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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原本一穷二白的古老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GDP总量从679亿元上升到90万亿元，增长了1324倍；人均GDP从119元上升到6.46万元，增长了542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59.2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中国经济7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历经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砥柱作用。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步步推进，70年来我们这个原本以农业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工业经济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大大超过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实际上略早于此。1948年2月1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鞍山；4月4日，在原鞍山钢铁公司的基础上成立鞍山钢铁厂，同年底改为鞍山钢铁公司。1949年春，毛泽东发出“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经过修复，当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送来“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贺幛
，由此开始了最初的工业化尝试。
不过，一直到1953年围绕工业化和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大规模的工业化才算正式拉开帷幕。同新中国的成立相比，大规模工业化步骤的滞后，固然与编制和通过计划需要时间有关
，也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及随后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关，同样，还与因国共战争而导致的几近崩溃的中国经济的恢复需要时日有关。如果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所实施的13个五年计划/规划
入手，大致可以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分为下述几个时期：
1. 起步阶段，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新中国工业及经济的起步主要依靠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援助，因此核心是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包括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等，以及通过对原有企业改扩建而来的鞍山钢铁厂
等，苏联的援助使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起步成为可能。
（2）“一五”计划的实施伴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在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业经济的占比提高到了33%，在农村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的占比提高到了56%，公私合营经济的占比提高到了8%，而个体经济的占比由原来的71.8%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的占比则由原来的7%降低到1%以下。
（3）“一五”计划实现了开门红，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5%；工农业总产值则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这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2. 挫折阶段，这一阶段从1958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到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前后长达18年（1958—1975）。（1）从总体上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陷入盲目冒进的泥潭，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发展的秩序被打乱，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被迫停止。（2）尽管遭遇到极大的挫折，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在这18年中，还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防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等成就，但因各种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和发展思路有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普遍贫穷、生活困难，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人均GDP不过385元。
（3）因为与苏联及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与冲突，同“一五”计划期间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不同，中国工业的发展开始显露出鲜明的去苏联化甚至抗苏联化倾向。比如，鞍山钢铁厂在60年代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替代了苏联“一长制”管理的“马钢宪法”
；又比如，60年代大庆油田的石油大会战
，也是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加速上马的，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再比如，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虽有在东南沿海防范美国和蒋介石政府“反攻”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备战目标也是交恶之后的苏联。
3. 恢复阶段，这一阶段时间也比较长，从1976年开始直至2000年，历时25年，跨越第五到第九共计五个五年计划。
其主要特点包括：（1）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方针，新中国的工业化也由此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2）改革开放后，外资的引进和一日千里的特区建设，不仅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带来了富裕的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装备和市场；同时，外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民营与个体企业的兴起，更是改变了原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使得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更富有活力，也极大地推动了90年代后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中国的城镇化。（3）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一步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提供了制度基础。
4. 腾飞阶段，进入21世纪后，新中国的工业化踏上了腾飞的跳板。从2001年起一直到2020年，整整20年历经第十到第十三共四个五年计划/规划，进入了实现工业化前的冲刺阶段。其主要特点包括：（1）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的助力器，也是新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保障，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跳出了国内市场的狭隘空间，不仅市场规模扩大，而且伴随着技术的引进、效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中国工业至少在规模上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
（2）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劳动（力）密集阶段，主要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那么从21世纪开始，中国工业中的高技术和高科技成分快速增长，而正是“整个经济中的高技术汇集决定了工业化建设的腾飞”
，也为到2035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叙事即使不是汗牛充栋，也可以称得上应有尽有。但是，除却近年来围绕三线建设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的著述外
，总体上说大多有关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研究依旧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这使我们的全部努力有可能无法逃逸这样的危险：因为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每一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无法显示自己内在的纹理。其实，如果历史的记述者能够考虑到底层的或自下而上的视角，你就容易体悟到：不但每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迹，虽说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
从单纯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人表述的兼容并蓄，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既归因于历史学的转向，也归因于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就前者而言，如保尔·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
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阿兰·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后者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获得方便的记录
，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
，并因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两厢相加，以致唐纳德·里奇会说：“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最早的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或职业历史学家出现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给了原先被忽视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资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以研究伦敦的贫困著名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
，而撰写《欧洲工人》的法国人勒·普莱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口头资料，他甚至懂得从工人对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中推论当地社会的疏离程度。
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不仅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
，而且在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导致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
，这也是我们今天同类研究的前导。其实，宽泛一点说，即使在较为封闭的20世纪50—70年代，对革命传统的片面强调或对基层劳动者的斗争实践的过度关注，也激发了相似的历史学尝试在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的方式予以呈现。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起码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我们知道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
。更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overlay）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
。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句话，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讨论口述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问题：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如此，刘亚秋研究的知青
，以及我们现已完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和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们口述叙事中大体相似的“青春无悔”的记忆，虽然未必是陈述者贯穿一生的全部感受，但却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
当然，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当下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一家的独疾：显而易见，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而言，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统治者、权贵阶级及其代言人；就口述史与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你也不能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的动机。进一步，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自2018年末，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之卓越研究计划批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设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重大项目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将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衔接。为此，一进入2019年，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就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推出两项研究计划：其一，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其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
就后一个主题而言，有鉴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风雨历程之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社会群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缔造了中华民族今日的辉煌，我们立志用10年的时间，收集他们的口述历史资料，为他们雕塑值得留存的人物群像。这些群像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模范、女兵（战士）、知青、赤脚医生、“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工作队员、工农兵大学生、77级人、个体户、农民工、企业家、知识分子（学者）、海归、白领（中产）。我们以为，正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史，建构了我们民族的当代奋斗史。
有鉴于2019年正逢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而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了的社会学学科与改革开放同步，在过去的40年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我们决意以社会学家为知识分子或学者的缩影，通过他们的口述历史来反映这一学科的重建艰辛与知识精进——自6月22日首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敏教授、7月4日接访美国杜克大学林南教授始，到12月26日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教授和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李沛良教授止，我们顺利完成了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正在整理编撰之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启了知青和女兵两项口述史研究，包括60年代中国知青的旗帜性人物董加耕、1968年以切·格瓦拉为榜样加入缅共游击队的10余位云南知青（其中还有几位巾帼英雄），都在我们的研究中留下了他们宝贵的口述史料。
就前一个主题即我们现在讨论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而言，几乎是在踏进2019年的门槛之际，我们就以古都洛阳两家著名的国有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启了这项极富意义的口述史研究。2019年1月3日，新年假期一过，南京大学口述史研究团队即前往古都洛阳，入住第一拖拉机厂（一拖集团）青年公寓。在接下来的10余天时间里，我们分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访问了一拖集团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中信重工集团）两家企业的130余位不同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其中最年长的几位是90多岁的老人，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便从上海、长春等老工业基地及河南各地市动身，挈妇将雏、义无反顾地奔赴洛阳涧西，参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启的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建设。在那些天里，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向我们讲述并分享了与国家的宏大历史经纬编织在一起的个人的生命历程，或长或短，或波澜壮阔或平淡自得，其中有自豪、欢乐、惊喜、满足，也有泪水、委屈、失望甚至痛楚……我们尊重他们的叙事，体认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选择，同样更感激他们的付出。尽管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能够记载下的都不及他们丰富人生体验之万一，但我们依旧执着于做好每一场访谈。我们希望能够用他们每一个人丰富多彩的口述叙事，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宏大画卷补齐一角。
以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的开篇，自然与这两家企业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有关，也与2010年9月我担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期间，带领社会学专业的四年级本科生去洛阳毕业实习、做社会调查有关。鉴于学生们的社会调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教师们带着去农村
，那次我决意要带着学生们去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看看。正巧，学生李雪梦的老家在洛阳，她的母亲、总后勤部刘红敏大校自小在涧西工业区长大，便为我们联系了时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尚朝阳先生。尚朝阳秘书长和时任洛阳市委统战部部长胡广坤先生非常热心，为我们联系了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于是，便有了那年9月的洛阳之行。
记得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方文晖、南京大学团委书记王靖华，以及陈友华教授等10位教师和45位学生。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即现在的中信重工集团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后来我的学生陈勇、周东洋、方莉琳都以此为依托，完成了他们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同时在第一拖拉机厂暨一拖集团宣传部的支持下，和关树文、卢福来、高世正、梁铁峰、张成周、张小亮、文海舟等7位老干部、高级工程师、老劳模做了一上午的访谈，算是一个不那么正式的焦点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虽然因为时间有限，访谈难以在细节上铺陈，但所有学生都列席参加了，听老人们谈一拖的建设和自己的个人生涯，也因此形成了许多共鸣——现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雪梦，还据此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而于我而言，一定要找个机会将这两家企业好好研究一番的想法，也因此就牢牢地生下根来。
感谢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为我们实现长期以来的研究愿望提供了可能。2018年底，几乎在学校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纳入“卓越研究计划”之时，我们即确立了“接续传统，开拓新域，以微明宏，淬炼新知。全面梳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脉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本土化的眼光尝试理论创新；深入分析70年来的中国道路，以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锻造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平台”的学术宗旨。为践行这一宗旨，我们推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研究，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推出“新中国农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由此形成当代中国研究大系。
2019年寒假，我们完成了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两项口述史研究；紧接着，2019年暑假，我们完成了包括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6地市在内的贵州省10余家企业的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按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将在自2019年起的10年时间内，完成10家或10种类型的工（商）企业的口述史研究。从纵向的历时态角度看，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选择鞍山钢铁厂（集团）、第一拖拉机厂（一拖集团）、洛阳矿山机器厂（中信重工）、大庆油田和三线建设企业（贵州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10余家工厂）这5家（类）著名的企业，作为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代表；选择苏宁集团（江苏民营企业）、义乌小商品市场（浙江个体企业）、福耀玻璃集团（福建乡镇企业）、富士康集团公司（广东台资企业）和宝山钢铁公司这5家（类）同样闻名遐迩的企业，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工（商）业建设的代表。
在上述选择中，我们的基本考虑是：（1）同毛泽东时代所有制形式单一的国有企业相比，改革开放后的5家企业不但考虑了地域上的分布（尤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沿海），而且考虑了各种有代表性的所有制形式，这不仅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制度变革产生的最富象征性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富有活力的表征所在。（2）改革开放后的5家（类）企业很难说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产业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有些企业（比如苏宁集团或义乌小商品市场）还具有鲜明的商业甚至现代“云商”性质。我们选取它们作为口述史研究对象的原因，不仅在于现实的国民经济中产业形式常常混合在一起，第二和第三产业未必泾渭分明（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常常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义乌千家万户的“后厂”就是轻工业商品的加工基地），更在于包括苏宁、京东甚至淘宝在内的依靠现代网络技术异军突起的各类企业，不但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而且它们所打开的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3）如果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的研究未能获得相关企业的应允和支持，或者简单说，如果我们的口述史访谈无法“进入”既定的企业并顺利完成的话，我们也可能调整研究的计划，选择同样或类似的企业推进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读者在阅读这些由亲历者口述而成的著作时，可能会发现，在亲历者有关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口头叙事中，叙事者自身的生命时长及叙事时点不仅影响到其叙事的欲望和动机，还影响到其叙事的风格和饱满度。尽管没有人规定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只能是年长者，但显然包括我们在内，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即尽管年长的亲历者有时存在语言的障碍、理解的困难、体力甚至认知的缺陷，但他们对待访谈的认真、细节的“较劲”和过程的铺陈程度却常常超过年轻者。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国度，除了有时会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迟疑外，年长者通常是口述史采集最好的对象。
比如，在我们2019年完成的几项口述史研究中，年长的亲历者给出的口头叙事常常比年轻者更具细节和故事性。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的采集中，无论在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还是在贵州的十几个三线企业，几百位年长的亲历者们一旦消除了对访谈者的身份疑虑，他们即会主动开始绵延不绝的口头叙事，有些老人甚至来到我们的住地相约一谈再谈。但与此同时，参与同一主题口述叙事的年轻人即使“回答”（注意这里的用词）认真，也缺乏临场的“既视感”。我以为，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晚年不仅因为其生命的跨度较长和经验的饱满性使得叙事更有意义，同样也因为个体的终极思考使得叙事更为紧迫。他们通过讲故事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集体认同。这样的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老人更有叙事的欲望（用单纯的个体孤独来解释这种欲望，不仅简单肤浅，而且本质上是一种还原主义逻辑），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表明了普通的民众不自觉地参与历史的复述与建构的浓郁兴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紧迫和富有意义。由此，帮助他们复述并重构其生活事件的历史意义，就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是为序。
周晓虹
2020年2月14日
新冠病毒肺炎肆虐之时
写于南京溧水卧龙湖畔百合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