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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全盛时代，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
周朝是一个社会组织剧烈变迁的时候。为什么呢？古代的社会，大抵是自给自足的。其时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人所种的田都是公家的，用公平的方法分配工人所做的器具，是供给众人用的，由公众养活他。（古代公产社会里，本有这一种人，到封建时代，就成为工官）商人是代表本部落，到别部落去交换的，盈亏和他本身无关。所以这时候的人，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这是封建的全盛时代。
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此时各部落的生活，实已互相倚赖，从前要多造的东西，这时候可以不造，而向人家换得，该少造的东西，却可以多造，去和人家交换。从前职业的分配，就不再合理，就要逐渐破坏了。向来平均分配的田，因人口增加，感觉不足，于是用为经界的阡陌、沟洫，逐渐被人开垦。（田间的陆地，总称为阡陌，亦就是往来的道路。水路总称为沟洫。把这些地方，开垦做田，总称为“开阡陌”。世人误以为开阡陌是商鞅所做的事，这是错的。开阡陌是人口增多，土地不足时自然的趋势，商鞅不过承认他罢了。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九章第三节）田的分配，就不能公平，没田种的，愿意出报酬，借人家的田种；只有坏田的人，也愿意出报酬，种人家的好田，就发生所谓田租。（国家对于农田所征收的，古代谓之“税”，汉时谓之“田租”，宋以后谓之“赋”。有领土权的私人，征收佃农的，历代亦称为田租，又称地租。土地不曾私有时，只有国家所收的为田税，所以税额减轻，农民就受实惠；私家所收的地租发生后就不然了）田以外的土地总称为山泽。从前本来公有，遵守一定的规则，大家可以使用。（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至此，亦落入私人手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因种树畜牧、开矿、煮盐致富的人，就是占据山泽之地的）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商人则买贱卖贵，更可以得大利。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破国亡家者相随属”呢？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东周之世，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度的演变中。
社会进化之畸形
社会的进化是畸形的，有许多事情固然今胜于古；有许多事情却是古胜于今。大抵在物质方面，今胜于古的多；至于社会组织，则确有古胜于今之处。这并非我们的聪明才力或道德，不及古人，实因古代的社会小，容易受理性支配，后世的社会却不然，如庞然大物，莫之能举，所以只得听其自然。（《来皖后两点感想》，原刊《安大周刊》1932年第87期）社会的组织而要求其合理，是必须随时改变的。但这是件极难的事。往往其组织已和其所处的地位，利害冲突，不能相容了，而人还没有觉得。即使觉得，抑或因种种方面的障碍，惮于改革；或虽欲改革而不能；又或勉强为之而致败。于是因事实的迁流，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发生；而此所谓新制度，全是一任事势迁流之所至，无复加以人为修整的余地，各方面自不免互相冲突。乃亦听其迁流之所至，互相争斗，互相调和。所求者，不过含有矛盾性的苟安，和前此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大顺世界，全然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00页）
封建时代，人是要讲究身份的。饮食、衣服、宫室、车马，各有等级，丝毫不能僭越。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前此贵族对于平民，是有很大的势力的；至此亦逐渐丧失，而代之以富人对于穷人的权力。甚至贵族的本身，也不能不俯首乞怜于他们。总而言之：从前的富和贵，贫和贱，是合一的；这时候，富的人，实际上就受社会尊贵，穷的人就被贱视。虽然在法律上的地位，富与贵，贫与贱，都得一样受法律的制裁，确只是具文而已。
贵贱等级平，贫富阶级起
东周以后，为封建制度破坏，商业资本兴起之时，故贵贱之等级渐平，而贫富之阶级随起。其现象之重要者为：（一）诸侯大夫，互相兼并，亡国破家者，皆降为平民；（二）而平民社会中人，亦多渐跻高位，如游士是也；（三）井田制度破坏；（四）山泽之地，亦为私人所占；（五）工业亦入私人之手；（六）商业日益兴盛。于是贫富不均，而社会之风气，亦大变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8页）
古代平民的家庭，本止五口、八口，贵族则多系聚族而居。在父权伸张的情势下，就发达而成宗法。宗法是崇奉一个男子做始祖，他的继承条件，第一个是嫡，第二个是长，嫡长子代表始祖，是为大宗宗子。以后代代如此继承。嫡长子之外，其余的儿子，都别为小宗。小宗宗子，可以管辖五世以内的亲族，就是从自己高祖分支下来的人。大宗宗子，则凡同出于始祖的人，都要受他管辖。所以古代的贵族，团结的力量极厚，然而此等制度，做宗子的，必须为有土之君才行。因为如此，才能养活其族人；否则各自谋生，就要散而之四方了。所以宗法是要和封建并行的。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五口、八口之家，是“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这是财产私有之世，相生相养，天然的一个团结。至于合数百口而成一大家族，则是交易未盛，每一个大家族，即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团体，有以致之。交易盛行之后，此等家庭团体，自然不能存在了。普通的议论，都说中国人是大家族，这是错的。中国此等大家族，除非内地经济极落后的地方，还有存在；以中国之大论起来，实在不算得什么，较之欧洲人，只多上父母一代。宗法制度，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孔子学术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老子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墨翟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第一，在封建时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到社会组织变迁，人民有余力能够研究学术的人就多了。第二，贵族既多失其地位，一变而为平民，于是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私人的教育，大为兴盛。第三，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而贵族腐败，贤君往往要登庸有才能的人，士人就有以立谈而致卿相的，因此想借学术以弋取富贵的人，亦就不少。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
评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近来的人，都说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的时代，后世都比不上他，这话也未必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固然有各专一门，各极高深的长处；也有偏执己见，不了解他人的立场的毛病。譬如墨子的主张节俭，自因为当时贵族奢侈，人民穷困之故。社会穷困之时，应得节俭，是从古以来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庄子却说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则坐视着冻饿的人冻饿，你还是奢侈你的，抚心自问，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说有好政治，穷是不足为患的。墨子何尝说穷是最后的忧患？天然的忧患？不过在当时困穷的情形之下，节俭就是最好的政治罢了。这不过举其一端，其余这一类的地方还很多。总而言之：当时学术的能够分争角立，互相辩论，固然有其好处；然亦因其在初兴之时，彼此的立场，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后世，没有这种激烈的辩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会上通行得久了，各种学问的所长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么激烈的辩论。我们试看：《史记》的末一篇《自序》载他父亲司马谈论阴阳、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话，以及《汉书·艺文志》论各家的话，大都有褒有贬。其所褒贬，大致可说是得当的，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只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发达，有光采的时代，不说他是最好的时代。（《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68—69页）
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拣几家最重要的来讲讲。在当时的人物中，最受后世崇拜的是孔子。孔子的学术，就是所谓儒家之学。他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他的哲学思想，最高的是“易”和“中庸”。易是发明宇宙万有，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所以我们做事该时时观察环境，定一个最适当的应付方法，那就是所谓“中庸”了。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也是很高远的。他所想望的境界是“大同”，而其终极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至于修身齐家，是达这目的的基本工夫。
儒家的理想与价值
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太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二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想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该。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03—304页）
孔子被后世的人尊为圣人，他所做的书，和后人记他的言行，或记录阐发他的道理的书，亦被尊为经。［《诗》、《书》、《礼》（《仪礼》）、《乐》、《易》、《春秋》，据儒家说：都是孔子所删定的，谓之六经，其中《乐》是没有书本的，所以又称五经。解释经的书，汉人谓之“传”，记载故事的，汉人谓之“记”；如《礼记》《春秋公羊传》《左氏传》《穀梁传》就是。《孝经》《论语》汉人亦称为传。《孟子》本是儒家的子书。《尔雅》是儒家的辞典。《周礼》，汉朝的今文家是不信他的，但是这许多，后世也总称为经。《大学》《中庸》，本是《礼记》里的两篇。宋朝的朱子，把他摘出来，合《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其余诸家则都称为子。诸子中重要的有老子。他的见解，是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他又主张天道是循环的；刚强的人，终必摧折；所以主张守柔。又有庄子，鉴于宇宙的广大和变化无穷，主张齐万物、一生死。老子和庄子的学术，都称为道家。墨家之学，是墨翟所创。他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他却极善于守御。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商鞅和韩非。当时列国，用这一派人物的，多能收富国强兵之效。（还有申不害，做过韩国的宰相；李克，亦作李悝，做过魏国的宰相；吴起虽然是兵家，他的治国，也很近于法家的，曾做过楚国的宰相；一时都收富强之效）此外，讲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讲外交的法子的有纵横家。讲农学的有农家。讲医学的有医经、经方两家。（见《汉书·艺文志》。前者是针灸一派，后者是方剂一派）以古代宗教上的迷信做根据，而研求哲理的，则有阴阳家等。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了。
先秦诸子各有所本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10页）
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
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何则？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皆出于后之人（张孟劬尝以佛家之结集譬之）。欲从其书中，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几于无从措手；而一家之学，则其言大抵从同。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此在汉世，经师之谨守家法者尚然。清代诸儒，搜辑已佚之经说，大抵恃此也。故治先秦之学者，无从分人，而亦不必分人。（《先秦学术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