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稿是讲西方心理学发展史，自古代希腊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止；有时也说到1940年以后的事，那只是附带提到的。这里只讲西方心理学的一般方面的历史，不讲心理学的特殊部门，如儿童心理学、病理心理学的历史，并且心理学的各种应用科目，如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等的历史都不包括在内。换言之，本稿是讲西方心理学通史（有的地方好像是讲到特殊部门的历史，那是因为这种见解已成为心理学界全体的论题。例如精神分析，所以必须讲到，这不是特殊部门的历史，这是讲通史）。

西方心理学通史是一个地域的心理学通史。它的任务与一切心理学通史相同。简要地说，它有下列两种任务。

第一要讲述在西方历史上正确的心理观与不正确的心理观斗争的过程。

所谓正确的心理观，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简单地说，这就是认为心理是高度组织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实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而被反映的物质界是第一性的，但心理对物质界有反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应该注意到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期才创立的，并且一般地说，在它创立之后，在本稿所讲的时代内，西方学术界还拒绝辩证唯物论（归根到底，这当然是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所以本稿没有叙述辩证唯物论的心理观的发展，只是试图依据这种心理观去批评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心理观。这里所叙述的是就西方历史的某阶段看来是比较正确的心理观与不正确的心理观的斗争。一般地说，历史上的不正确的心理观是唯心主义的心理观；比较正确的心理观是唯物主义的心理观，虽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多少都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不理解心理对客观实在的反作用。知道这种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与心理观问题有关系的是认识论上的问题，如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以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因其与认识的心理过程有关系，所以在必需时要简要地提及。毛泽东同志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本稿将谈到西方历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的片面性。

西方心理学通史的第二任务是要介绍西方历史上有关心理学的重要见解和发现。心理学的哲学观点和有些一般理论会受社会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内容之中有些是关于个别的、特殊的心理学问题的事实材料，这种材料与心理观是有区别的。有些抱不同的心理观的人对于某一种特殊心理现象，例如某种感觉过程，可能有相同的见解。这是由于一般性的心理学理论有些不是与对于某种具体的心理事实的解释有直接联系的。至于这些人对于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心理现象观察到同一事实，是更为可能的事。 ^[1] 有些对心理学问题的理解，虽然不正确，但因为它有较大的影响，也要谈到，并且加以简要的批判。

心理学通史承担了上列两项任务，除了作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方面以外，是为了替心理学研究作一般的准备。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工作不能限于接受前人的正确遗产，必须追求新的成绩，发现前人未知的事实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知道前人已有的成就，因为前人已经发现了，自然我们就不必重复这个工作；并且新的发现必须在旧的发现的基础上前进。这些道理几乎是不消说明的。

科学的研究工作必须一步一步地进展，所以研究的题目，无论是理论的或是实际应用的，通常是范围很小的。关于这些细小题目的前人成果，当然不能在心理学通史内都谈到。从事研究者必须钻研那个题目的特殊文献；这个工作可以认为是研究这个题目的特殊准备。对这个特殊准备来说，心理学通史就是研究工作的一般准备了。为的是有了对心理学史的一般了解，就更能够利用前人的成果去解决现在所研究的问题。这对于研究工作是有利的，并且是不可少的。

西方心理学史，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三个时代。

奴隶社会——古代

封建社会——中世纪

资本主义社会——近代（近代又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等等时期）

近代史包括现代西方心理学派别的发展。本稿内材料的分配是：古代和中世纪三章，近代十六章。一个时代又大略按国家区分。这些分章只是为叙述的方便。其实各时代各国家的材料是不均匀的。

心理学在西方分化为一个独立的科学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事。但是，讲一个科学的历史，一般要从这个科学的萌芽时期讲起。所以西方心理学史要从古代希腊开头。时代越早，心理学的分化的程度越低；所以讲到当时的历史要牵涉到比较广泛的方面；越到后来，讲的范围就比较越明确，也越狭小。这好像一个漏斗，上大下小。这样讲，似乎对于理解心理学的发展有一些好处。这是就涉及的范围广狭而说。至于实际的内容，则恰恰相反；越到后来，内容越多。自冯德起，就有七章（第十三至十九章）之多，占全稿三分之一还不止。这就像座金字塔，上小而下大了。

本稿中遇到编者认为必须批判之处，一般据编者水平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加以批判。这些批判当然只是编者一个人的意见，很可能不正确，只供参考。也有一些地方，只举出历史事实，未加批判。这是由于三种原因之一：（1）编者水平低，不能够批判，（2）找得的材料太少，因而不能够分析，（3）一般读者都知道其错误，例如有神论、灵魂说，等等。而这些历史事实又是编者觉得应该提到的，所以只叙述而不批判。要紧的是：这种不加批判，并不含有肯定它是正确的这个意义。

这个稿不含结束语。为的是要让看到它的人自己做总结。例如，他可以拿心理学史中的一个题目，如前人对心理是人脑的机能或是灵魂的作用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历史上经过如何变化做一个总结，或是把前人对心理学方法的见解做一个总结，或是其他题目也可以。做这种总结时，最好看些补充材料，因为本稿是心理学通史，并且只是大纲，对于任何题目的历史，不会说得很详细很完备的。这种总结当然要包括对前人见解的批判。

[1] 列宁把一个科学（包括党性强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它的事实资料区别开。他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面根据他们的综合统计资料作出自己的结论，如他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一个学科的一般理论错了，并不意味着它所根据的事实资料一定都是错的；只要对后者审慎地批判地选取，这种资料是可以利用的。

现在引列宁论这种区别的一段话于下：

“……这些教授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