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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明清时期是一个最为繁兴的时代，而处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华北民间宗教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深入探讨这一历史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特点与规律，有助于认识民间宗教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
在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中，许多对全国影响巨大的教门，均发轫于华北而后才流布各地。
明朝初年，华北民间宗教与全国各地一样，主要是元末以来流传下来的白莲教及其传教与斗争活动，尚未显露出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但是，自明中叶始，华北民间宗教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个名叫无为教（又称罗祖教简称罗教）的新兴教门。无为教的诞生，在民间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教门，相继在华北产生，诸如黄天道、东大乘教（又名闻香教）、西大乘教、红阳教、龙天道、大乘天真圆顿教等不下十余种。这批教门首先在华北站稳脚跟，接着以破竹之势传入江南，并衍生出众多支派，如由无为教衍变的龙华会，由黄天道衍变的长生教等，在明末浙江、江苏、江西、福建等地普遍流传。
入清以后，华北民间宗教尤以明代不可比拟的气势向纵深发展。首先是明代中叶以后建立的各种教门，基本上流传下来，并采取新的方式与手段，加快了传播进程，因而拥有更为广泛的徒众。如无为教在漕运水手中积极活动，使漕运水手中的秘密结社组织青帮，也纳入了该教门的信仰世界。又如东大乘教改名清茶门，从乾隆中叶始，以直隶滦州石佛口和卢龙县安家楼为据点，纷纷南下，在华北和江南广大地区传教。其次是涌现出一大批新教门。如清初问世的天地门教（又称一炷香教）、在理教、八卦教，清中叶产生的清水教、天理教、收元教、白阳教、青阳教，到了清末，又出现了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这些教门均是有清一代华北民间宗教中颇具影响的大教门，至于由这些教门衍变的宗支派系就更多了，大约有数十种。这些教门流行于华北城乡的各个角落，又远播于西北、东北、江南、东南等广大地域，最迟到清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个以华北为中心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
不仅如此，由明中叶无为教开创的教门林立局面，还导致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运动，首先在华北，紧接着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
这条出自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的上疏史料，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华北民间宗教运动情状。但是，仅仅过了28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有礼部《请禁左道以正人心》言：
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主，便有一教名。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令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繁）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
五年之后，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同样的焦虑再见于《神宗实录》：“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视聚听，且以进香为名，踵接于路”；“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以为缁衣黄冠之流者正在酝酿，以成绿林、黄巾之变者也”。
到了天启二年（1622），“全国已是遍地皆传教之所，尽人皆受教之人”。
这些惊心动魄的描述，足以证明整个明末社会已经完全淹没于民间宗教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由明中叶华北民间宗教兴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宗教运动，并没有因为王朝更替，江山易主而终止。
清顺治三年（1646），吏部给事中林起龙曾上书：“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
康熙年间的王逋在所著《蚓庵琐语》中也说：“今民间盛行所谓教门者，说经谈偈，男女混杂，历朝厉禁，而风愈炽”；“山东、山西则有焚香白莲，江西则有长生圣母、无为、糍团、圆果等号，各立门户，以相传授。”清初思想家颜元更是描述道：“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施禁施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若‘十门’等会，莫了穷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者鲜！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鲜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
由此可见，从清朝统治伊始，以华北民间宗教为中坚的民间宗教运动，就以强劲之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的最后完结，这可从有清一代屡兴“邪教”案中得到证实。
明中叶无为教开创的教门林立局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间宗教运动，给明清两代统治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他们的极度恐慌，必欲痛剿而后快。万历末年，明廷严禁无为教，又逮捕监禁了东大乘教主王森，对民间宗教运动进行剿杀。清朝统治者对民间宗教运动的镇压，比明朝更为严酷。自顺治朝始，清廷就严密注视民间宗教运动的发展动向，“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
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下令镇压江苏溧阳大乘教活动。此后，清廷屡兴“邪教”案。清廷在查办“邪教”案时，采用了中世纪极为野蛮残忍的屠杀手段，教首或被凌迟枭示，或斩立决，其追随者，或充军荒蛮，或杖责枷号，其家属则一律给官为奴。即使已故多年的教主，也要刨棺锉尸，以儆示世人。民间宗教运动的勃兴与发展，始终是以血流成河、白骨遍野为代价的。
抽刀断水水更流。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民间宗教非但没有随之消沉，反而与农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在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动乱之际，组织和策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或农民起义，率领农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纵观明清时期农民战争史，其中大多数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深深打上了民间宗教的印记，都是由民间宗教运动直接或间接转化的。如明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于弘志领导的山东、北直东大乘教及其分支棒棰会大起义，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领导的山东清水教起义，嘉庆元年（1796）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川楚陕混元教、西天大乘教、三阳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领导的直鲁豫天理教大起义，道光十五年（1835）曹顺领导的山西先天教起义，以及近代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主要由华北民间宗教组织和策动，中心区同样在华北大地的农民革命运动，都以其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名垂史册。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负两面。以华北为中心的民间宗教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异化。那些自我标榜“救世主”的教首，大多因创教而致富。明万历时，东大乘教主王森创教前是个穷皮匠，创教后被门徒奉为佛祖，依靠教徒纳献，成为滦州一带的豪门地主。在此之前的无为教、黄天道，其创教者罗清与李宾及其后裔，也因教徒“馈送颇多”，富甲一方。清代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与其子孙，“有地数十顷”，家中藏银万两，还捐钱买官，当上了州同或知县。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防止教权与财富旁落，这些教首在教内实行森严的教阶制同时，还推行了教权的家族世袭制，于是一个个“神圣家族”先后出现了，如上述黄天道中的李姓家族、东大乘教中的王姓家族、八卦教中的刘姓家族等。在这些“神圣家族”统治的教门内部，创教祖师及其子孙既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职掌”着广大信徒彼岸世界的“命运”，又是尘世中的大地主、大富豪，过着形同王侯般的腐朽生活。这些“神圣家族”统治各自教门的时间，少则三五代，多则七八代，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它们已将民间宗教运动变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从而给农民大众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剥削；又把一个个凡夫俗子推上了神灵的宝座，从而为农民大众套上了新的精神桎梏。明清时期民间宗教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异化现象，是秦汉以来封建等级制与宗法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是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而已。
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领袖地位的形成与确立，既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也有其独特的内在原因。
华北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东汉末年，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就创立了太平道，并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华北没有产生过新的民间宗教教派，但像弥勒教、大乘教、摩尼教等这些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外来宗教，都在华北广泛流传，且由此发生过多次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冀州（今河北冀州）僧人法庆利用大乘教发动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宋子贤以弥勒教为号召，“举兵欲袭击乘舆”
，想杀掉隋炀帝；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小校王则又假称弥勒出世，举兵造反等。
南宋末年，白莲教从江南传到华北。元朝初中叶，白莲教在华北迅速发展，赢得广大下层民众的狂热崇拜，其声势可与江南白莲教平分秋色。元朝末年，华北白莲教首韩山童首义永年白鹿庄，点燃了红巾军大起义的烈火。明朝初年，华北继续盛传着白莲教，以白莲教策动的反明起义不断发生。其中，著名的有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成化末弘治初山西王良、李钺起义等。直到明中叶，白莲教仍在华北顽强地活动，拥有广大信徒。这一切均说明，自东汉末年太平道被镇压后，华北一直流传着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是一方滋生民间宗教的肥田沃壤。
明朝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其统治中心也从江南转移到华北。为了满足皇族利益，巩固专制统治，成祖迁都不久，便诏令在京畿建立皇庄。到成化时，畿内皇庄已占地12800多顷。正德时，皇庄增至300处，37000多顷的农民土地尽入了皇室贵族的无底私囊。上行下效，勋戚、宦官、大官僚也如狼似虎地侵占民田，建立官庄。弘治初，畿内官庄就有332处，占地32100多顷。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顺天各府官庄猛增为290900顷。官庄绝不限于畿内，而是遍布华北乃至全国各地。
伴随着皇庄、官庄猛烈扩大，地方上的豪强势家、一般地主兼并土地也非常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如山西繁峙县原有农民2160余户，到正统时，逃亡达一半以上。其他像河南、山东、北直等地，农民破产逃亡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到了明中叶，华北各省布满了流民。再加上此时华北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无地流民或向人烟稀少的漠北地区迁徙；或向深山老林的荆襄山区发展，其背井离乡之苦，开荒垦地之艰，使广大农民饱受了人间苦难，终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与激化。于是，在南方爆发了荆襄流民大起义；在华北则发生了杨虎、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明朝自朱元璋起，历代皇帝都笃信宗教。“太祖崇奉佛教”，“至隆极重”。此后，“历朝因之不替”。到了明中叶，武宗不但佞佛，且信番僧，而世宗则独崇道教。他“好鬼神事，日事斋醮”。世宗在位几半世纪，他对道教的疯狂崇信，影响波及了整个社会生活。神宗继位后，“与两宫慈圣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又“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
神宗在位也几半世纪，又使侫佛之风甚嚣尘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佛教空气弥漫的宗教氛围。
中唐以来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到了宋代，形成高潮，因而带动了三教的各自更新。其结果不仅使三教中的神祀日益世俗化、民间化，而且使许多民间信仰的杂神也一变昔日受人冷落的地位而被大加封崇。孔子、释迦、老子不再高高在上，民间小神也可以与它们比肩受奉。这种文化现象一直持续到明中叶，由于王学的兴起，又给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推动、解放的作用，致使各种思想流派竞起，使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界充满了时代的新气息。
明中叶以来出现的风雨飘摇的社会形势，封建统治者鼓起的宗教信仰狂热，以及王学兴起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使处于明朝统治中心的华北民间宗教首沐其风，再加上华北本来就是滋生民间宗教的一方沃土，这一切便构成了华北民间宗教异军突起的社会与历史根源，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而一批代表和反映下层民众宗教情感与美好追求的民间宗教实践家与理论家的应运而生，则是华北民间宗教从此独执牛耳的内在原因。在这批民间宗教实践家与理论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清、弓长、木人，他们为中国民间宗教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罗清，又名因，亦名梦鸿。明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今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正统七年（1442）生，嘉靖六年（1527）卒。罗清幼小失怙，跟随叔父母长大。十四岁从军，驻守北直密云卫。二十七岁左右退伍，到处拜访佛教大德名师，又深研《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经过十三年苦苦参悟，于成化十八年（1482）悟道成真，创立无为教，并陆续写成“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正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罗清创立无为教后，开始在北京一带建堂传教，信者日众。正德初年，被人讦告入狱，经太监张永等人周旋获释。后得宫中权贵与太监资助，将“五部经”在内经厂刊印，从此流行天下，无为教也迅速传遍华北，流布全国。
罗清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第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实践家与宗教改革家。他创立的无为教是明清时期涌现的数以百计的民间教门之滥觞，他所撰写的“五部经”，集宋元以来民间宗教思想之大成（另文专论），被后起的各种教门奉为共同经典而竞相效仿
，成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圣经”。
弓长，即“张”字拆写。号弓长祖，又号天然子。明北直隶霸州（今河北霸州市）人。弓长是东大乘教创始人王森三传弟子、东大乘教北京总传头张翠花高足。天启四年（1624），创立大乘天真圆顿教，自任九宫教主。
木人，又称目人，即李某。明北直隶潞陵（今属河北）人。崇祯十五年（1642），参拜弓长，成为弓长得意门徒。
弓长精通无为教以来流传的民间宗教教义思想，曾向木人演述，而木人善能属文，将其师所述精蕴记录整理三部宝卷。清顺治九年（1652），写成《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顺治十一年（1654），写成《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顺治十六年（1659），写成《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原稿均经弓长校订，陆续刊行。
弓长、木人师徒是继罗清之后的两位民间宗教理论家。弓长创立的大乘天真圆顿教及其宗教实践，对明末特别是有清一代的民间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木人撰写的三部宝卷（又称“李祖三部经”），对无为教以来流传的民间宗教教义思想进行了经典性的总结，从此民间宗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结束了自五斗米道、太平道以来缺乏成熟的思想体系的局面。
这套思想体系概括起来就是：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以弥勒佛和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主张三教归一，强调三期末劫，重视末后一着的普度功效，以及用九宫八卦作为资助形式等。
这套思想体系一经问世，便立即在清初的华北大地传播起来，随后风靡全国，有力地指导了有清一代的民间宗教。这套思想体系还为清代民间宗教培育了一大批领袖人物，他们运用这套思想体系创立新的教门，招收新的徒众，领导新的斗争，从而使清代成为民间宗教最为兴盛的时期。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作为正统宗教的佛教与道教，忽而佛教受宠，道教失势；忽而道教兴隆，佛教衰微，这主要是基于封建皇帝的好恶来决定的。与此不同，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崛起与兴盛，并不仰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而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的治乱。纵观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发展史，每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或社会动荡之际，都是华北民间宗教的繁盛期，这便成为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发展规律。用这条规律证诸整个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同样适用，因此带有普遍性。把握这条规律，对于认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乃至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都会收到“纲举目张”之效。
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如上所述，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以它的领袖地位，将大江南北的民间宗教信仰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正统思想儒释道之外的信仰世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大众，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形同牛马，终生贫困。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期，更为严重。因此，农民大众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却找不到出路。
对于尚未跨入现代社会大门，根本接触不到科学思想而又深受封建神学影响的农民大众来说，宗教是他们的唯一信仰，用宗教的思维方式思考与行动，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扶植的正统宗教，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寺庙宫观遍布天下，佛经道籍汗牛充栋，由于佛道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以及糜费腐化等，很难符合农民大众的信仰心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教门，因其教义简明，仪式便行，经卷易懂，尤其是它们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离经叛道的斗争性格，以及组织内部的扶危济困等机能，正好适合了农民大众的宗教情感，集中反映了农民大众的精神需求，直接代表了农民大众的反抗意志，也体现了农民大众“相亲相友相助”的现实要求，因此受到了农民大众的狂热崇奉，并由此造成了明清时期汹涌澎湃的民间宗教运动。这是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激烈化的曲折反映，也是农民大众对理想王国的企羡与追求。
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充分说明，农民大众决不是一群没有理想与追求的愚夫愚妇，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组织，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这就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作为一种思想形态，以其独特的风骨与品格流行于世，受到了农民大众的拥护与欢迎，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释道的严重挑战与巨大威胁。
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在查办“邪教”时，每次都把搜缴、焚毁集中反映民间宗教教义思想的经卷——宝卷作为重要任务。明万历末年，朝廷在取缔无为教时，宣布“罗祖五部经”的罪状是“俚俗不经，能诱无知良民，听从煽惑，因而潜结为非，败俗伤化，莫此为甚”
，下令烧书毁板。随后，其他教门的宝卷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入清以后，宝卷更是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说”。清朝对宝卷的缴毁已经达到了除净务绝的程度，乃至道光年间直隶出现了一个名叫黄育楩的官僚，以攻击宝卷为己任。他在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任上，将搜缴当地民间并寺庙收藏的明末印刊的六十八种宝卷，“摘出各经各品妖言”，又将清代华北各地教门所“提出无数妖言，其妄谬有更甚于邪经者”，“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
，写成《破邪详辩》一书，自费广为散发，企图以此消弥民间宗教在农民大众中的影响。但是，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民间宗教思想已经深入民心，并作为一种下层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其次，以华北民间宗教为中心的整个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之所以不见容于封建统治阶级，主要不是思想信仰不同，而是政治原因。民间宗教不仅能给农民大众以精神寄托，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在社会动荡或社会转折之际，及时提出适合农民大众反抗意志和追求美好理想的政治口号与斗争目标。尽管这些政治口号与斗争目标是“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但仍掩盖不住“要掀起巨大的风暴”的真实目的。
明朝末年，在华北民间宗教中普遍流传一个谶语，即“木子当来，牛八退位”。
“木子”即李姓，喻指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牛八”即朱姓，喻指朱明王朝。在明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这个谶语表明了华北民间宗教憎恶腐败的朱明王朝，渴望李自成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立场，从而使这个谶语装进了具体的阶级内容，带上了鲜明的阶级色彩。有一个活跃在燕南赵北（今河北南部）的名叫龙天道的教门，甚至动员其徒众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兵合一处，攻打北京，然后在“燕南赵北”放下云城（民间宗教的理想王国），与无生老母欢聚一堂，共享人间之快乐。
可是，本来是诅咒“牛八将尽”，预言“木子当来”的华北民间宗教，当清兵乘乱入关，定鼎中原后，它便从民族利益出发，又倡言“清朝以（已）尽”“日月复来”
，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清初华北地区的各种教门，其中的大多数都以这个政治口号为号召，招揽徒众，发展组织，并不时举行抗清斗争。
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逐渐巩固，从清中叶起，华北民间宗教不再以“复明”为号召，而是以“复大顺”（明末李自成大顺政权）为旗帜，重新燃起了重建农民政权的烈火。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起义，即是这种“复大顺”的一种尝试。乾隆末年，这一口号由华北流传江南，于是引发了嘉庆元年（1796）的混元教、西天大乘教、三阳教大起义。这场起义，历时九载，纵横驰骋楚、川、豫、陕、甘五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促使清朝由盛转衰。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领袖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率领义军在豫北与清军浴血奋战，而另一天理教领袖林清则在京郊指挥徒众攻打紫禁城，试图夺取中央政权，声势震撼清廷，被嘉庆帝称为“汉唐宋明未有”的“非常之事”。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华北民间宗教则树起了“奉天伐暴”，“杀贪官，毁教堂”
的大旗，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增添了反洋教的新内容，最后酿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综上所述，这些爆发在明清时期著名的农民大起义，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民间宗教在组织与策动这些农民大起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无法抹煞的。这就充分证明，正如正统宗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工具一样，民间宗教是农民大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但是，民间宗教既然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与正统的佛教、道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那么，它也就脱离不了一切宗教的羁绊。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农民大众尽管是它的主要解救对象，但这个对象同样是被否定的。农民大众不仅由无生老母所创造，受无生老母所支配，而且农民大众的被解救，也只有依靠她老人家的慈悲方可实现。即使农民大众在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时，也要祭起“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大旗，才敢于向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乃至皇帝老子开战。这就是说，民间宗教非但没有把农民大众从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支配下解放出来，反而给农民大众增加了无生老母这一新的精神异己力量，尽管这位至上神和救世主既不像佛教的释迦那样庄严肃穆，也不像道教中三清那样冷漠高远，而是时时向人间流露出慈母般的关怀与爱抚，但她仍是一种“超人间力量”，在本质上与佛、道正统宗教并无根本差异。
作为正统宗教的佛禅与神仙道教，虽然也是以“超人间力量形式”来反映人间的力量，以“颠倒的世界观”来观察现实世界，但它们要比民间宗教思辨、理智、严肃、高雅，更具道德人本主义的精神，而民间宗教则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巫术宗教的色彩。民间宗教以它那荒诞不经、格调低下猥琐的说教，欺骗、愚弄农民大众，严重地阻碍着农民大众的觉醒；又以它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鼓动起农民大众的宗教狂热，对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形成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离异与反叛，无论是采用批判的武器，还是实行武器的批判，都没能改变黑暗的现实世界，却在民间掀起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狂潮，为农民大众套上了一具更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因而造成了农民大众长期的沉醉与麻木、愚昧与落后，并且对历史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障碍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顽固最落后的营垒。
然而，我们又不要过分地诅咒或诋毁这样一种下层宗教。试问：对于生活在封建末世，身为封建专制制度与大自然灾害双重奴隶，且又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权力的农民大众来说，当他们需要精神寄托之时，除了从无生老母那里寻求点慰藉，又怎能像官僚士大夫那样远足深山古刹进香膜拜，或家居深宅大院研读佛经道籍呢？当他们铤而走险之际，除了打出“弥勒佛当有天下”大旗，还能有别的什么思想武器，将形同散沙的自身凝聚、组织起来，进而向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冲击呢？质言之，民间宗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民间宗教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下层社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完全是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对于民间宗教这样的下层宗教，应该进行理性的认识，即从封建社会生活本身出发来认识，深挖产生它的根源，改变乃至铲除滋生它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它的影响。
原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9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