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视频会议——VidCon(网络红人大会)首次在英国伦敦举行。VidCon展示了网络视频世界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会议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天,数字营销人员身着得体的西装,讨论着如何把握关键用户,而大部分负责业务发展的工程师则顶着一头乱发,中年男性的肚腩很难被品牌T恤遮掩,他们讨论着在YouTube上做大的秘诀。
然而,到了周末,会议就会变得很奇怪。大厅里充斥着女学生见到偶像时的尖叫声,你还会看到一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网络视频的企业文化和社群文化在此碰撞。
2019年时,YouTube博主汉克·格林和约翰·格林两兄弟已经创立VidCon 10年了。在这10年里,VidCon的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YouTube的崛起。YouTube从一个上传家庭视频的古怪网站变成了更广阔的平台。VidCon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会议小组和参与者数量,到普通博主逐渐摆脱数字视频明星的身份转而变为名人的方式,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它一直是一场关于YouTube的会议。
我的朋友佐伊·格拉特建议我留下来参加下一场小组讨论,那是一场关于一款我略知一二但从未使用过的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的讨论。我对那场小组讨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它直到中午才开始,而我一大早主持了一场关于YouTube博主心理健康的会议,已经数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我知道TikTok在其他一些地方很流行,但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层层转述之上的。尽管我知道TikTok大受欢迎,但仅局限在一些方面,就像外国人只知道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为其成员支付着天价薪水,却不曾真正了解它,或者从未了解过为什么会有人关注它。但是佐伊十分坚持,于是我挑了一个远离会议室喧嚣的安静区域,参加了那场TikTok小组会议。
然而,就是这场会议改变了一切。
在那次的网络红人大会上,一些小平台举行的小组会议大都比较无趣,创作者、经理、广告商和品牌商在讲台上聊天,观众也懒洋洋地用手机浏览着电子邮件。
但关于TikTok的会议却给我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首先,除了那些陪着孩子的父母,29岁的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与周围的人有着明显的年龄差异。听众将头发编成辫子,脸颊上画着闪闪发亮的条纹,他们兴奋地跺脚,几近尖叫。这场会议的基调和氛围是与众不同的,当小组成员谈论商业、品牌协议以及平台发展机会时,当主持人开始让观众提问时,观众兴奋地将手高高举起。有些孩子甚至在座位的边缘摇摇欲坠,只为了将他们的手再举高半英寸 。
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就如我眼前看到了立体模型般极具启发性。虽然大多数YouTube的小组讨论了每千次点击率或者CPMs(一种盈利机制,是指广告商为了1 000次广告浏览量所需支付的费用),又或是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益处等专业问题,但在TikTok的讨论会上,最棘手的问题却来自一个天真的孩子。她问自己的偶像如果在录制过程中笑场了该怎么做。包括维基·班纳姆、汉娜·斯诺、劳拉·爱德华兹在内的TikTok博主并未就录制方面的内容做过多回答。
5个月后,美国的VidCon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会议中心举办。这场会议比此前在英国举行的那一场规模更大、更受重视、更大胆前卫。虽然我并未参与此次会议,但我的很多新闻界同行都出席了,并经历了我此前在英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当发色闪亮、皮肤洁净、拥有无可挑剔的古铜色皮肤、风格独特的年轻人在精心编排的节目中跳舞,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聚集在他们周围时,这种心态转变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TikTok视频最初的模式。仿佛忽然之间,TikTok成为每个人谈论的对象。
Lil Nas X(蒙太罗·拉马尔·希尔)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中破纪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TikTok将《乡村老街》用作视频模板。碧昂丝也在一首歌中提到了TikTok,甚至连威尔·史密斯也加入了TikTok(他于2018年1月加入YouTube,2017年12月加入照片墙,2019年10月注册了TikTok账号)。
但是,除了关注最近有哪些新的名人出现,人们对这一应用程序的关注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围绕TikTok的讨论已经从简单地理解它受欢迎的原因转向更深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