚国人很哀怜他。此时楚国世家项氏，在吴国的旧地起兵，有人劝他立楚怀王的后人，以收拾楚国的民心。项氏听了他，即以怀王的谥法，为其生时的称号）派项籍北救赵（新兴的赵国被围在巨鹿，现在河北的平乡县），刘邦西入关。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刘邦也乘秦朝内乱，二世为赵高所弑，赵高又被新立的子婴所杀，从武关入秦（在今陕西商县之东。这是从河南南阳进陕西的路），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在前二〇九年。
秦朝的灭亡，也可以说是封建政体的一个反动。于是六国之后，和亡秦有功的人，都自立为王。当时兵力最强的是项籍，所以封地的支配，实际是由他决定。他自立为西楚霸王（铜山一带，战国时也是楚国的地方，当时称为西楚。霸王的霸，就是霸诸侯的霸。当时所封的人都称王，项籍是诸王之长，所以称为霸王），建都在现在的铜山县。刘邦则封于汉中，称为汉王。分封才定，山东、河北方面，已有不满现状起来反抗的人，项籍出兵征讨。汉王乘机，打定关中。合好几国的兵，直打进楚国的都城。被项籍还兵打破。汉王乃坚守荥阳、成皋一带（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这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守此，楚兵就不能渡河而北。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其西境就是虎牢关，守此，楚兵就不能向西）。有萧何留守关中，替他补充军队和粮饷。而派韩信打定山西、河北，绕出山东，彭越又在楚国后方捣乱。于是楚国兵少食尽，乃和汉约以鸿沟中分全国（当时的一条运河，从今河南省城附近东南流，和淮、泗两水通连）。约定，项籍东归，汉王背约追击他。项籍走到乌江（大江的渡口，在今安徽和县南），自刎而死。汉王遂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时在前二〇二年。秦亡后，全国纷争了五年，又统一了。
汉初史事多传说
（汉初史事多）此等性质的传说，至汉初实尚不乏，断不容轻信为事实。试举俗所谓鸿门宴之事为例。范增说：与项王争天下者必沛公，岂是事实？且军门警卫，何等森严，安有樊哙能撞倒卫士，直达筵前，指责项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间诚有离席休息之时，且或历时颇久，然亦必有一个限度；乃汉高祖可召张良、樊哙等同出，与哙等脱身回向本军，张良度其已至，然后入谢。筵宴间的特客，离席至于如此之久而无人查问；带有敌意的宾客，与数人间行出军，亦无人盘诘，项羽的军纪，有如此之废弛者乎？张良献玉斗于范增，范增受而碎之，骂项王“竖子不足与谋”，且当场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计，有如此之鲁莽者乎？种种事迹，无一在情理之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此等传说，在秦汉间实未易枚举。且如指鹿为马之说，又岂可以欺孩稚邪？（《中国史籍读法》，见《史学四种》，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