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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读叶圣陶先生《西川集》，知道佩弦先生有这样一本书问世，当时急于要看，苦于得不到手。直到最近，才算如愿以偿，然而已早是望眼欲穿了。手头的这一本是文光书店1946年9月在上海再版的，看来渴望读到此书的人还不少呢。
佩弦先生的思想一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至其思路之清晰，识见之高远，尤令人叹服；而更以治学态度之谦为最难得。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现在大多数的学人，受西洋洗礼过深，对固有的传统文化，十九采取鄙视态度。间有专以治国故为事业的，亦往往标新立异，故出奇兵，炫鬻取胜。这种偏颇的做法，正如沙滩造屋，一阵大风便会吹倒，是不会有什么存在价值的。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这对于文化的了解与建树，也还是无关痛痒、不足轻重的。佩弦先生对西方文明接受得很多，对传统文化又有顶深邃的了解，在学术建设方面绝无上述那几种毛病。这从本书的《自序》里，就可以看出他正确的见解来：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有了这种开明的见解，自然有其开明的办法：
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固然如火如荼，可是成果却微乎其微者，对旧传统的蔑弃固为大病，而于新知识的接受，总是犯了浅尝辄止的毛病，结果只得到一点皮毛，也是摧残文化的一个致命伤。一般人看了“文学史”“国学概论”一类的书，便以为已经了解“文学”和“国故”是什么，甚至还有专以在“小册子”上用功夫引为自豪的。这样的青年人读了先生的这番话，亦可以自省矣。
本书的内容，亦正如先生《自序》中所说：“……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此书还有一个特色，即依照传统的意见，将《说文解字》放在最前头。谈“五经”“四书”之外，以《诸子》一篇谈先秦诸子，以《辞赋》一篇谈《楚辞》、汉赋。史部则谈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书。先生尽管自谦：“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然而以述为作的人，果无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
最后，愿意说一点自己的偏见。即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谈“诗”与“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可确是由衷的话。也许先生毕竟是治文学的人，对这方面有更深的修养所致欤？
吴小如1947年岁次丁亥闰月之杪燕城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