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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兴起于公元一世纪。当时罗马帝国中的被压迫的人民，奴隶和城乡的贫民，生活困苦，群起反抗统治阶级。由于力量软弱，不能得到最后成功。因之他们幻想着未来的幸福，盼望有救世主来改变社会的状态。自二世纪下半期以后，社会更加混乱，大多数人悲观失望，向各种各样迷信和宗教寻求安慰。由是，当时的中等阶层，小地主、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也开始加入基督教团体。基督教的组织起了变化，它的势力也渐渐扩大。罗马统治者压灭不了它，就反过来认基督教为国教，利用它麻痹人民。四世纪以后，希腊各哲学学派的势力日趋衰微。至529年，在雅典的各哲学学派的讲学场所全部被统治者关闭了。
约自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的四百年间，基督教的上层教士为了扩大教会，维持教内团结，抵抗其他哲学和宗教，从事吸收希腊哲学中为他们可以利用的成分（特别是斯多噶学派的学说），与它的原有信仰相凑合，以建立它的教义体系。这些人被称为教父。在这些教父中影响最大的是奥古斯丁。
我们见到古代希腊思想家对于人的心理的看法，一般是偏重理智作用的。到了古代后期的伊璧鸠鲁、斯多噶等学派，情感、意志方面渐被重视。基督教流行之后，这个倾向更加高涨，因为基督教是强调情感意志而轻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奥古斯丁正是代表这个倾向。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曾是新柏拉图学派和摩尼教的信徒，后来信奉基督教。他认为人和世界是有人格的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滥用自由犯罪，这个罪孽传给他的后代的每个人，使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恶的，需要赎罪。这就是所谓原始罪恶的学说，不用说是极反动的。
奥古斯丁以为真正的知识只能在出神状态中与上帝会合，才能得到。这是接受了新柏拉图学派的神秘主义。他又以为上帝启示的宗教真理要先信仰然后才能理解。这是蒙昧主义。他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又表现为反对科学，反对关于自然界的研究。
奥古斯丁认为内心经验与外部世界有明确的区别。外部世界由感官认识；它是物质的，占空间的，在空间内移动的。内心经验由个人反省而知。内心经验的主体，即灵魂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怀疑必有怀疑者，这怀疑者只能是灵魂。他认为一个人怀疑，他就了解他怀疑，记忆他怀疑，他就在思想，心、灵魂确知它自己是如思想，理解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它不能确知是脑或其它物质。所以灵魂由内心经验知道它自己是非物质的，不占空间的。外物的存在也无可疑，因为心明明知道它与它所知的外物有区别。奥古斯丁由是达到心物二元论。
奥古斯丁的二元论当然是错误的。他强调内心经验的丰富，在当时虽然有使人注意心理现象与物质现象有不同这个作用，但是他的方向是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自奥古斯丁以后，人就渐少注意灵魂与生命的关系，而更把它与意识现象相连。
奥古斯丁以为人是灵魂与身体的结合。灵魂指挥身体的一切活动；身体的生长也依赖灵魂。感觉是灵魂的功能，不是身体的功能，身体只是灵魂感觉外物时的媒介。灵魂能作用于身体。但是他不肯明说身体能作用于灵魂，只说身体变化则灵魂也有变化，可是灵魂不是因为身体的作用而起变化。他认为人有意识不到的身体过程，所以身体是部分地独立于思想和意志之外的。这使他更相信二元论。
奥古斯丁以为灵魂的活动是统一的；灵魂（理性灵魂）的三种功能（1）自觉的记忆，（2）理智，（3）意志——贯穿于一切心理活动之中。“这三个是一个，一个生命、一个心、一个本质。”记忆包含理智和意志，因为我记得我记忆之外还记得我理解和立志；理智包含记忆和意志，因为我理解我理解之外还理解我记忆和立志；意志包含理智和记忆，因为我立志我要立志之外还立志要记忆和理解。就是简单的心理活动也包括这三方面：例如在感官知觉中，不断自觉自己在知觉，即记忆作用；知道有多数可以注意的对象，即理智作用；从这些对象之中选一个加以注意，即意志作用。奥古斯丁又以为记忆、理智、意志是多少独立的才能（Faculty）。因此有人认为才能心理学起于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又认为意志是心理生活的根本，其余只是意志的表现。如简单知觉，也含有意志，因为不注意，就知觉不到，而注意是意志的作用。奥古斯丁这样抬高意志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是对前此理智主义的心理观的改向。他重视意志与他的信仰主义有关；他以为不信仰上帝则不能认识上帝，要为善必先有向善的意志。他以为是意志决定动机，不是动机决定意志。
可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并不一贯。他以为人因有原始罪恶，他的意志不能向善，所以只有信仰上帝的力量才可以得到拯救；这样说，人的意志的作用就很小，它就是软弱无力的了。
奥古斯丁的思想直接影响基督教徒，间接影响整个西方社会。他的思想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基督教教会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之后，奥古斯丁的影响才被削弱。可是现在基督教教义也还有他的影响存在。
古代欧洲，约自希腊被罗马所灭以后，学术渐趋衰微。罗马统治阶级素不重视科学，后来基督教教会也反对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古希腊所得的科学知识，假如没有全部被遗忘，至少也几乎完全没有进展。
约自公元九世纪初期起，统治者因为要训练传教士和管理剥削的人员（多数也是教士），开始设立学校。到了十三世纪，英、法、意等国都有大学。这些学校所设的学科，都是为神学服务，目的在于为神学辩护，为宗教信仰找理由。这些学校所讲的理论，被称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烦琐无谓，又译为烦琐哲学］。
西欧的社会秩序，自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比从前安定，商业和手工业也更加发展。因此，人们比前此更重视现世生活和科学。同时西欧人起初由于阿拉伯学者对于古希腊学术著作（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注解间接地接触到古代的科学遗产，
后来又直接地接触它。由于这些原因，科学渐渐复兴，先是医学，随后其他科学也受人注意。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思想渐渐抬头，开始与基督教的正统思想，经院哲学相对立。
基督教教会为避免教义全部的崩溃，就设法吸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加以改造，使它与教义调和，弄成新的经院哲学体系，以维持教会的思想统治。这个新的经院哲学体系完成于托马斯·阿奎那之手。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生于贵族家庭，十七岁入多米尼克僧团（Dominicans，一个行乞传教的团体）。他学哲学、神学。后来在好些地方教授这种学科。他参加教会的很多活动。
阿奎那的思想是为罗马教会服务的。他宣传社会的所有阶级是神定的，人民应服从教会和封建主，而封建主则必须服从教会；君主被教会逐出后，人民即可不服从他，他主张教会应把异端的人烧死。
阿奎那尽量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对于它与基督教基本教义冲突之点，他还是抛弃它。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界的质料、物质，是原来有的，并永远存在的，阿奎那则维持世界质料是上帝从无中生有而创造出来这个教条。在亚里士多德，灵魂是身体的形式，身体灭则灵魂也灭，只有主动理性不灭，但主动理性无人格，只是还归于世界理性，所以一个人死了就没有这个人的灵魂了。而阿奎那则以为人死后还有人格，有个人私有的意志、记忆，乃至个人的所见所闻的灵魂，生前是这个人，死后还是这个人。他这样维持了基督教的主要信仰。
阿拉伯学者阿威罗伊（Averroës，1126—1198）因为主张与他所崇奉的宗教教条不合的学说，又想避免被认为异端邪说，曾提出“二重真理”论，大意是说哲学（包科学）的真理是由理性达到的，而神学的真理是由神的启示得到的，是信仰的事情。可是阿奎那为了相反的目的，也持二重真理论。他以为基督教的教条是上帝启示的，不是由理性得到的，哲学的真理是由理性得到的，是逻辑辩论的事情；但是教义虽然是启示的，超理性的，却可以由理性领会，因此要尽量以理性为教条找理由；这就是神学的任务。阿奎那的目的在于这样可以使宗教信仰的地位更加巩固。然而后来的事情正是相反，理性发挥它的威力之后，超理性的东西就被看出是反理性的了，这是经院哲学由内部矛盾而解体的一个原因。
在阿奎那以前，基督教的正统派对于普遍性问题，是实在论者。这是因为好些教条需要实在论来支持，例如，原始罪恶的信条；假如如唯名论
者所说，普遍性只有词语，并不实在，只有个别的是实在，那么，就有理由说亚当的罪恶不能传到后代的任何人，也有理由说罗马教会不高于各国的分会和教徒个人，没有使后者服从的权威。阿奎那则对新起的重视感官经验和个别事物的科学倾向让步，采取调和的论点，以为普遍性作为诸多个别事物的本质，是
存在于
个别事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作为人从个别事物抽象而得的概念是在人心之中，是
后乎
事物的，但作为上帝心中的观念，是
先乎
事物的。可是他也不同意柏拉图以为普遍性是离乎任何心灵而独立存在的说法。
阿奎那认为一切知识从感官经验来。人初生时心是空白的。特殊感官供给材料，共同感官把它们整合起来，然后理性抽出普遍的形式。这基本是采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以为感官知觉已经有初步的概括作用；人不特看见蓝杯、蓝盘，并且看见蓝，看到这些个别物件的共同性。阿奎那认为理智和意志彼此互相依赖，知识为行动服务，而行动也会促进知识。但是他以为理智高于意志，意志受理智的指导。意志必然选取理智所认为最好的；这种必然性就是自由。人选取它，因为人以为它是好的，所以人应对所选取的行动负责任。可是阿奎那以为在特殊的场合，意志高于理智，即在灵魂所追求的对象高于灵魂自身的时候，如爱上帝。在抬高理智活动这一点，阿奎那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的。
阿奎那的思想体系是为封建主（包括基督教教会）服务的，因为他利用了亚里士多德学说，这就使对科学的发展很有贡献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科学再进展的阻碍。
阿奎那思想体系出现后，教会内有比较进步的分子反对它，争论断续地进行了几百年。到1879年罗马教皇黎阿第
十三（Leo ⅩⅢ）宣布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天主教的神学的基础。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英国人需要科学知识。他们对剥削他们的罗马教会不满；同时，英国王朝也因为罗马教会要取去他国家的收入而反对教皇。这些情况使英国发生反对罗马教会的正统派思想和重视科学的倾向。罗吉尔·培根、司各脱和奥卡姆是这个倾向的代表。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0—1294）反对当时罗马教会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来束缚人的思想。他以为亚里士多德只是古代的权威；他的话是否正确，应该用实际观察来检验。他认为抽象思维必须根据经验，强调研究自然界应该依靠实验和数学，并认识到一切科学是互相联系的。他注重自然知识的应用。
罗吉尔·培根以为形式与质料只是一物的两方面；既然灵魂是身体的形式，那么，就没有无灵魂的身体，也不能有无身体的灵魂。这就不免与死后灵魂不灭的教条冲突了。他以为一切研究要从整个个体出发。他主张要从经验来研究心理现象。
可是他的思想受了时代的限制。他有二重真理论的思想，以为经验有两种，一种依赖外部感官，可以得到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依赖内照或灵感，由后者可以得到关于精神的事情和一切关于人的科学之“神秘的知识”。此外，他还相信当时流行的占星术、禁咒术、炼丹术；并且以为研究自然界是为了要更深切地理解基督教的教义。
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1270—1308）反对阿奎那关于意志与理智的关系的主张。司各脱以为意志不受其他心理功能的左右，它支配理智而不受理智支配。理智有理解的作用，但理解的愿望和动力是来自意志。司各脱以意志为心理的根本，近于奥古斯丁的看法。他也像奥古斯丁，用注意现象说明他的主张。他以为外物给予心的印象是模糊混乱的一团，是意志把其中的一个印象弄到明显；意志一停止作用，印象就不明了。他以视觉有中心、有边缘来比理智也有中心与边缘；至于所以有中心，乃是由于意志的活动。
司各脱以意志不受理智支配之说使哲学完全脱离神学而独立。宗教信仰是意志的事情，所以不能用理性来为教条找理由，如阿奎那所做的那样，同时哲学是理智的活动，也与神学无干。他这样为哲学（包科学）扫清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司各脱和阿奎那虽然表面上都是二重真理论者，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很不同，司各脱是代表进步的方向的。
在普遍性问题上，司各脱也代表进步的方向。阿奎那以事物的形式为普遍性、质料为个体化的根由；司各脱则以为个体化不单是质料的事情，是普遍性与个性的结合，例如种与属的性与某甲的性合成为某甲。普遍性必须有个体才得实现。个体是普遍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所以个体是最高的实在（虽然普遍性也是实在的）。这种重视个体，即重视具体经验，是进步的科学的思想倾向。
司各脱学说在十四世纪的西欧很流行，哲学界的人有一半是司各脱派（其余是托马斯·阿奎那派）；这可见进步思想的势力渐渐扩大。
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约1300—1350）发挥了司各脱的学说。他反对罗马教会的高压，主张教会只应管理宗教信仰的事，并且主张要回到原始基督教的简单信仰和民主组织，不要神学。
奥卡姆也是二重真理论者。他宣称经验以外的事是属于信仰的范围之后，主张认识开始于感官经验而完成于思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
奥卡姆是唯名论者。他以为只有个别事物是实在的。客观世界只有个别事物，并不另外有普遍性。人的心里也只有对于个别事物的印象，没有普遍观念。所谓普遍性只是理解作用，这个作用需要两组名词，一组如某甲某乙指各个人，一组如“人”，可以指任何人。他强调只有个别事物是实在的，这表现科学思想的注重具体观察、注重事实的倾向。由于同一理由，奥卡姆主张不要增多独立存在项（entities）到必需的以外，是说不要以为普遍性、实体的形式，诸如此类，可以解释任何事物。他这个原则，后来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意指把不必要的东西剃除去）。
罗吉尔·培根、司各脱、奥卡姆三人都有注重经验的倾向，有初步的科学思想。但是他们仍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都信圣经，都有二重真理论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不彻底的，也是错误的。司各脱和奥卡姆的意志支配理智之说，虽然在当时有一点进步作用，但是不正确的。
此后科学思想日益活跃。代表进步倾向的唯名论盛行。经过了进步思想的打击，到十四世纪以后，经院哲学衰落了。到了十五、六世纪，唯物主义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就确然兴起了。
在古代希腊，思想家们对于心理活动，一般说，是偏重理智功能的。但是，到了古代后期，如伊璧鸠鲁学派等，则比前此思想家更注意情感和意志的功能。在基督教教会中，奥古斯丁为了提高信仰的地位，主张意志主义（意志为心理活动的根本）。到了托马斯·阿奎那，却为了相同的目的而提倡理智主义，为的是要以理智为信仰辩护，以抵抗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代表的科学思想。司各脱和奥卡姆则是要为科学思想开路而宣传意志主义，把信仰问题划归意志的势力范围，其实是要限制信仰，使它失去干涉科学思想的权力。所以这两人的意志主义在当时是起进步作用的。它与起反动作用的奥古斯丁的意志主义不同。但是，从一般论，意志主义是错误的。
关于普遍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说，是与概念有关的问题），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教会的正统派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和某些教条主张实在论，而以唯名论为异端。代表经院哲学的高峰的托马斯·阿奎那则采取调和之说，但仍不放弃实在论。司各脱和奥卡姆则以唯名论思想反抗阿奎那；他们代表注重个体和具体经验的科学倾向。因此，在中世纪这个长时期，唯名论始终是代表进步的、接近唯物主义的思想。司各脱和奥卡姆的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