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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既是人类实践的两大问题，也是所有知识体系或理论所肩负的两大任务。对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民间宗教活动如何解释？对至今仍在现代社会中尚存的民间宗教信仰及其影响如何管理改造？这是当代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且必须给予阐释的问题。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可以将人类文化分为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依此类推，作为人类文化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也可以分为上位层次宗教和下位层次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释、道三教可以说是上位层次宗教，它们反映和代表的是官僚士大夫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极力保护的宗教；与儒、释、道三教既有渊源关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民间宗教，可以说是下位层次宗教，它们反映和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被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严厉禁止和坚决镇压的宗教。如果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也可以说是与儒、释、道三教并列的中国第四大宗教；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又是位列儒教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宗教，这是因为民间宗教早于佛教在中国流行，又先于道教或可说是道教的母体。
因此，不管怎么说，民间宗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中国民间宗教源远流长。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两大教派。此后，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的弥勒教，宋元时代的明教、白莲教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进入明代以后，与作为正统宗教的儒、释、道三教的急剧衰颓不同，民间宗教却获得了空前发展。以成化年间北直隶诞生的无为教为滥觞，接连出现的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龙华教（无为教支派）、弘阳教、龙天道（东大乘教支派）、大乘天真圆顿教（东大乘教支派）、长生教（黄天道支派）以及由学术团体转化形成的三一教等一大批教派迅速流布大江南北。这些教派与元末流传下来的白莲教相互激荡，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民间宗教世界，导致了一场下层民众宗教运动的勃兴。逮至清代，民间宗教步入了更为繁盛的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明代产生的诸大教派均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而且还表现在产生一大批新的教派，如清初问世的天地门教
、清茶门教
、八卦教、张保太大乘教、在理教、张进斗龙华会、老官斋教
等，清中叶出现的清水教、义和拳教、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五盘教、天理教、白阳教等，清末产生的青莲教、先天道、灯花教、真空道、九宫道、一贯道等，以及由这些教派衍生分化的宗支派系，有近百种。特别是由两个学术团体转化形成的刘门教和黄崖教，为清末民间宗教世界添加了新气象，而由洪秀全等人借用西方基督教新教某些教义创立的上帝教，更是在晚清民间宗教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到了民国时期，明清时代产生的许多教派仍然大行其道，尤其是肇始于清末的一贯道，依靠日伪势力，引领民间宗教之风骚，大盛于繁华都市乃至穷乡僻壤。清初出现的在理教和清末面世的先天道、真空道、九宫道等，也纷纷建立全国性组织。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大量冠以会、社名目的新教派，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世界红卍字会（道院）、救世新教会、红枪会、同善社、悟善社、广善社、万国道德社等，不下数十种。这些五花八门的会、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教派的衍变，且带有武装，以红枪会为代表；一类则为各种新兴教派团体，以世界红卍字会为典型。于是，由这些新老教派构成了一个更加诡异神奇、光怪陆离的民间宗教世界。
溯源抚流，可以确定，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与儒、释、道三教并存于世，且充满顽强生命力的宗教。
从根本上讲，与世界上所有宗教一样，中国民间宗教也是社会苦难的产物。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朝廷内，宦官与外戚尔虞我诈，轮番乱政；地方上，豪强地主与军阀为非作歹，鱼肉农民。又逢连年灾荒，人祸加天灾，以致出现“死相枕藉”，“民相食”的人间惨剧。正是在这种广大民众痛苦万状，已无生路的形势下，五斗米道、太平道适应下层民众的信仰需求相继问世。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仍，战乱不息，生灵涂炭，饱受战祸的下层民众无不渴望太平，于是宣扬弥勒下生后的世界将变成天堂的弥勒教应运而生。明教是唐朝初年传入中国的摩尼教经过武宗禁断后，仍在民间秘密流传而至北宋初年的变体，同样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趋严重而造成的直接结果。至于元末出现的白莲教，则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直接产物。进入明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致使下层民众无法存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因此以无为教为代表的一大批教派先后涌现，并由此兴起了一场持续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宗教运动。在此期间，接连产生的数以百计的各种教派，更是封建专制残暴统治以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侵略所造成的社会苦难的必然产物。
与中国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一样，民间宗教从其出现时起，也有自己的教义思想，并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民间的宗教思想理论体系。
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先秦以来流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杂糅之果。其中，五斗米道以《老子》为主要经典，主张教内一律平等；太平道则受《太平经》启发，以黄天为至上神，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代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时期。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的弥勒教利用佛教弥勒信仰，宣扬弥勒下生后的世界，将变成天堂，“广博严净”“丰乐安稳”，只有享乐，没有痛苦。宋代的明教张扬“明王出世”思想，而元末的白莲教则是南宋初年出现的佛教净土宗的异端，其教义核心是“弥勒下生，明王出世”。进入明中叶以后，中国民间宗教在教义思想建设上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是无为教借用儒、释、道三教的某些宗教思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观与创世说——“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接着，以无为教为型范建立的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及其宗支派系又在吸收儒、释、道三教某些宗教思想，以及摩尼教、明教遗留下来的西方基督教“千年王国”信仰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三世三佛与弥勒下生说”、“入教避劫”说、“内丹”修炼功夫，按“九宫八卦”建立组织，以及“十八子当立天下与云城降世”等思想观点；最后，经过明末产生的大乘天真圆顿教集其大成，终于清初构建了一套成熟的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
。其主要内容有：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的宇宙观与创世说，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的历史观与救度论以及为此而编造的神灵谱系，以入教避劫为劝道手段，以十八子之谶与云城降世为理想境界，以内丹修炼方术为修持功夫，以九宫八卦建立组织等。
从此，这套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以其所独具的集中反映与代表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和理想追求，且简明通俗而又亲切感人的鲜明特色，跻身于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理论殿堂，成为一种尽管人们在主观上并不承认，但在客观上却长期影响和形塑着清代以来下层民众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民间宗教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两种社会功能。
首先，从社会苦难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间宗教，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张信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信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特设“静室”，做病人思过之所。又设有“鬼吏”，主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五斗米道还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五斗米道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民夷便乐之”
，深受境内百姓的欢迎，成为下层民众心目中的一方乐土，仅从关西经子午谷逃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而太平道提出的“致太平”理想，追求的是一种既无剥削压迫，又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的太平世界。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弥勒教宣扬弥勒下生信仰，正迎合了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因而入其教者众。宋代的明教提倡互助互用，“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
，“故其党不劝自盛”
。特别是明教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的教义思想，颇受下层民众的拥护，使其流传甚炽，尤以闽浙一带为盛，仅温州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余处。
到了元末，白莲教以“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教义思想昭示天下，遂使下层民众“酷信弥勒之真有”，纷纷入教，借以实现“冀其治世，以苏其苦”的理想。
明中叶无为教出现以后，继承了五斗米道、太平道以来各种教派的这一传统，因而赢得了下层民众的狂热信奉。对此，无论是正统佛教还是封建统治者都对无为教的兴盛表示震惊和恐慌。万历初期，佛教名僧憨山德清在山东传教时，得到地方豪族黄氏支持，而无为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与憨山德清分庭抗礼。面对此种状况，憨山德清一面攻击无为教为外道，“绝不知有三宝”；一面与无为教争夺信徒，号召“凡为彼师长者，率徒众来归，自此始知有佛法”
。南方净土宗大师莲池祩宏与密藏道开更是对威胁佛教的无为教大加挞伐。莲池祩宏指斥无为教创立者罗清及其所著《罗祖五部经》
说：“有罗姓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彼所谓无为者，不过将万行门悉废置，而不知万行即空，终日为而未尝为者，真无为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更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凡我释子，宜力攘之！”
密藏道开则诬蔑无为教信徒“蚊虫鸨聚，邪淫混杂，贪味卑污，莫可名状。而愚夫愚妇，率多乐从其事，而恣其贪淫，虽禁之使不归向，有不可得。此其教虽非白莲，而为害殆有甚于白莲者乎！”
与此同时，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在是年正月庚子上奏朝廷的折子中也说：“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
针对此种形势，为了维护明朝专制统治，礼部上奏朝廷《请禁左道以正人心》：
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令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繁）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
这些惊心动魄的描述，足以说明无为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流传的繁盛景况。
继无为教之后相继建立的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教派，同样在下层民众中拥有广大信众。黄天道流播华北、江南；东大乘教信众遍布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不下二百万人；西大乘教除流传华北各省外，还远及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弘阳教的信众则遍及华北、东北、湖北和四川。下层民众纷纷加入这些教派，既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更为了实现理想追求。下层民众这种对人生的美好憧憬，步入清代以后，便表现得更加强烈。清初思想家颜元曾对当时下层民众信仰民间宗教态势做过如下实录：“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施禁施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若‘十门’等会，莫可究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庙，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鲜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
颜元说的是明清鼎革之际的民间宗教信仰状况，等到清朝定鼎中原后，伴随一大批新的教派面世，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民间宗教信仰狂潮。
清初，天地门教、八卦教问世不久，便首先在它们的发祥地鲁西北和鲁西南流传起来。最迟到清中叶，这两大教派的虔诚信众就已遍及华北。在此期间，作为八卦教支派与流裔的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清水教和天理教，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在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和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方面，表现出比八卦教更加鲜明的特色。其中，天理教甚至以分配土地为号召，吸引了广大农民，“是以相从者众”
。清茶门教在直隶、河南、山西、湖北、江南（今江苏、安徽、上海）等省扎根串连，信徒颇众。张保太大乘教倡教之初，正值“三藩”平定之后。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使云、贵、川、湘、鄂等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明主”盛世出现。因此，张保太大乘教便很快由其诞生地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今云南大理）传遍西南地区，接着又向长江中下游流传，在湖北、湖南、江南三省拥有广大信众，并将其教势渗透江西、广东、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在理教最初只是在天津一带流传，自清中叶始，由于该教派凸显了戒食烟酒和社会救济功能，因而以天津为中心迅速传向全国。
张进斗龙华会以及由其派生的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在民间到处宣称它们将要建立的是“新天新地新乾坤，新人新书新星辰，新人新象新时辰，新人新世新长人”
的崭新世界，因而使下层民众趋之若鹜，其信众遍布川、楚、陕、甘、豫五省。老官斋教从清初到清中叶一直控制着江南七八个省份的成千累万的信众，而其支派五盘教、青莲教、先天道、灯花教则于清后期将教势扩展到西南四川、贵州等省，成为这些地区下层民众竞相皈依的理想去处。真空道以戒吸鸦片为宗旨，在清末的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拥有广大信众。黄崖教在山东肥城境内的黄崖山建立起一个财产公有、教养兼施、君师合一、士农商兵相结合的村社式的“理想王国”，成为清末齐鲁大地上的一方乐土，来归者达两千家，人数累万。人们在此安居乐业，其业绩可与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的农民政权相媲美。刘门教在四川举行年终发放米票、四季施衣施药以及施棺、施义地、放生息灾愆等“济幽救阳”活动，同样吸引了众多信徒。上帝教力图实现的那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更是在下层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积极景从。
其次，从社会苦难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间宗教，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挥了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据险自治二十余年，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而太平道则在中原大地发动、领导了黄巾军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弥勒教盛行的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弥勒教曾于隋大业六年（610）组织数十人企图入宫夺取政权
；接着，大业九年（613），又有弥勒教徒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想杀掉隋炀帝。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贝州（今河北清河）王怀古预言弥勒佛下生，将取代李唐江山。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王则倡言“弥勒佛当持世”，举兵造反，杀官据城。
由明教策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则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至于由白莲教策动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更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黑暗统治。
进入明代以后，由白莲教策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其中，著名的有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唐赛儿起义和天顺八年（1464）刘通、石龙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无为教等各种教派出现以后，继承了民间宗教策动、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的斗争传统。万历二十八年（1600），无为教徒赵古元在徐州运河两岸率众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06），另一无为教徒刘天绪在南京率众起义；特别是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徒徐鸿儒、于弘志分别在山东和北直隶领导的农民起义，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被明朝统治者称为“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变”
。
清初问世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更加突出了民间宗教策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战斗品格。因此，在这套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影响与形塑下，各大教派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在山东揭竿而起，与清军在运河两岸浴血奋战，从此拉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序幕。嘉庆元年（1796），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策动、领导了川陕楚农民大起义。这场大起义，历时九年，组织和动员了四五十万农民投入反清斗争，纵横驰骋川陕楚甘豫五省广大地区，拖住了清王朝十六个省的数十万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官兵和数百名高中级将领，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力量；这场大起义还使清王朝耗费白银一亿五千万两
，造成国库空虚，财政支绌的窘状，促使清王朝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之后，终于告别了辉煌的“康雍乾盛世”而走向衰落。在这场大起义平息后不久，即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又在豫北率众起义。当天理教首李文成率领起义农民与清军在豫北鏖战之时，另一教首林清则派人乘仁宗颙琰外巡木兰时攻打皇宫，试图夺取中央政权，声势威震朝野，被颙琰称为“汉唐宋明之所未有”的“非常之事”
，可见其影响之巨大。咸丰元年（1851），上帝教率众在广西金田起义，开始了一场雄踞半壁河山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此后不久，灯花教领导十数万号军转战黔川、黔湘、黔鄂边毗地区，坚持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达十四年之久，称为轰动朝野的“元恶巨憝”。同治五年（1866），黄崖教在山东省肥城境内的黄崖山率众起义，其与清军的浴血奋战和失败后的宁死不屈精神，惊天地，泣鬼神，震动齐鲁大地。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义和拳策动的抗击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在晚清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颂歌。到了民国时期，更是爆发了由多种教门组织和领导的反抗军阀暴政与反抗日寇侵略的红枪会运动。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民间宗教曾在东汉以降的18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既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又发挥了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民间宗教两种社会功能的发挥，自有其内在逻辑。大体上说，平常年代或者说和平时期，民间宗教主要是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可是，每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或社会动乱之际，民间宗教就会立即与斗争思想相结合，成为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策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人们只要以此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便可以一目了然，洞悉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所谓的堂奥与秘密。
对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答案。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深受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尽管如此，他们也有自己希求的生活目标和企羡的理想境界。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出路，只能仰望茫茫苍天，把真实的欲求移入神天世界，来取得在现实社会中不易获得的欲求补偿。然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正统宗教的儒、释、道三教，却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下层民众的这种精神需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儒、释、道三教不仅更加远离民众，而且已经迅速衰颓，其中佛教日益贵族化，成为上层官僚士大夫谈禅清议的工具，而道教更为荒诞，竟以房中术和成仙秘方直登庙堂，甘当皇帝和贵族手中的玩偶。人间的苦难和对这种苦难的叹息与抗议，很难通过这些正统宗教的形式抒发出来。信仰无真空，于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间宗教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因而充当了下层民众抒发宗教情感的主要角色。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耕大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这种经济形态世世代代生活的下层民众务实求存，注重的是现世的人生快乐，表现在社会行为方式上，盛行的则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像一盘极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散沙。可是，当下层民众这种低水平的田园生活被打破，面临生死抉择时，那么又是靠什么力量将其凝聚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去斗争呢？当然，儒、释、道三教决不可能为他们服务，于是民间宗教便承担起这个责任，成为下层民众把形同散沙的自身团结起来的凝聚力与举行暴动或起义的推动力。试看东汉以来连绵不断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大多与民间宗教有关，或是由民间宗教策动，或是由民间宗教组织，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由民间宗教领导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承认民间宗教具有某种历史意义上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我们在没有苛求那个时代的民间宗教做出超越历史局限的业绩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它对下层民众消极、愚昧、落后的深刻影响。用历史发展和现代科学理念来解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民间宗教始终缺乏儒、释、道三教那种思辨、理智、严肃、高雅的道德人本主义精神，而是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巫术宗教的色彩。当它在发挥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功能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鼓动下层民众念经诵咒。所谓念经，就是念诵各个教派编写的宝卷。
在大部分教派的宝卷中，其“开经偈”都有念诵宝卷可以祈福禳灾的偈语。如《佛说皇极结果宝卷
因此，要想来世享福，就得今世修善。如种善因，就得善果，升入天堂，永享富贵；若种恶因，就得恶果，转入地狱，罪重的送无间地狱受苦，最轻的转入六道轮回，接受无常生死的折磨。由此看来，民间宗教的福祸观仍未脱离佛、道二教的窠臼，即富贵是修善之福果，贫穷是做恶之罪业。为此，民间宗教鼓励下层民众去当善男信女，为了获得“神灵的恩宠，能够有求必应”而“刻苦忏悔自己”，
把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消融在祈祷“云城降世”的虚幻中，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神的关系。因此，在这一点上，民间宗教与佛、道二教一样，“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
它为下层民众带来的是长期的沉醉与麻木、愚昧与落后，延误乃至阻碍了下层民众的觉醒。
其次，当民间宗教发挥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时，往往在此之前，先要鼓动起下层民众的宗教狂热，掀起一场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狂潮。例如明末东大乘教创立者王森，原是下层社会的一个穷苦皮匠，依靠创教传教而迅速将自己变为一方富豪和被下层民众崇拜的精神偶像。他以信徒所献巨万香金，在北京、顺天（今北京大兴区）、永平（今河北秦皇岛、唐山）等地置田数千亩，父子均一妻数妾，奴婢成群，富埒王侯；他又以弥陀佛化身自诩，教内“立大小传头会首名色，此牵彼引，云合响应，顶礼皈依”
，成为成千上万信徒争相膜拜的现世弥陀。又如清初八卦教创立者刘佐臣，也是以传教敛钱起家，他的子孙继承其衣钵，采取了名目繁多的敛钱方式，如根基钱、扎根钱、跟帐钱、种富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并规定教徒“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
。被愚弄的穷苦徒众只是用银钱换来一张廉价的“通往彼岸世界”的“门票”，而刘氏家族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巨大现实利益。到了清朝中叶，刘氏家族已经成为山东单县一带的大地主，过着形同王侯般的腐朽生活。为了稳固这些既得利益，刘氏家族在教内掀起了一场自我造神运动。刘佐臣被奉为弥勒佛转世，后来又演化为孔夫子再生，“后尊古佛乃儒童菩萨，二转孔丘夫子，三转佛名弥勒教主”，号称“圣帝老爷”。
他还被比光被万物、普照生灵的太阳，教内把每年二月初一作为太阳的生日，集体做会，焚香膜拜。教徒每日三次朝拜太阳，同时口念《愚门弟子歌词》：“愚门弟子请圣帝老爷眷恋……照应弟子，弟子与圣帝老爷磕头。”
他的子孙被称为“圣裔”，是他的转世和化身，既能安排人们死后的归宿，又是现实世界的“救世主”。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牌位，称刘佐臣为先天老爷，称其曾孙为后天老爷。
像东大乘教、八卦教这样的世袭掌握教权的“神圣家族”在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世界还有很多。当他们由于财势和威望过于显赫，因而引起统治者注意并对其进行查禁、镇压时，这些“神圣家族”常常是利用其徒众的斗争情绪，煽惑下层民众掀起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暴动或起义，而他们自己则临阵脱逃或作壁上观。明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派徒徐鸿儒、于弘志分别在山东和北直隶率领农民起义，而东大乘教第二代教主王好贤却躲在家里，坐看时局变化。当于弘志、徐鸿儒先后失败后，王好贤则携带妻妾儿子及大量细软南逃。同样，八卦教刘氏世袭传教家族也没有直接策动、组织过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倒是他们的信徒王伦、林清和李文成，以清水教和天理教的名义，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嘉庆十八年（1813）领导了震撼清廷的农民起义。民间宗教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和近代社会策动、组织和领导的绝大部分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均可以作如是观。由此看来，民间宗教之所以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策动、组织与领导下层民众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功能，绝不能归因于民间宗教本身，只能归因于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下层民众实现“云城降世”即“人间天国”的现实愿望，即在民间宗教形式掩盖下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可以说，民间宗教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离异与反叛，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仇视与排斥，无论是采取批判的武器，还是实行武器的批判，都没能改变黑暗的现实世界，反而为下层民众套上了一具更为沉重的精神枷锁。
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间宗教，中国共产党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对那些“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抗官府”
的红枪会组织采取了积极引导和教育、改造的政策，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红枪会组织内部，成功地将它们融入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
的国民革命洪流中，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立即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红枪会组织内部，进行争取教育工作，领导他们对日作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而对红枪会以外的其他教派在民国时期的或投靠军阀、官僚、政客以对抗进步潮流，或依侍日伪势力以破坏抗日，或与蒋家王朝沆瀣一气以对抗人民解放战争，或固守封建传统以保生存的各种表演，以及由这些表演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不具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主客观条件。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中国共产党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政府鉴于民间宗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种种劣迹，颁布了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布告。此后，各地人民政府也相继发布了取缔封建会道门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将反动会道门头子作为重要打击对象之一，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取缔封建会道门活动。各地在充分揭露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欺骗性的基础上，镇压惩办了一批首恶分子，动员广大道徒登记退道，给予反动会道门以沉重的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势力有了很大削弱，保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经过解放初期的这场政治运动，民间宗教虽元气大伤，不敢再像解放前那样大行其道，但仍有一些教派潜行默运，从事非法活动，特别是在偏远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形势下，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迫使民间宗教呈现暂时沉寂的局面，这是当时特殊形势下出现的特殊情况。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始，民间宗教便乘着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转型之机，又重新复活。据学者田野调查
和有关资料披露，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中国大陆的广大乡村和部分城镇都出现了民间宗教信仰流行和民间宗教组织异常活跃之态势。究其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大转型期人们信仰危机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影响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社会问题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民间宗教是一种从封建社会土壤中产生，并经封建社会的阳光雨露培育而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按照文化学理论分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民间宗教信仰，还是作为外在制度化的民间宗教组织，或是以运动状态出现的各种民间宗教活动，都属于这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文化，既然已经产生，并曾长期在民间社会流传，影响与形塑了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几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或改造，固然会对它的外在组织形式和某些活动起到了取缔与遏止作用，但是积淀在人们心中的信仰观念，是绝不会轻易消失殆尽的。只要滋生这种文化的封建土壤尚未根本铲除，遇有适宜的气候，它还会在人们心中复活，并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民间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既落后又顽固的文化，它在历史上的流行和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障碍。对此，一切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公民，都应给予高度重视与警惕，及时遏止民间宗教信仰和各种民间宗教组织活动在当代社会的继续流传与扩大。当然，对民间宗教这种传统文化的改造，不能一蹴而就，要有战略眼光，还要有正确政策，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综合治理的基础上，更新民族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人类憧憬的锦绣前程迈进！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