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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徐家汇路。徐家汇路那块有一条大河，经常有船开过，我家就在河的南边。河南边是华界，过了这条河就是法租界，法租界再往北就是延安路。延安路有大块的租界线，南边是法租界，北边是英租界：租界就是这样划分的。
小时候，我父亲调到法国总会工作，就在法租界那里。
法国总会就是一个活动室和俱乐部。他在那主要负责管理公园、修整花草，说白了，露天的操场都是他管的。下雨的时候，他就披着棕衣进行管理。穷人都这么穿，有钱人就穿雨衣了。因为家里没钱，所以我就没有上学，而是到法国总会的网球场帮忙捡球，可以说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
我家里一共八口人。除了我和弟妹之外，哥哥、姐姐也都干活。哥哥是很早就出来干活的，啥活都干。他跟我一起在江南造船厂干了一年多，之后就进了法国总会。要知道，那时候进厂都是要给工头钱的。我母亲帮他送礼，一共给了二两金子。姐姐大概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在商场当童工。外婆家住在法租界，她把房子和土地都租出去，收租金。母亲在外婆家边上的菜市场摆摊卖菜，那时候菜市场都有摊位，非常正规，多一个摊位就多标一个记号，而且交了管理费之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能随便抢。那个时候菜市场是法国人管的，虽然很严，但管得确实好，比如楼上不能乱摔东西、乱倒水。
1941年，我来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时江南造船厂归日本三菱公司管。
日本人主要造商船，而且造得很快，一艘七八千吨的船两个月就造出来了。我主要搞焊接和冷作，因为我想哪个行当挣钱多就干哪个。由于当时没有师傅教我，所以这些活全部都要自己学。我经常背着工具箱，从大船脚手架那边一点一点爬上去。当时工钱容易贬值、价格变动大，相对来说发粮食更可靠，所以厂里就给我们发大米、豆子之类的，粮食的多少则是根据一天干多少活来算的。另外，如果哪天不回家，在厂里上夜班的话，厂里会多发几两大豆、大米，这个是算到总工资里头的。
我在江南造船厂干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进法商水电交通公司。这个水电公司在法租界，后来归日本管过，不过没有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日本人轰炸，法国人就挂上法国国旗，以免被炸。后来日本跟法国闹翻了，就抢了租界归日本管了，不过两三年之后日本就投降了。当时我进这个法商公司是需要考试的，内容包括能不能干这个活、级别多少、给多少工资等等，反正在考试这块法国人很认真。当然，除考试以外，同样是要给工头钱的。这个事情他们法国人不知道，也根本不会去管。我和哥哥进厂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我母亲也花了二两金子。单单进去还不算，过年过节还要给工头送礼。被录用以后，我在公司里头主要搞焊接，因为刚开始不太会，所以就跟几个中国老师傅学。那个时候的公共汽车都是法国雪铁龙，铝制的，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铝板焊接起来。这个厉害啊，公共汽车的横梁都是铝的！不过后来上海机械厂把它们都弄成铁的，那是我们自己轧成的骨架。关于管理工作体制方面，他们法国人也非常厉害：第一，你干一年给你升一年工资；第二，不犯错误可以，犯错误就不给你升，而且责任大的话就会把你开除。
解放前，我们的地下工作也蛮厉害。我参加过1947年的“九二七”上海大罢工
，那个时候我们地下支部都听香港的广播，包括黄炎培的谈话
。我们管的这段路是法租界，后来扩大到华租界。那时候地下党员互相都不知道，比如我哥哥，八十一二岁去世的，他搞地下工作比较早。那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都不知道对方是地下党。快解放的时候，在开展地下活动的过程中，支部跟我说了之后，我才知道哥哥是地下党。地下活动是在我们家进行的，我们住在一起，在二层楼的三间房里头。这房子是我父母亲自己攒钱并在自己的土地上造的，不过现在这房子都拆掉了。拆房子的人我去年回去没联系上，那个人曾经当过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长，也是个地下党，大罢工的时候就是他发展我的。当时敌人一直在抓他，后来他跑了。大罢工发动的人多，一个区一个，那时候叫“一车间”“二车间”。当时只要用喇叭一叫，哪怕手头有工作、活动，所有人也都放下活跑过去，结果导致了整个厂全部停产。工人当中也有几个地下党，其中一个叫陈龙祥，是他动员我参加的。另外他还找了当时的厂工会副主席——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跟他一起。那个负责人在解放以后当了工会主席。蒋介石还接见过他，称他为优秀国民党员，实际上蒋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地下党。不过，因为敌人厉害，大罢工持续了八九天之后还是失败了。
大罢工期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杨树浦发电厂出事了。像《铁窗烈火》
主人公的原型王孝和，在当时任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会理事，和工会主席差不多，也是个地下党。到1948年，国民党抓到他后污蔑他，把国民党自己搞的破坏说成是他搞的，但他坚决不承认；国民党又说他是共产党，他也一直不承认，但最后王孝和还是被国民党枪毙了。那时，地下党真的搞起来，是可以让全市停电停水的。刚开始搞的是交通，比如罢工时电车不开了，国民党就叫人开，但只要他们把车开到马路上，我们就把车推翻。那个时候都是提着脑袋做这些事的，但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脑袋掉不掉、死不死之类的后果。那时候国民党里面有个蓝衣社
，他们往我们厂派过一个特务，表面上装成工人和地下党，到解放一年以后才被我们给揪出来，揪出来之后就把他枪毙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他的背后有军统、中统，但当时我们不太了解，只知道这个家伙是坏人。
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们都不住家里，都是白天工作，多遛遛路，只要发现不二不三的人进厂了，我们马上就溜到厕所、围墙，再不行翻出去就跑。原来说解放军22号进上海，实际上是浦东先解放，两天之后全上海解放。当时解放军是从浦东进上海的，我们坐中吉普去迎接他们，车里有积极的群众，也有地下党。我们和解放军白天都不联系，晚上靠手电筒联系。我们在手电筒镜片上贴个五角星，照明的时候看到这个五角星图案就知道是自己人了。解放军不是从浦东过来嘛，我们就叫他们从一个码头跑过来，然后把他们接进来，并给他们带路。现在的卢浦大桥桥头的地方就是当年我的家，卢浦大桥过去那个桥头叫黄浦江滩。解放军在普通的门板上摆着机枪，通过渡江漂过来。他们身上没有漂亮的衣服，有的连裤腿都没有了。解放军一进来说要休息，就坐在地上，而且说睡着就睡着，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老百姓。我们公司的人去迎接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东西吃，但他们累得都吃不动了。而且，他们在马路上睡，不进老百姓的家。他们说睡下就睡下，但听到命令以后嗖地一下就又起来了，而且起来后连声音也没有，纪律相当严明。不过这个时候上海还没有解放，因为当时上海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按照上级命令，弄了三辆公共汽车，让解放军坐在车子里面，随后公共汽车通过四川路桥大统路，把他们直接送到上海火车站，不让国民党军队跑掉。当时苏州河对面都是国民党军队，比如四川路桥（白渡桥西边的第二座桥）北边的邮政局四楼上都摆了机枪往下扫，解放军一直没有突破。突不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先把他们接回来。后来解放军离开了，准备利用天黑的时候再进行突破。另一方面，解放军从西边，也就是虹桥路那里也打过来了，我们就想办法把桥的两边有多少碉堡、碉堡从哪里开的门、离开岸多少距离等信息给推算出来。当时地下党的地盘很大，我们就多请了点人组织联络，把这些信息都传达给解放军。其实那边最后也没牺牲多少人，因为解放军早就掌握了谁是国民党、堡垒里面有人没人，即便有人也早就控制了。
等到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后，我就回到公司给周围的警察局发信，把信件发到徐家汇、静安寺等地区。警察局里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我们就通知他们要老老实实待着，不能再去搞大上海里的红色“小开”
破坏，于是他们就在警察局里面不出来了。但是这批人结局都蛮好，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了离休干部。
他们算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投降后反而变离休了。解放以后，他们转为共产党的警察，还负责交通管制，接下去又招了一批积极分子到警察局去工作。
后来，我们公司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工会，全国最早的工会就是我们法商工会，成立仪式我也参加了。当时我主要负责周围的交通安全，关键时候做保卫工作。陈毅市长也参加了这次成立仪式。第二年，我们工会里的一半队员都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也是上海第一个成立的青年团，我还当了沪南水电交通公司的团委书记。成立之后，我们青年团一直组织活动，经常出去郊游。法国人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他们对待员工也说得过去。后来在我家里开了支部会。那个时候我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还没有明确，不过我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党员了，所以我要入党的话理应好办。但是他们开会居然没有叫我！我当时就有点火了，我吼道：“当时都是一起来干的，你们都是党员，我哥也是党员，为什么就我不是！”我一恼火，就啥会也不参加了。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帮我弄清楚是谁发展我进来做地下党的。1949年，陈龙祥正在参加世界青年大会，等他从苏联回来以后才证明是他发展我入党（地下党）的。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快1952年了，这就是1952年以前我一直没能入党的原因。等到1952年陈龙祥回来以后，单位就找他问发展我的事，他立即证明当时已经发展了我，接着就是填表、开支部大会，喊大家征求下意见，结果是全部通过。之后就在上海震旦学院（现在叫复旦大学）鲁班路的东边大操场开“七一庆祝大会”，我在这个会上宣誓入党。我们当时有两个人入党，除我以外，还有一个是交通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