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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1999年预测的基础上，福卡智库再次预言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并著有《中国步入经济起飞期》《中国步入战略机遇期》等相关书籍（2004年出版），对起飞期的内在逻辑与机理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从当时的情况看，1999年的预言已基本兑现：体制释放与“新政”表现在改革的深化，即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国资改革、金融改革的新思路与新举措，以及政府职能改革还政于市场的进步；装备工业的发展表现在“世界大工厂”概念的形成，与1999年的情况相比，2003年中国的生产能力、规模以及工业化程度排名均有所提高；消费水平步入新阶段，房地产业与汽车业已经成为支撑GDP的两大重要支柱，对GDP的贡献率接近50%，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房车并举的时代，尽管当时只有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享有，但这并不影响GDP的增速；以文化教育、体育全面市场化、产业化为特征的后三产时代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其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难以估量，高校不断扩招，文化产业之繁荣前所未有，吸引外资蜂拥而至，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市场。这些因素确实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但倘若预言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那么它们的“功率”又略显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又出现了新的动力与变量，这些力量的组合将支撑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
首先是国内市场的形成。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二次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新局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民间金融获得“准生证”释放10万亿元的巨大能量，成为传统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加速金融市场的盘活进程，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与发挥；区域经济整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充分利用中国经济格局中“落差”产生的能量，从非均衡转向逐渐均衡，由此产生强大的内需，达到积极财政政策追求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已经升级的消费又将达到新的阶段，以手机、服饰为代表的个性化的消费模式将制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体制创新。中国的发展重心逐渐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得到巩固，意味着现有体制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部分将被替代更新。与一次改革中凸显的“体制释放”不同，体制创新带来的能量更加强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制定出避免地方官员迫使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公司或农业公司的保护措施，长远且极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南美洲的相关经验表明，这将引发大量的经济行为，秘鲁农民在获得130万块土地所有权后，每年增加32亿美元的收入。
再次，不断增加的保持吸引力的经济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拥有吸引外资的经济概念——信息产业，在全球资本过剩的情况下，经济概念是引资、发展的重要手段。显然中国在此领域优势明显。直观地看，中国有西部大开发、东部率先现代化等概念，又有世界大工厂、跨国采购与物流中心等中小概念。而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2035年提前完成“三步走”战略，又有极强的经济吸引力。东北亚区域整合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2002年中韩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中日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前景可观。此外，创新时代的概念又具丰富的想象空间。
最后，在国际上兑现比较优势的时机。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并未出现此前预测的悲观局面，相反连创新高，对GDP的贡献率有增无减。民企与外企取代国企占据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终于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上兑现出来。此意义非凡，因为此前国际贸易中的不对称地位束缚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能力，无法全面兑现比较优势。从长期看，中国不可能无限期、无限制地兑现比较优势，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将确保中国企业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起飞期与世界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带来的产业革命密切相关。中国不仅继承了工业化产业链的延展，又抓住了信息化的浪潮，充分享受到文明切换的好处，天然具备经济起飞的时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