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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后期的心理学见解

自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希腊奴隶制社会已经开始衰退;奴隶主民主制的雅典的全盛时期已成过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希腊已经被马其顿所控制,不是从前那样自由独立了。阶级斗争更加剧烈,贵族奴隶主与马其顿勾结,借外援反对民主派奴隶主,使后者终于失势。在这个社会混乱时期,出现了各种思想,其目的都在于使个人在这种环境中有个安心生活的人生哲学。因此这些不同的思想也不能不对人的心理生活有一些见解。

甲、怀疑学派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是皮浪(Pyrrho of Elis,约公元前360—前270)。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东征时,他曾跟随到印度。

皮浪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达到心神恬静(ataraxia)。要达到恬静,必须默于不可知,安于不知,对一切事物不下断语。这个极端的不可知论是奴隶主贵族陷于悲观境地的反映。

前此希腊思想家,好些人以为感觉不能给予人可靠的知识,而理性却能。皮浪则以为感觉也好,理性也好,都不能给予真实的知识。所以人对一切事物,应该不下断语,只说“似乎这样”,而不说“真是这样”。换言之,对事事取怀疑的态度。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人必须有所行动,因此也必须有所决定。那么,怎么办呢?皮浪以为在这种场合,只好遵从大概如此的意见,遵从当时当地公认的习惯和法律,因为这些习惯法律,虽然不能断定它是对的,但可以认为大概是对的。这样,在思想上默于不可知,在行动上服从当时当地的习惯,就可以心神恬静了。

在古代西方继承皮浪的怀疑论者,这里只提埃奈西德谟(Aenesidemus of Knossus)。对于他的年代,没有定论;或是公元前一世纪,或是公元一世纪,大概属于前一时代。他在亚历山大城讲学。他主张真理不可知,所举的理由涉及心理学问题。因此,虽然埃奈西德谟的年代比皮浪后得很多,也附带在这里略为述到。他总结怀疑论的理由为十个论点:(1)动物的种类不同则感觉不同,如山羊以葡萄的嫩芽为美味,人吃这种嫩芽觉得它是苦的;(2)人与人感觉不同,如有人在日光中冷得发抖,在阴中反觉得温暖;(3)一个人的不同感官的感觉不同,如有些水果,闻它是臭的,但却好吃;(4)身体状况不同也使感觉不同,如健康时与患病时,少年与老年,酒醉时与不醉时对同一东西的感觉不同,少年人觉得微风温和,老年人会觉得太冷;(5)同一东西随它的位置、远近等等而变相,如方塔远看是圆的;(6)东西不是单独出现,必定与其他东西相杂,这就使它变性,如石在空气中重,在水中变轻;(7)印象都是相对的,如一件东西在更大的东西的近旁就见小,在更小的东西的近旁就见大;(8)物性随物的量而变,如山羊角是黑的,它的小片是白的,酒少饮使人兴奋,多饮使人软弱;(9)见惯不惊,如人见太阳不觉得奇怪,在常有地震的地方的人不以地震为奇;(10)各地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法律、风俗等等不同,但本地人都自以为是。因此他认为不能断定事物的真相是什么。以上所说的事,都是在变化之中有客观规律。科学越发达,对于这种规律就理解越清楚。我们不能由这些事得出真理不可知的结论。

埃奈西德谟也怀疑因果律,以为客观上有无因果关系不可知,在这一点,他是近代休谟的前驱。

乙、伊璧鸠鲁学派

这个学派是伊璧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所创立。伊璧鸠鲁是萨摩斯岛人,是贫苦的学校教师的儿子。他研究希腊前此各家的思想,于公元前306年到雅典讲学,到死为止。他相信人人平等:希腊人与所谓蛮人、主人与奴隶、男与女只是一种人。伊璧鸠鲁站在民主派奴隶主的立场,反对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和马其顿对其祖国的压迫。他反对统治阶级以宗教欺骗人民;他企图用他所认为正确的世界观揭露宗教的虚妄。他排斥一切迷信,特别是预言和占卜。

伊璧鸠鲁曾从皮浪学派学习,寻求心神恬静的方法。后来他悟到用皮浪的怀疑论,实际得不到恬静,真正的恬静必须出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世界观,原子论,基本是正确的,因此他继承并修改它,依据这个世界观提出他自己的达到心神恬静的方法。他的哲学思想分为三部分:(1)准则,即真理的标准,(2)物理,即自然观或世界观,(3)伦理,即道德论。这里从物理说起。

伊璧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路线”,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他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为世界只有原子与虚空。他以为原子有重量,因有重量,而沿直线下降。原子下降时有时会轻微地向侧斜出,这样,原子才可以由互相触碰而构成万物。原子是永恒存在的,并且是永远运动的。原子合成物体后,在物体内的原子仍在振动,这种振动也会偶然偏斜。原子的偶然偏斜,表明原子的运动有由它内部决定的因素,不是完全由于外力,所以不是可以预先计算出来的。伊璧鸠鲁的这个主张是不同意德谟克利特一切必然、可以预计的宿命论倾向。

伊璧鸠鲁以为人有心智与灵魂。心智与灵魂实是一种东西,是极小、极轻、极圆滑的原子。心智居于胸中,灵魂遍布于全身;可以说心智是灵魂的集中部分,心智指挥灵魂。灵魂原子从感官传导感觉于心智;心智利用灵魂原子的传导,推动肢体发生动作。这样,心智和灵魂能作用于物质,又受物质的作用,所以它们是物质性的。单独原子是没有感觉的。人所以有感觉有知,是原子结合的结果。人死时灵魂原子分离,向体外四散,因此人死就无知了。所以宗教说死后的祸福报应是虚妄的,人无须怕死,也无须怕死后受罚。

伊璧鸠鲁以为一切感觉都是物质互相触碰的作用。感觉是由外物流出的稀薄的原子团触到人的感官的结果。个别感觉自身是确实的;错误是由于人在感觉时加上意见。例如,方塔远看是圆的,这不是错;错在于你以为近看也一定是圆的,就是说,你以为圆是塔的真相。

伊璧鸠鲁以为心智有两种作用,一是自动的,一是有意的。如把远处的方塔看成圆,这是自动的心智作用。这种作用很迅速;但因为它只凭借此刻的感觉,所以容易引起错误的意见。有意的心智作用利用记忆,考虑过去的感觉,估计到对远处的感觉不可靠,留意到别人的感觉,并且警惕错误的来由,加上其他活动,所以它更能认识外物的真相。

伊璧鸠鲁认为思维依赖感觉。对一项事物多次感觉之后,由记忆的帮助而形成对这事物的一般意象;配合诸多一般意象才可以进行思维。我们认识事物时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与这项事物的一般意象相参照。一般意象或概念,他称为预识(Prolepsis,anticipation,preconcept),因为人可以用它预想要寻求的事物。 [1]

伊璧鸠鲁以为一切感觉都随有痛苦或快乐的感情。痛苦由于人体中原有的适当的原子安排被扰乱,快乐由于这种安排的恢复或得到新的平衡。伊璧鸠鲁同意前此已有思想家提出的人以趋乐避苦为目的这个学说。他以为人须有德,是因为有德者必乐,而且乐者也必有德,乐与德是不可离而为二的。他所谓快乐,虽然不把肉体的快乐除外,但是指长期的、全面的、轻松愉快,而不是指顷刻的纵欢。他说,“我们所谓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扰”,也就是心神恬静。恬静并不是漠然无情。他对他的朋友和门徒很热情,并且极重视友谊互助。他以为要达到大家恬静,必须有集体的支持,人人相约不相侵害。马克思以为伊璧鸠鲁这个主张是社会契约说的萌芽。伊璧鸠鲁快乐说在当时和后世曾被人误解。然而伊璧鸠鲁所谓快乐虽然是指心神恬静,但即使是这样,这个对恬静的追求,也是剥削阶级的衰颓消极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总起来看,伊璧鸠鲁认为感觉、预识、感情是真理的标准。

伊璧鸠鲁反对宗教,是因为宗教使人不能恬静。信奉宗教使人怕干神怒,怕死后受神罚,总是惶惶不安。他说明天地万物的成毁只是原子的结合与分离,不是神的创造,死后灵魂就散失无知,没有什么可怕。他不否认有神,但以为神只是比人更美好、更强有力的生类,与人无干,不会因为人的崇拜不崇拜而降福降祸;所以神是不足畏的。人悟到死和神都没有什么可怕,心神就恬静了。

伊璧鸠鲁学说在他死后很快传到罗马,虽然不为当时统治阶级所欢迎,但也有它的信徒。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9—前55)是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家;他以生动的词语,写成一篇长诗,名为《物性论》,以宣传伊璧鸠鲁主义。这篇诗在当时反宗教、反唯心主义的运动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丙、斯多噶学派

斯多噶的字义是廊,由于这个学派在雅典的一处画廊集会讲学而得名。这派的创始者是芝诺(Zenon Kitieus,约公元前336—前264)。他是塞浦路斯岛的基齐昂(Kition)城的人。相传他曾经商。后来他到雅典,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什尼克学派学习。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他在雅典讲学。

斯多噶学派以为世界是物质,也是理性。人的灵魂是物质的,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所以,人应该顺从理性。一切事变都是世界理性的表现,都是前定的,绝无偶然;所以人应该听天由命,顺受一切。也由于相信一切前定,这个学派相信预言和占卜。

斯多噶学派以为人心有八个部分,包括五种感官、生殖能力、语言能力和理性;理性是最高的部分,居于心脏。人初生时,心是空白的,没有天赋观念;一切知识从感觉来,由多数感觉渐渐形成概念。理性从感觉发展而出,在十四岁成熟。理性有内部的和外部的活动;前者是判断和选择作用,后者是语言表达。

这个学派以为顺从理性,达到“无情”状态,就是人生的归宿。理性不会使人迷误,迷误是由于被不合理的情绪干扰。他们分心理活动为两类,认识与情感。情感又分为良性的、常态的和过度的、病态的。前者是喜悦、谨慎、意志(合理的愿望);后者是快乐、悲痛、恐怖和不合理的欲望。他们认为过度的情感是理性的病态、理性的错误判断;快乐和悲痛是对现在的错误判断,恐怖和不合理的欲望是对将来的错误判断。

斯多噶学派的主张,虽然最初有一点点唯物主义成分,但基本是唯心主义的。这派的口号,本分、美德、理性、天道容易被统治者利用。他们主张逆来顺受,有利于奴隶主贵族对劳苦人民的剥削,为没落的统治阶级所欢迎。斯多噶学派后来更加接近宗教,盛行于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它的信徒大都是贵族奴隶主,其中有一个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宁(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30—180)。这些最后期的斯多噶派信徒以世界理性为上帝,一味提倡听天由命。这个学派终于被基督教吞没,因为基督教曾吸收了斯多噶派的思想,并且在其他方面比后者更能为统治阶级服务。

[1] 关于预识,德卫特有不同的意见,以为伊璧鸠鲁以它指人对于抽象概念,如公道的预见,是天赋观念[Dcwitt,N. W, Epicurus and his philosophy (1954)141—151页]。这里不取他的意见。 av+AtQRtUSIgGosQ7gHRnPUbe39bC9v26Blj3ozvyNuwHeRCrItHudJ+JjKn1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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