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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民主制全盛时期（即柏立克利当权时期，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第三段廿五年间），在阿那克萨哥拉发表他的关于自然界的学说之时有些思想家已经把注意力转到人事问题了。
当时为柏立克利所尊重的人物之中，阿那克萨哥拉之外还有普罗泰哥拉。这两个人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俩都是民主制的拥护者。他们都对传统的神表示怀疑，并且都因为这件事而被逐出雅典。
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1—前411）是阿布得拉人，所以他和德谟克利特是同乡。两个人的年龄有大小，但是同时人，大概有交流思想的机会。普罗泰哥拉是劳动人民出身，曾当过脚夫，因勤学变成博学多能，后来成为第一个“智者”（Sophist）。
雅典的民主制是公民每个人都自己出席于城邦的会议，并且遇着诉讼，要自己替自己辩护的。因此要想参加政治或保卫自己权利的人都要有辩才；要有辩才，当然也需要有政法伦理的知识为依据。当时还没有固定场所的高等教育机关。因此就出现了“智者”。智者周游各城市，公开讲学，只要出相当的学费，就可以向他们学习“在私事上和公事上的明智”（普罗泰哥拉的话）。
智者因为要教人辩论，所以很注意文法、修辞学及演说术和辩论的格式。他们直接对于语言学的这些方面有贡献，间接促进后来形式逻辑的成立。末流的智者不免陷于诡辩。因此与智者相当的这个希腊文原字后来带有诡辩者的意义。其实不是一切智者都是诡辩者，并且他们各教各的，虽然中间有些人有共同的意见，但并不是一个学派。初期的“智者”是民主派，后期“智者”有的是很反动的。
可是当时贵族奴隶主和保守派对智者是有意见的。这是由于智者们开始把传统的风俗制度作为辩论的问题。例如，神的问题。贵族奴隶主要保持对神的信仰，以便于控制民众，而智者则对神表示怀疑。
普罗泰哥拉的著作全部失传，只留下几句话。在他的《论神》一书内，他说：“关于神，我不能确知他们是有是无，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样子；因为对于这种事的确实知识有好多障碍，主要是这件事暗昧难明，并且人的生命很短。”他在他的《论有》内说，“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对于存在的事物，是它们存在的尺度，对于不存在的事物，是它们不存在的尺度。”这句话含有反对当时贵族奴隶主所主张的“神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意义，是说人可以改变社会制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这就驳斥了统治阶级以为旧制度出于神意的宣传。 [1]
这句话的后一段含有存在不存在是以人经验到不经验到为标准，这是说不可能知道的事物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怀疑神的存在的理由也就是依据这一点。他以为几何学是依据经验，不是先乎经验的。可见他在认识论上是个经验主义者。
普罗泰哥拉以为人不是生来就好或就坏，但人人都有道德的倾向，可以教育成为好公民。这个时期，希腊人已经知道技术是可以教练的。明确地提出政治上、伦理上的美德可以由教育养成，要推普罗泰哥拉为第一人。
普罗泰哥拉最早从自然研究转到人事问题的注意，引起人们关心人怎样思想、怎样欲望这些问题。这对于心理学的发展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他认为人人可以教育成为好公民，这也是进步的心理学思想；因为当时反对派认为劳动人民素质低劣，不堪培养为好公民。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普罗泰哥拉的后辈，但曾与后者谈论过。他也被雅典人称为“智者”，因为他同普罗泰哥拉一样用辩证方式追求道德法律的根据。可是除这一节以外，这两个人几乎在其他方面都是对立的。
普罗泰哥拉拥护民主制；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虽然他不是贵族，是小资产阶级雕刻师的儿子）。苏格拉底晚年因为反对民主制被处死刑，服毒而死。
普罗泰哥拉对神怀疑；苏格拉底则相信有神安排世界的一切以适应人的需要。他把阿那克萨哥拉由努斯最初推动世界之说变为目的论的世界观。他也信人死后有不死的灵魂。
普罗泰哥拉注重人的直接经验，以为知识是根据经验的。苏格拉底则以为知识是人的理性中所固有的；教育只是设法把人所固有的知识引出来。他这个主张，到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就推演为伊迭耶（Idea）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学说。这个学说对后来唯心主义的影响甚大。
苏格拉底的讨论方法也与普罗泰哥拉不同。普罗泰哥拉教学生是用长篇演讲。苏格拉底先请对方提出关于一事物的定义，然后层层追问，使对方自己陷于矛盾，这样讨论下去，可能得到对于这个事物的明确定义，或是得不到。这个最后的定义，苏格拉底认为是人人会同意的，表现这个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称苏格拉底的这个方法为“归纳的论证”。苏格拉底自己称这个方法为产婆术，意指如上文说过的只是把人内部所已有的知识引出来罢了。
苏格拉底认为从个别事物可以归纳而得到一般的东西，可以由定义表达出来。这一点对于理解概念的形成方法是有贡献的。可是由于他站在反动贵族的立场，所得到的关于道德的概念，如何为正义、不正义、高尚、卑鄙、勇、怯之类，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这一点，在讲到柏拉图学说之时，将要更看得明白。
[1] 这个对普罗泰哥拉这句话的解释与一般传统的理解不同，是根据B. Farrington， Science &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1939）书中的分析，特别是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