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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秘密宗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虽然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未铲除民间秘密宗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以后，民间秘密宗教非但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寿终正寝，反而乘着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狂潮，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传统的或者说原始的教派。这些教派有的产生于明代中末叶，如无为教、黄天道、大乘教、红阳教、龙华会、长生教、龙天道、三一教等；有的出现于清初或清中叶，如天地门教、在理教、先天道、收圆教、青莲教、太上门教、义和拳教等；更多的则兴起于清末，如真空道、皈一道、普渡道、圣贤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
明清时期，这些教派屡遭统治当局的严厉查禁与残酷镇压，经常处于秘密状态，只能从事地下传教活动。它们中的大多数教派的教义曾抒发和寄托了明清时期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宗教情感与美好愿望，因此，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狂热信奉。有些教派，如无为教、大乘教、龙天道、义和拳教等，还曾代表下层民众的反抗意愿，组织和策动了一次又一次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
进入民国以后，这些教派中的大多数仍保持传统风习，以原始的传教方式，牢牢地扎根于民间，秘密地从事布道收徒活动。但也有一些教派在军阀政府的扶植下，从秘密走向公开或半公开，并在政府备案注册，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系统。
如清光绪年间出现的九宫道，本为直隶一个名叫李向善（法号普济）的八卦教徒在山西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创立。九宫道创立初期，李向善将信徒分为十八“天”、五大“会”，他则以“中皇天”“天督”的名义，统一号令各“天”“会”。民国元年（1912），李向善死后，九宫道虽然分裂，但各派势力依然兴旺不衰，教势日炽。其中，十八“天”多在华北地区活动，五大“会”多在东北地区活动。当时，九宫道各派都处于秘密状态。自民国十五年（1926）始，九宫道各派争相与北洋军阀勾结，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佛教会”，并在直隶、河南、山东、长春、沈阳、唐山、青岛、天津等省市建立分会。这些公开活动机构的建立，扩大了九宫道的社会影响，使其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教门。
再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产生的同善社，为四川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先天道徒彭汝珍创立。同善社创立初期，彭汝珍即秘密派遣弟子向全国各地发展道徒。宣统二年（1910），同善社传到北京。民国六年（1917），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府备案，公开成立总社，名“洪信祥”。总社最初设在北京，后迁到彭汝珍原籍永川龙水镇。北洋政府还饬令各地地方政府对同善社予以扶助，于是一批军政官吏、地方豪绅纷纷入社。民国九年（1920），同善社又在汉口设立总事务所，协助总社督导省社组织。到民国十二年（1923），全国均设有同善社的省社组织。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短短十几年内，同善社便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上自繁华都市，下至穷乡僻壤，几遍全国的组织网，成为一个号称拥有道徒三百万的宗教王国。
又如清初创立的先天道，到民国时期也由秘密走向公开，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挂出“先天道院”招牌，并凭借军阀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以及日伪的支持，向全国发展。其流布地域有江西、贵州、云南、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及东北各省，几乎囊括了全国绝大部分省市。
以禁戒烟酒为其教义宗旨的在理教，清初创立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在天津一带秘密从事布道活动，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进入民国以后，在理教才在上海、北京、直隶、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迅速流传起来，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成立了全国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也相继建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三千个以上，成为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教门。
二是民国时期涌现的各种会、社，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卍字会、红枪会、悟善社、广善社、万国道德社等，不下数十种。这些五花八门的会、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教门的变体，且带有武装，以红枪会为代表；另一类则为各种新兴团体，以红卍字为典型。
红枪会是民国初年军阀暴政的产物，“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
该会最初产生于山东，后迅速流行于河南、直隶、山西、陕西及东北诸省，并延及西南四川等地。红枪会从抗拒盗匪、保家安良开始，继而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暴政，因而大获人心，奉之者众。在民国十五年（1926）至十七年（1928）间，直、鲁、豫三省各县，都有红枪会活动，少则数万，多则十万、数十万不等。民国十六年（1927），大革命失败后，红枪会并没有随之消沉，曾在共产党发动下举行过山东阳谷坡里革命暴动等。抗日军兴，红枪会又在华北等地区数十万、数百万地重建起来。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各种会门武装的统称或代名词，其他名称的会门武装尚有几十种。它们或沿用传统的白莲教和义和拳教的原名，如金钟罩、铁布衫、白羽会、顺刀会、虎尾鞭、红灯照、义和门、如意门等；或按其法术、战术特点命名，如毛篮会（也叫大仙会，会众多为妇女，谓交战时，左手提毛篮、右手摇魔杖，能使枪弹落入篮内）、哼哈会（谓交战时，一哼一哈，便能打败敌人）、撮子会（谓神师持水一碗，可避枪弹）、月明会（昼伏夜出）、扇子会（谓扇面用红笔写符，能使弹打不中）、孝帽会（交战时，戴孝帽装哭）、丧棒会（交战时摇动一对丧棒，哗哗作响）、捏子会（交战时，以大拇指与食指捏在一起，所谓掐诀念咒）等；或以武器、服饰特点命名，如红枪会、黄枪会、白枪会、绿枪会、黑枪会、蓝枪会、钢叉会、拖刀会、白头会（又名孝衣会、麻衣会）、长发会等。此外，还有天门会、无极会、忠孝团、孙百灵会等。
这些会门名称虽异，实则均为清代白莲教各种教派的变体，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带有武装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
民国十年（1921），山东地方军阀、官僚刘绍基、吴福森等人在济南创立了一个名叫“道院”的新兴教门团体，并于当年在天津、北京、济宁三处设立了分院，以济南道院为总院。该道院极力主张信徒修炼外功，于是一种体现“以慈为用”的组织红卍字会，便于道院创立的次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在济南总院与天津、北京、济宁分院产生了，时称济南红卍字会为总会，天津、北京、济宁三处红卍字会为分会。
民国十一年（1922）至民国十二年（1923），道院又相继在山东、直隶、安徽等地设立了60处分院，每分院皆附设红卍字会分会。民国十二年，道院将总院移于北京，改北京道院为中华总院，红卍字会总会附之，济南道院则改称母院。民国十九年（1930），香港分院与红卍字会分会建立，并由此传到南洋、日本、朝鲜与欧美。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道院已在国内外设立400余处分院，每院均设有红卍字会分会。民国时期，由于道院常以红卍字会的名义在社会上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如救济灾荒、安置难民、兴建学校等，因而使红卍字会名声大著，乃至成为道院的代称。其实，红卍字会只是道院组织系统中的一种附设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红卍字会是“院为本体，会为行用”。
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虽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延续与发展，但又在经卷教义、仪式修持、组织形式、社会成分、流布地域六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
1.在经卷教义方面。宝卷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记载教义、仪式、戒规等方面知识的专门典籍，也是这一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依据。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除一些传统教门继续吟诵、翻刻宝卷外，大多数教派包括相当数量的传统教门和所有的新兴会、社都热衷于坛训的编写、制作与传播。坛训在编写与制作方面都比宝卷简单，多是十言韵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数多者一二千，少者只有几百，很便于民间流传。这一时期坛训的编写与制作数量之大、流布之广，是宝卷无法比拟的。
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弥勒佛为信仰核心，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主张三教归一，强调三期末劫，重视末后一着的普度功效，是明清时期以白莲教为主流的各种民间秘密教派共同信奉的教义宗旨。民国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思想，从整体上并没有超出这种信仰体系，只是在神灵称谓和部分教义上作了一些变换与补充。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无生老母称谓的变化与教义上的三教归一扩展为五教归一。
无生老母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至上女神。到了民国时期，这一偶像被一些教派变换名称。如一贯道将无生老母改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或称“无极老母”“育化圣母”“维皇上帝”“明明上帝”，简称“老母”；红卍字会则改称“至圣先天老祖”，简称“老祖”。称谓虽变，但其神格与职能依旧，仍是创世与拯世的母性上帝。
三教归一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极力主张的教义宗旨之一。进入民国以后，一些教派则把三教归一扩展为五教归一，并得到民间秘密宗教中大多数教派的赞同。所谓五教，即儒、释、道三教再加上耶（天主教、基督教）、回（回教，即伊斯兰教）二教。如一贯道认为，儒教“存心养性，执中贯一”；释教“明心见性，万法号一”；道教“修心炼性，抱元守一”；耶教“洗心移性，默祷亲一”；回教“坚心定性，清真返一”；“五教圆通”“庶民得幸”。
红卍字会认为：“五教教主皆老祖炁胞之化身，而各尽其明道之职责也。故其说法，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之不同，而其明道为觉世救人本旨则一，故基曰博爱、回曰清真、儒曰执中、释曰慈悲、道曰清净，合此五者，而道之全体大用以备。”又说：“老祖与五教教主忧之，创道救世，先弭教争，故平列五教，以正人心之趋向。”
在这里，随着三教归一扩展为五教归一，无生老母也上升为统领五教教主、驾驭世界万神之地位。
2.在仪式修持方面。与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不同，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在仪式修持方面更注重设坛扶乩与修炼外功。所谓扶乩，本是一种巫术，我国古已有之，被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一些教派所利用。进入民国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大多数教派，特别是各种新兴会、社，已把设坛扶乩作为吸揽会众、致人崇信的主要手段。大凡组建教门、宣讲教义、吸收信徒、求医问药、聚敛钱财，都要设坛扶乩。此种仪式，一般在夜间举行，通宵达旦，灯烛辉煌。降坛“显圣”的神灵，主要有无生老母（先天老祖）、济公活佛、弥勒古佛、吕祖洞宾、关圣帝君、观音菩萨等。由于民间秘密宗教的大力提倡，这种巫术活动风靡大江南北，不仅流行于农村，也风行于都市，甚至波及知识界，并与当时传入我国的西方“灵学”相结合，打着科学的幌子，将设坛扶乩内容公诸报刊。如民国七年（1918）在上海创刊的《灵学丛志》，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创刊的《灵学要志》，以及民国十二年（1923）在上海建立的“心灵科学书局”，都是专门刊登设坛扶乩内容的刊物和出版有关内容图书的出版社。
何为外功？一贯道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劝善成人，使众生普渡，人人向善，行济人利物之事，存拯灾救世之心，先正己后正人，此种功德，即为外功。”
而修炼外功最重要的就是度人，即济急救难与劝人入教。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无论是传统教派，还是新兴会、社，都争相举办慈善事业，如开设粥厂、暖厂，施舍棉衣、药品、棺木，救济难民，兴办医院、学校等，盖源于此。尤其劝人入教，被称为修炼外功的首要功德。民国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发展迅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教派极力鼓动教徒度人入教，借以扩大教势。
3.在组织形式方面。早期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比较简单，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才形成“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形式，并被清代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大多数教派所采用。进入民国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愈趋复杂。如一贯道自张光璧于民国十九年（1930）接续道统后，便建立起上自师尊下至道亲共有九层教阶的组织系统。又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更以封建政权机构的形式建立自己的组织，内设八大部十二朝臣、六大宰相、十八罗汉、九十六大贤；外设总会，下设总务、文书、会计、庶务、交际、教义、赈济、宣传八组。各地也设立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受总会领导，负责本地道务，省设分会，县设支会，村镇设佛堂，而创始人马士伟则自称“马皇上”。其他教派如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等，也都以教阶繁杂、等级森严著称于民国社会。它们利用这种半是宗教、半是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把各自教派建成一个个独立王国。
4.在社会成分方面。民间秘密宗教本是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民国以前，民间秘密宗教主要由农民、一般劳动群众组成，间或有僧侣、军士、游民，甚至宗室权贵、官僚地主参加，但他们只占少数。进入民国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的社会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一些新兴会、社，大都以军阀、官僚、地主、士绅、资本家为教首或骨干，这些会、社已成为他们聚敛钱财、扩大个人势力、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5.在流布地域方面。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尽管教派数以百计，但它们均有各自的活动区域。如无为教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运河两岸及福建沿海与台湾；黄天道、红阳教、大乘教也以华北为根据地，只有少量分支在江南活动：天地门教与八卦教的活动中心在华北，先天道的布道范围在江南，而在理教只在天津一带和直隶、山东等地拥有信徒。以上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颇具号召力与影响力的大教派，至于那些小教派，它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一州一县。如陕西华阴的五圣教、浙江江山的清风教、江西万安的纯阳教、安徽云山的当阳教、山西黎城的飞升教、江苏徐州的清净教、山东德州的玄玄教、山东东平的真武教、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的玄圣教等等。
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已经打破了这些地域上的界限。无论是传统教派，还是新兴会、社，都以全国为布道区域目标，特别是那些依靠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教派，凭借政治靠山，把自己的教派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如先天道、一贯道、真空道、同善社等均是教徒遍及全国的大教门，而红卍字会更成为国际性的宗教集团。
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尽管有以上特点，但它仍未脱离民间秘密宗教的发展规律。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史，每当天灾人祸或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民间秘密宗教的兴盛时期。民国时期，先是军阀混战，继而日寇侵华，战祸频仍，再加上连年水旱灾害，使社会极其动荡不安，人民遭受蹂躏。于是，古老的民间秘密宗教便乘机活跃起来，并以更为荒诞离奇的面目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作了充分表演。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在下层民众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组织和领导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正义性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除红枪会等少数会门武装外，绝大多数教门日益暴露出它们的落后性、反动性与破坏性。特别是那些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大教门，如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都已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
在政治上，它们在民国时期的各个阶段，都充当了极其卑劣的角色。北洋军阀统治时，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勾结军阀、官僚、政客，因而获得了公开布道的特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又都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横行于整个沦陷区，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解放战争时，它们又公开与人民为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有的还搜罗国民党溃兵枪支，企图组织武装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有些教首如同善社的彭汝珍、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的马士伟等人，还利用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称孤道寡，自封皇帝，妄图实现封建帝制复辟。
在经济上，它们打着普度众生的幌子，通过传道收徒和教徒供奉，鲸吞了人们大量财产。同善社教首彭汝珍不但家藏金银财宝，而且还在各地置有田宅。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教首马士伟在“该会内另设内宅，设置富丽堂皇，高悬‘正大光明’匾额，有若宫室，并有美妇数十人”，系“马士伟嫔妃”
，过着形同帝王的腐朽生活。此外，一贯道、九宫道等教门大小教首，也因传教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盛行于广西百色地区的普渡道，还利用教徒供奉，建立起强大的寺院经济实体。据广西右江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王熙远先生调查，仅田林县三川洞普渡道堂所占土地就遍及三川洞屯、堡上、香维、三川洞河上游一带，还有一座油茶山、几十块油茶林，并据有三川洞河作为道堂产业，凡河内鱼虾，外人不得染指。此外，还有大量牲畜、农具。该道堂常年顾佣长、短工为其耕种土地，管理油茶，堂主俨然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地主。该道堂且有一大笔丰厚的费金收入，诸如香烛费、入道费、请经费、道场费、恩证恩本费，每项费金，少则数十，多则上千。堂主又用这些费金放债取利，又成为一个资金雄厚的大债主。
在思想文化上，它们以落后腐朽的宗教观念，欺骗、愚弄广大群众，又以自我造神的传统手段，成佛作祖，使广大群众成为它们的精神奴隶。它们教唆、恫吓、强迫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自我修炼，严重地摧残了人性，戕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它们编写、制作的各种坛训和出版的各种灵学杂志，充斥于城乡的各个角落，严重地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它们像一个四处扩散的恶性肿瘤，毒化着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民国时期阻碍科学与民主思想传播的一种最落后最腐朽的思想文化。
民国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绝大多数教门的衍变、扭曲与沉沦，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是，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扶植、支持与利用，则是导致民间秘密宗教在民国时期迅速走向反面的直接动因。而以红枪会为代表的各种会门群众能在民国时期积极地投入反抗军阀暴政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洪流，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与有力改造，才使它们步入正途，赢得了历史的肯定。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