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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宗教，历来命运多舛，聚讼纷纭。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在“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结合上，阐释民间宗教是什么，厘清民间宗教的历史分期，认知民间宗教的特殊品质、社会功能、深远影响，从而理性、客观、公正地恢复民间宗教在中国宗教中的应有地位，是本文致思与言述的主旨。
在传统中国的信仰版图中，如果说儒、释、道是三座耸立的山峰，承载着这三教的是厚重的民间信仰的话
，那么，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流行于下层社会，被广大民众信奉，由数以百计的各种名目教派组成的生生不息的民间宗教。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民间宗教的汪洋大海，其源头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帝崇拜等。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民间宗教，即应该包括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宗教教规、宗教组织诸要素的民间宗教，则始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是中国的第二大宗教；从宗教学意义上讲，民间宗教又是中国的第四大宗教。之所以说民间宗教是中国的第二大宗教，是指它早于佛教在中国流行，又先于道教或可说是道教的母体；之所以又讲民间宗教是中国的第四大宗教，是指它不仅与儒、释、道三教并肩而坐
，而且拥有比儒、释、道三教更为广泛的男女信众。
因此，民间宗教也是中国“宗教百花苑”中的一员。它与世界上所有宗教一样，亦是一种借助心力，企羡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实现终极关怀的合理性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思想实践。
中国民间宗教按其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从东汉末到元末是中国民间宗教的肇兴始创期。在此期间，相继产生了六个颇具代表性的教派，这就是东汉末年问世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大乘教、弥勒教，宋代出现的明教和元末诞生的白莲教。这些教派虽然思想渊源各异，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大小有别，但是它们均发挥了一个共同的社会功能，即除了抚慰下层民众痛苦心灵之外，还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担当了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策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无为教的诞生，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开启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的新纪元，由其创教经典《五部六册》所阐释的民间宗教思想，引领了明中叶以后中国民间宗教运动的发展方向。在无为教宗教思想的启迪下，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一批教派在明中末叶相继出现。这些新兴教派与传统的白莲教相互激荡，竞相发展，由此兴起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运动，于是中国民间宗教步入了迅速发展期。
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形势下，民间宗教进入了一个极度繁盛期。顺治年间，作为明末清初民间宗教运动的“理论回响”，大乘天真圆顿教创始人弓长与其弟子木人，以《龙华宝经》等经卷为载体，构建了一套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
，并由此孕育了各种名目的教派，如清初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张保太大乘教、先天道，清中叶的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天理教，清末的青莲教、末后一着教、真空道等，约有百余种。这些教派思想成熟、组织完备、人才济济，以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精神，将民间宗教思想流播下层民众之中，掀起了一场比明代规模更加宏大的民间宗教运动，而由民间宗教策动、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农民起义，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也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晚清政府颁布的废庙兴学令、民国政府不断出台划拨寺庙财产，以振兴教育的政策，致使佛教、道教大部分寺庙被拆除、占用，大批僧人道士流向社会；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一大批知识精英批评和检讨的目标主要是儒家思想和社会礼教，对于流传在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则冲击不大。于是在儒、释、道三教急遽衰退的形势下，民间宗教却乘机向前发展，产生了一批以近代社团形式命名的新教派，如红枪会、世界红卍字会、道德学社、万国道德会等数十种。其中，有的教派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有的教派仍然持守慈悲传统，继续在社会上兴办公益事业；有的教派则依附中外反动势力，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间宗教活动暂时进入沉寂阶段。自80年代始，在社会生态环境日益宽松的形势下，民间宗教以“道德复振”运动为旗帜，重新登上中国宗教信仰舞台，是为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兴重建期。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典型表现就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释、道的相互融会与相互补充。但是，在士人社会和三教上层的观念里，三者虽奥旨相通，但毕竟还有各自的形态和地盘，并且事实上也有主辅之分。所谓“主”者，儒家思想耳。即使是主观上厌弃儒家入世取向的方外老僧、隐逸高道，也决不能从根本上反对儒家为全社会制定的行为准则；更有许多人在视儒家修齐治平主张和伦理道德规范为天经地义的同时，出入佛老，也是多少带有鉴赏、玩味的心态。
只有民间宗教才将儒、释、道看作一个整体，并将三教作了最为和谐的处理。在民间宗教中，儒家的道德信条、佛教的果报思想、道教的修炼方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真正的“三教合一”。不仅如此，民间宗教还容纳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资料，它不排斥任何神明，而是让各路神明汇聚一堂，任凭广大信众根据各自需要，自由地选择，再经过民间宗教家有意识地强化、扩大神明的特殊功能，从而形成既源于民间信仰，又高于民间信仰的谱系化神明信仰，如民间宗教创造的女神——无生老母，以及经过民间宗教改造的改天换地之佛——弥勒佛，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无生老母的横空出世，民间宗教便以这位女神作为从有限追求无限的本体，构建了一套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的宗教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通过儒、释、道三教，而且还通过民间宗教展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间宗教在创造无生老母，为人们规划的人间天堂——云城
的过程中，不仅给广大信众提供了一个安全温馨的精神家园和思想归宿，显示了民间宗教伦理思想的创新性和超越性，而且还充满了诗化境界，具有素朴的美学价值。在民间宗教理论中，云城是无生老母居住的地方，“以（已）无寒暑，以（已）无凋变，有楼台殿阁；有八功德水，充满池中；有七宝行树，金绳界道；有玻璃合成，金银琉璃；有水流风灯，演出摩诃；有鹦鹉舍利加陵频伽共命之鸟，演音歌唱无生曲调，细巧灵音，美耳中听；有天乐迎空，异香满室；有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步步莲开”。
云城本来在天上，将来要降到人间。届时，弥勒佛要召开龙华三会，九十六亿皇胎儿女——人类要在这里与无生老母团聚。如此美妙安详的人间天堂，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来说，怎么能没有极大的吸引力？！当下层民众为了实现云城降世而举旗造反，遭到封建统治者残酷杀戮时，那些被捕的教派领袖和骨干人物便表现出蹈死如饴的乐观无畏精神。他们将朝廷“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决，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
这种为信仰而赴死的情怀，是封建统治者所无法理解的，只能发出这样的感叹：“迷而不悟，直至俯首就戮之时，嬉笑自若，尚云转生。”
民间宗教之所以能够历尽磨难而千年不衰，总是处在不断生成变化进程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宝卷”等经卷作为载体的民间宗教教义思想始终在民间流传。对此，清朝乾隆帝弘历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欲防止“邪教”孳生蔓延，加强保甲，仍属于皮毛，只有搜缴“邪经”，销毁“邪教”思想，才是万全之策。为此，弘历在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专门颁发了一道谕旨，训导各省官员，务必尽心竭力，搜缴邪经、伪谶。但是，乾隆帝的用心是徒劳的，“宝卷”等各种民间宗教经卷，虽不断遭到封建当局的搜缴、焚毁，但一直以各种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民间宗教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向儒、释、道三教开放，而且还体现在向基督教、伊斯兰教开放。其具体表征，便是在许多教派教义思想中，大力倡导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乃至“万教合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宗教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增添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内容。如普明大佛道在其创教经卷中，有一部《共产主义真经卷》，反复宣扬“弥勒掌教”“跟党走”“跟毛主席思想走”。
与儒、释、道三教不同，民间宗教自问世时，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邪教”“教匪”，严厉查禁和坚决镇压。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民间宗教形成能够适应任何社会制度的特殊品质。如在理教自清初创立以来，便主张戒食烟酒，鸦片战争以后，在理教又力主戒食鸦片，并为此制成戒烟药膏，免费发放，使许多戒除鸦片瘾者受益，因而被晚清政府允准公开传教。又如清初产生的天地门教，为下层民众治病，分文不取，被称为“穷人的宗教”。1947年，天地门教流行的河北沧州一带，已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于是天地门教便在其《请圣经》中，写进“共产主义普延全世界”的祝词。进入21世纪，活跃于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三一教，更是堂而皇之地声张自己的法律诉求，表达了一种希望跻身合法宗教，享有信仰自由的政治愿景。
民间宗教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其主要表现是“挽劫救世”的宣教和解脱民众于倒悬的信仰运动以及反抗封建暴政的活动。其中，“挽劫”是路径，“救世”才是目的，而“救世”则始于“救己”，中经“救人”，最后达致“救世”。
“挽劫”中的“劫”，本为佛教表示时间单位的名词，全称“劫波”，传入中土以后，被华夏世人或解释为“成败”：“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
；或解释为“劫变”，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天灾人祸；或解释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称为三劫。
民间宗教吸收了后两种解释，即“劫难”与“三世”思想，并将其融合、诠释为“三期末劫”，极力宣扬每当“三期末劫”降临，就会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尘世人民痛苦不堪。
面对“三期末劫”带给人民的无穷灾难，民间宗教提出“挽救劫难，力拯众生”的教义思想及其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民间宗教的“挽劫救世”，是通过先“救己”，再“救人”，最后“救世”逐步实现的。
（1）救己
大多数民间宗教教派的创始者，都是因为人生苦旅，心灵无依而参师访友，经过一番修炼、体悟而后才创立教派的，如明代无为教创立者罗清、清代天地门教创立者董计升等。其子女与弟子也都是先从师学道，实现“救己”，再去传教收徒，如罗清子佛正、女佛广与异性弟子，董计升子孙与“林传八支”、“山传八支”弟子，均在罗清、董计升去世后，继续传教。以天地门教“林传八支”第八支为例，自清初至今，已传承十三代。
（2）救人
民间宗教的“救人”分为精神或心理上的抚慰和物质或生理上的救助两个方面。
民间宗教在精神上、心理上“救人”，主要表现在对下层民众的道德教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下层民众的道德教化，主要由两种力量担当，一是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宗族、士绅，一是活跃在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信众。前者是自觉地担当，通过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后者则是自然地担当，通过传播教义思想，规范信众做人准则。
民间宗教对下层民众的道德教化，途径和手段灵活多样，主要有举办道场、法会，传授丹术修炼，吸收信徒，唱念经卷、歌词等。其中，利用各种场合，向下层民众唱念经卷，是最常用的途径和手段。因其具有贴近下层民众心理的草根性和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实用性，故很容易与下层民众在心理上产生共鸣。特别是经卷中所宣扬的注重内在的自我超越，注重协调人人关系、圣俗关系、人际关系，以及笃信与践行“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伦理说教，更是赢得了下层民众的追慕认同与真诚皈依。
民间宗教在物质上、生理上“救人”时，主要采取三个手段：
一是直接以食物或钱财救助。明季无为教在运河沿岸建立了数十座庵堂，“粮船来南，多以米粮资其食用，或粮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其盘费”。
清中叶天理教对于“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
二是为缺医少药的广大民众无偿医治。明末以来，弘阳教在民间行医，为人治病，并向民众施药、舍粥。清代在理教，定时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又对死亡贫民施舍棺木。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更是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众多医院、施诊施药所，在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民国社会，为解决广大民众的疾病问题作出了贡献。
三是传授信众坐功运气，习练拳棒。明末以来，三一教传授“九序心法”，使习练者能够收到却病延年之功效。清代天地门教向信众“派功”，使信众在焚香磕头的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身体得到锻炼。雍正、乾隆年间，京城一带的弘阳教也传授“静养工夫，教人右手扣着左手，右脚扣着左脚，舌头抵著上牙根，可以疗疾延年”。
（3）救世
一切宗教组织的世俗精神，都是以爱、向善为核心而体现它的凝聚力量和社会功能，并由此燃起救世之火。
当然，民间宗教也不例外。
民间宗教“救世”的途径有二，一是对现实世界采用“批判的武器”，揭露和批判世人道德沦丧，劝导人们学好做好；二是对现实世界采取“武器的批判”，策动、组织、领导下层民众举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暴动、农民起义。
东汉末年，太平道策动的黄巾大起义，动摇了刘汉王朝的统治根基。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天师道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旗帜的红巾军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明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白莲教女教首唐赛儿发动了反抗明朝统治的农民起义，使永乐帝朱棣极为震惊，急忙调动军队前往镇压。天顺、成化年间，白莲教教首刘通、石龙、李原相继率领荆襄山区百万流民举行起义，迫使明政府撤销了封山令，在荆襄山区设置了州县里甲，承认了流民开垦山地的既成事实，为荆襄山区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传头徐鸿儒、于弘志分别领导了山东、北直农民起义，被明朝统治者惊呼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教首王伦率领徒众在运河两岸举行起义，揭开了清中叶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序幕。嘉庆元年（1796），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组织、领导了先后有四五十万农民参加，遍及川、陕、鄂、甘、豫五省，历时九年的农民大起义，促使清朝由盛转衰。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李文成、林清相继在河南滑县和北京率众起义，特别是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的壮举，震撼了朝野，被嘉庆帝称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对民间宗教策动、组织、领导的这些农民起义，封建统治者进行了疯狂镇压。
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徒被斩首者达十万余人。唐赛儿起义失败后，四千名教徒被擒，均被斩杀。荆襄流民起义失败后，先是，白莲教首领刘通等四十人被磔于京师，参加起义的教徒，男子十一岁以上者，均被斩杀；接着，白莲教另一首领石龙等七十三人被磔于市，并斩其家属五十二人；最后，石龙部将李原也战败被俘。“兵刃之加，无分玉石；驱迫不前，即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之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
东大乘教起义失败后，磔斩起义领袖徐鸿儒等十八名及其父徐东明、母傅氏；于弘志则在保定被枭首示众。清水教起义失败后，王伦举火自焚，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被当局尽行处斩；同族五服亲属，一并流徙三千里，入籍为民。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起义期间，清军所到之处，杀人如麻，起义军领袖除战死和少数投降外，凡是被捕者，均凌迟处死。天理教失败后，攻入紫禁城的大部分教徒被斩杀，林清被凌迟处死。李文成战败后，举火自焚，其祖坟茔被清军掘焚；其他首领被生擒，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共有二万名信徒被杀，二千多名信徒被俘，数千名信徒被烧死。
这就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一部以千百万民间宗教信众鲜血染红的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封建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教首或起义领袖，动辄就处以凌迟极刑，其凶狠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至今日，每当人们阅读这段血腥史，都会在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同时，无不痛恨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残暴与毫无人性。
当然，民间宗教除了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之外，也发挥过消极的社会功能。其中，留给后世记忆最深的便是一些教派首领由传教敛钱而富甲一方，继而问鼎政治，觊觎神器，为实现政治野心，不惜铤而走险，如明末清初的东大乘教王氏家族、清初的八卦教刘氏家族等。明清时期民间宗教运动中出现的这些“神圣家族”，可以为今天提供一面识别那些企图以宗教达到个人目的、实现个人野心的镜子。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民间宗教运动的异化物，还是颇有借鉴价值的。
此外，在民间宗教一些教派中盛行的扶乩、走阴、按体、幻术、星相、术数等迷信活动，低俗诡异，骗钱害人，既污染了社会生态环境，又使许多信众上当受骗，其负面、消极的社会功能，自不待言。这些教派唯利是图，缺乏理性的信仰，并不是民间宗教的主流，更不是民间宗教的全部。
首先，民间宗教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明清时期，作为民间宗教思想载体的各种经卷，在乡村社会广泛流传，其宣扬的教义思想，严重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致使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全力搜缴、销毁。为此，许多帝王都反复谕令地方官在查办民间宗教“邪教案”时，要特别注意搜缴、销毁“妖书邪经”。在贯彻落实皇帝谕旨的地方官中，以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直隶官僚黄育楩最具典型。
黄育楩在担任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期间，将当地民间并寺庙所藏的明末民间宗教经卷六十八种，“摘出各经各品妖言”，又将清代北方各地民间宗教所“提出无数妖言，其妄谬有更甚于邪经者”，“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写成《破邪详辩》一书。此书刊印后，经作者和各地官府散布的有数以万计。封建统治阶级以此种方式集中诋毁民间宗教，在清代是仅见的，在历史上也是突出的，足见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
其次，民间宗教为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著录，描写民间宗教的小说共有31部，涉及的教派有弥勒教、明教、白莲教、无为教、三一教、八卦教等。其中，以下几部小说最有代表性。
元末明初罗贯中著，明末冯梦龙改编的《三遂平妖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民间宗教活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描述的是北宋贝州弥勒教教首王则率众起义，文彦博得“三遂”——马遂、李遂、诸葛遂智之力，予以平定的故事。在该小说中，王则等人被描写成“一班妖人”。在冯梦龙补本中，还出现了弘阳教最高崇拜混元老祖形象；同时又通过描写蛋子和尚，反映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信仰。
明万历年间，潘镜若著作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大力歌颂林兆恩，宣扬三教合一思想，对三一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沈会极目睹了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起义的全过程，以小说形式再现了这段历史，于天启四年（1624）著《平妖全传》。该小说虽对发生在明末的这起民间宗教起义事件，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通过作者描述，也能折射出当时“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吕熊著《女仙外史》是一部描述与神化明初白莲教领袖唐赛儿起义、称帝施政的小说。该小说旨在告诉人们：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千秋事业”，可以“流芳青史”。
苏庵主人著，乾隆年间问世的《归莲梦》，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反映民间宗教活动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位名叫白莲岸，希望“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的女教首形象。
不著撰人，光绪年间刊行的《永庆升平》《永庆升平后传》则是一部反映康熙年间清廷剿灭八卦教的长篇小说。
此外，在《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也都留有白莲教、无为教等教派活动的记述。这些反映民间宗教活动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描写民间宗教活动，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民间宗教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复兴。
最能说明民间宗教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事例，莫过于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复兴。
据笔者多年田野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期的开始，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迅速向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回归，于是民间宗教便适应广大农民的信仰需求，借助日益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重新登上中国宗教信仰舞台，并以“道德复振”活动为旗帜，在广大农民信众中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和社会人心整合作用。
但是，活跃在当代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的简单复兴，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遍布当今中华大地的大多数教派，自21世纪始，改变了传统的总体上与封建统治当局处于对立状态的离异性格，在其教义思想与实践活动中，明确地提出了“归属”党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诉求
，希望能像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那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按照马克思阐释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提出的“归属”党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诉求，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反映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在信仰追求上发出的“时代呐喊”，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力图超越自己的“信仰自觉”。
马克思又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下，民间宗教希冀宗教改革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既是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民间宗教在精神生活世界最实际的呼声。对此，如何按照马克思关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
的方法论原则，谋划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在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智慧。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