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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地位相当的女作家，同为路易十四宫廷中受人瞩目的才女，而且过从甚密，她们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与精神风貌。一位是以小说著名的拉法耶特夫人，她的《克莱芙王妃》（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被视为法国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说；另一位是以书信著名的塞维涅夫人，作品早已成为书信体裁的典范，其优美典雅而不失机智幽默的文风是古典主义时期贵族精神生活的体现。书信与虚构的小说不同，并非刻意为之的文学创作，而是与现实相依相存。从很大意义上来说，作者的生平机遇成就了这部作品，作品与人生密不可分。
塞维涅夫人于1626年2月5日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勃艮第贵族，母亲是财政官的女儿。她7岁时，父母、外祖父母和祖父相继去世。她的祖母是圣母往见会（l'ordre de la Visitation）的创始人，非常睿智，把孙女托付给库朗热家族的舅舅、姨妈和表兄弟们照料。在亲人们的细心照顾下，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她18岁时嫁给年轻英俊的亨利·德·塞维涅侯爵，七年后丈夫为情妇与人决斗身亡，给她留下一儿一女以及布列塔尼的地产。
塞维涅夫人年轻时是上流社会的宠儿。她的魅力不仅来自美貌，更来自才华。她从小在良师指导下博览群书，成年后更有梅纳热、夏普兰等大学者为伴，学养深厚。她热爱生活，热爱享乐，在贵族文豪的社交圈中顾盼生姿、妙语连珠。一位好友斯屈代里小姐，也是当时宫廷里最重要的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这样形容塞维涅夫人：“她的种种小情态毫不做作，都来自她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性情和时刻保持优雅的好习惯。”“她谈起话来轻松、风趣而自然。说话得体、睿智，有时甚至有些天真而灵气充盈的表达，让人欣喜万分。”朋友们都爱与她为伴，用她堂兄比西-拉比丹的话说：“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烦闷。”
塞维涅夫人将近30岁时就已因书信优美而在朋友圈中小有名气。她的写作才华与她在社交中的口才一脉相承，都能悦人耳目。她能够通过想象把通信者当作不在场的对话者，写信时仍和与人谈话一样，灵动自然。有斯屈代里小姐的评价为证：“她写信就和说话一样，雅致宜人无比。”可是，如果不是命运的变故，她顶多只是一位有才情的宫廷贵妇，而不会成为作家。1669年，被她视作掌上明珠的女儿弗朗索瓦兹-玛格丽特·德·塞维涅嫁给普罗旺斯贵族格里尼昂伯爵。次年，伯爵被国王任命为普罗旺斯总督，必须常驻普罗旺斯尽职守。伯爵夫人于1671年2月4日离开巴黎，与丈夫会合。塞维涅夫人悲痛万分，和女儿约定每周通信两封，母女俩都恪守承诺。所幸时任邮政总监的卢瓦侯爵自1668年重组了邮局的定期送信系统，为母女通信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在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她把对女儿的满腔疼爱和思念寄托在一封封情深感人的书信里。正是这些原本只有一位读者的书信为塞维涅夫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声名。
在17世纪，书信这一文学体裁有三种类别，第一类以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 Les Provinciales ）为代表，面向公众，讨论道德、哲学、神学等重大问题。第二类以樊尚·瓦蒂尔的书信为代表，话题不如第一类严肃，是上流社会中人展现才情、品位、机锋妙语的绝好机会，面向同样高雅、深谙其中趣味的读者。瓦蒂尔是贵族沙龙与文人雅集最为耀眼的明星，其诗歌与信件以语言精致、考究、风雅而著称，是宫廷品位的不二代表，盛名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后因作品过于矫揉轻浮，逐渐被后人遗忘。第三类是亲友之间交换信息、互道安好的私人信件。与其他文学创作不同，这类书信主要以实际交流为目的，没有谋篇布局，没有深思熟虑，但其中的优秀之作却因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而成为经典，塞维涅夫人书信便是代表。
书信在17世纪的社交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拜访、宴请、祝贺、致谢等事宜都通过书信传达。正因应用广泛，书信容易程式化，沿用修辞套话、成规礼节。塞维涅夫人说规则习惯是“为所有的马配置的马鞍”，而她在私人信件中保持着率真自然的风格和口头交谈的习惯，在信件的形式、词汇、句法等诸多方面都打破常规。她写信不打草稿，下笔迅疾；段落极长，页边不留空白，信后添加附言，都有悖正式书信的格式。她的话语不事雕琢，句法随意，雅致的行文中不时夹杂俗语和新词，并列、倒置、延长等不符合古典句法规则的语句频频可见。她说自己写信随意，不修边幅：“我的笔就像一个冒失鬼。”她在布列塔尼的领地居住期间，与外界交流不便，给女儿的信“用针尖”“用风之笔”写成，意即所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优美的比喻恰好表达了她随性自如的风格。正因为没有墨守成规，她才能任由真情流露笔端，即时捕捉思想的吉光片羽，记录活泼泼的生活、人物与对话。
塞维涅夫人的书信话题流转自如，表达新颖别致，既有文学作品中的台词、诗句信手拈来，也有形象生动的村俗俚语令人莞尔。信中大量引用文学、哲学和神学作品，但往往以一种风趣轻松的语调道出，成为自己话语的一部分。在1671年6月21日的信中，她说收到了盼望已久的来信，“我像德·拉苏什先生（此人是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弗让人称呼自己的名字）一样长舒一口气”，庆幸女儿身体健康：“你没有苍白瘦弱，像奥林匹亚公主一样萎靡不振！”（这一比喻可能是指拉卡尔普勒内德的《克利奥帕特拉》中的奥林匹亚，色雷斯国王的女儿，也可能指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特的《愤怒的罗兰》中写到的奥林匹亚公主）；信末致词“致阿波利东城堡中我亲爱的小美人”，则影射《高卢人阿马迪斯》中由魔法师阿波利东建造的魔法城堡。她巧妙地化用俗语，写布列塔尼阴雨连绵的天气：“这里雨一直下了三个星期，我们不说‘风雨之后见晴天’，而是‘风雨之后还是雨’。”又如她时常在信中提及笛卡尔，因为笛卡尔是17世纪后半叶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谈论其作品内容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更重要的原因是笛卡尔是她女儿喜爱的哲学家，塞维涅夫人便投其所好，用哲学话语的片段来搭建自己的情感话语。她深谙笛卡尔的哲学概念，但很少进行严肃的逻辑推理，而是将概念从语境中抽取出来，化用在日常情境当中，由此使厚重的哲学思辨变成轻盈而亲切的书信话题。
以实用为目的的书信，与文学作品的界限何在？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完全是自然之举，还是带有文学创作的意图？这是评论界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有研究者认为她写信完全出自对女儿强烈、私密的感情，也有研究者认为信件同时也是实现文学价值的方式。虽然塞维涅夫人从未想过出版信件，而且说她只乐于给女儿一人写信，给其他人写信都是“力气活”，但根据书信内容和历史背景知识，我们可以想见读信人身边围绕着家人或朋友，信件会在朋友之间小范围地传阅，得到朋友的称赞。女儿和友人都把塞维涅夫人的风格与当时最受推崇的瓦蒂尔相比。比西-拉比丹感叹堂妹的文笔优美，甚至把她写给自己的几封信送给国王路易十四欣赏。因此，书信既是母女俩情感交流的渠道，也是展示文学才华的场所。她的身份、学识，与文人雅士的交往，还有与生俱来的写作才能，在无形之中都促成了她独特的风格，也使她对于写信这一私密的日常行为自律甚高。因此，书信既是个人性情的体现，又体现出那个时代宫廷文化的影响。塞维涅夫人研究专家贝尔纳·布雷（Bernard Bray）认为作者的风格属于西塞罗所说的“考究的随意”，并非随性放任之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是社交礼仪、阅读、贵族交往圈以及个人性情、才能共同塑造了她的写作风格，与其人格、品位相符。她没有刻意经营自己的写作风格，但妙手天成的书信曾给她的女儿带去欢乐，直至今日也感动和愉悦了千万的读者。
塞维涅夫人书信不仅在当时得到亲友的称赞，也得到后世很多读者的赏识，其中包括大作家与评论家。司汤达曾遗憾不能“用塞维涅夫人的语言”描绘他所处时代的风俗。圣伯夫在著作《女性肖像》中用一章评论塞维涅夫人的写作与当时风雅、悠闲的社交生活之间的联系，认为她的风格与拉封丹接近，精练自然。伍尔芙称赞其文学才华：“这位贵妇人，这位感情热烈丰富的书信作者，应该也能成为一名极为优秀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全书提及塞维涅夫人多达四十五次，因为她的书信中所体现出的母爱是叙述者最为珍视的情感，与他对母亲和外祖母的感情相呼应。在叙述者及其家人看来，是否喜欢塞维涅夫人甚至成为判断人品的一个标志。正如塞维涅夫人自己在得到他人赞扬时说：“我的文笔不事修辞，只有天性自然平和之人才会欣赏。”可见喜爱她的书信的读者往往具有质朴的心性。
塞维涅夫人书信中最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主题，就是她对女儿的深情。母女远隔两地，她只能靠书信排遣孤单与思念：“今天由你开始，我满心欢喜……今天一定会比平日少些忧伤。”（1671年3月15日）“那个残酷的周三，正是你离开的那天，我本该给你写信的，可是我太难过、太疲惫，连给你写信作为慰藉的力气都没有了。”（1671年2月11日）她在每一封信中都反复表明对女儿的爱，读来却不觉烦琐，只觉感人至深。因为她的爱不是空泛虚华的，而是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交杂百般滋味，写尽柔肠千折。她对女儿有疼爱、有怜惜、有自豪、有感激，也有责怪、有担忧。她为女儿瘦弱的身体日夜担忧，恳求女儿为了她可怜的妈妈照顾好自己，饮食起居一应细节都为女儿思虑周全，还为她咨询名医、寻求良药。为此，生病与医治是书信集的一个重要主题。她望眼欲穿等待女儿的来信，想知道她的消息，有时由于邮政传递的混乱，信没有按时送达，她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给女儿写信和收到她的来信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但为了女儿的健康，为了让她多休息，她不惜舍弃这唯一的乐趣：“我单方决裂，自己也很痛苦，但想到你从此不会受我摧残，就有同等的宽慰。”（1679年12月29日）“你写得太多了，我一看到你的字迹就心生感伤。孩子，我知道你写信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尽管你给我写世上最有趣、最甜蜜的话，但我一想到自己享受的快乐是用你的胸痛交换来的，就懊悔不已。”（1680年1月30日）她得知女儿怀孕，本想赶去探望，却要前往布列塔尼处理对女儿有利的债务，“宁愿忍受远离你的痛苦”（1671年5月6日）。这份母爱因它的纠结隐忍而更加真实，也更加动人。
塞维涅夫人与女儿分隔两地，往来于两地间的书信成为一种物质载体，象征着母女俩的离别与思念，更承载着她们为补偿这种离别所做出的努力。骨肉分离给塞维涅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但她出于乐观的天性和睿智的思想，善于发现事情中的趣味，善于自嘲：“一想到你从此远离，想到你坐着马车远去的情景，我就备受煎熬。你一直走，正像你说的，要离我两百里。我无法承受这种不公，眼看着你离开而自己留在原地，我也打算尽可能地远离，一下跑出三百里。这样的距离很好，要穿越整个法国去看你，这样的壮举才配得上我对你的感情。”（1671年2月11日。信中所说的“里”是当时的计量单位，一法国古里约合现在四公里。）这样复杂的语调，半是真心半是调侃，悲伤中有豁达，无奈中有坚强。
地理距离造成了时间上的差距：信从女儿手中发出，到母亲手中至少已是一周之后。她虽然能通过文字关注甚至参与女儿的生活，但总有延时，总是落后于事件发生的时刻。这是古代通信方式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别离，过去的回忆也令人感伤：“你的身影无处不在，屋子里、教堂里、田野里、花园里，没有一处不浮现出你的身影，没有一处不让我回想起从前的情景。事事都刺痛我的心，让我看见你，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千事万事，我想了又想，心力交瘁。可是，我四处顾盼，四处找寻，只是徒劳，我挚爱的那个孩子已在千里之外，我失去了她。一念之间，我不禁泪如雨下，心痛难忍，亲爱的孩子。”（1671年3月24日）“我总在想着你，记得你跳舞的样子，记得我看你跳舞的样子，回忆那么甜蜜，想来却变成了痛苦。”（1671年8月5日）因为别离，她时刻猜测，时刻担忧：“唉，眼不见，心不静，我战战兢兢、心神不宁，总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所有倏忽而过的忧伤都变成了预感，幻象变成先兆，预测变成警示。总之，痛苦无穷无尽。”（1671年5月6日）
塞维涅夫人的全部生活都以女儿为核心，为她的健康和利益而思虑奔走，和友人谈话总是围绕着女儿，总以女儿为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人和事：她谈起和自己共进晚餐的弗雷努瓦夫人：“她美得就像一个女神，一个林泽仙女，不过我和斯卡隆夫人、拉法耶特夫人都认为她离格里尼昂夫人还差十万八千里。”（1672年1月29日）然后又把美人的五官一一和女儿比较，认为她从长相到气质、智慧都远远不及女儿。还有一次她嘲笑遇见的两位年轻妇人：“这些年轻女人都多蠢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世上我只认识一个聪明的女孩，可她离得多远啊！”（1671年5月6日）这样的关注与痴迷，与今天我们身边热衷于在微信朋友圈晒娃的母亲们并无二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母爱都有相似的体现，母亲眼里出天使。
客观地说，女儿远离，塞维涅夫人所体会的感情接近司汤达所说的爱情的“结晶”，即一种感情在想象的催发下被覆盖上美丽的结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女儿虽然很爱母亲，但抗拒母亲表达爱的方式，不愿她把母爱当作炫耀的资本，母女相聚时经常争吵、以分别告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格里尼昂夫人还有一个弟弟，塞维涅夫人对儿子却似乎不太重视。也许正是女儿的抗拒激发了塞维涅夫人更深的感情，有评论家把这种母爱称为“逃离的爱”（l'amour en fuite）。
然而，塞维涅夫人也是一个素养极高、具有自省精神的人。她没有盲目美化自己的孩子，不时责怪她花费过度，提醒她节约，都是出自赤诚的母爱。更难得的是，她在全心投入的同时，也时时反省这种过度的感情是否让对方厌烦、是否有悖个人精神的修行与提升。例如书中第十封信写于复活节前的圣周，塞维涅夫人本想静修祈祷，深知在此期间放任自己的感情是“触犯上帝”的行为，仍然忍不住给女儿写信，同时又忏悔自己的过错：“如果我能克制住不给你写信，而向上帝倾诉，会胜过任何苦修。可惜我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反而给你写信寻求安慰。唉！我的孩子，此举多么软弱，多么可怜啊！”（1671年3月26日）无论如何，她始终坚持情感是人性中最重要、最合理的因素，由此母爱与对上帝之爱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等同的。“这确是软弱之举，但我实在无力抵抗这样一种合理而自然的深情。”（1671年3月24日）她承认自己因爱而软弱，却又坚信这份软弱值得珍惜，一再强调爱之忧伤即使苦涩，也是甜蜜的，胜过无知无觉。这些想法与表达，超前地提出了19世纪将要大行其道的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书信集中能够体会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的流逝。塞维涅夫人给女儿的第一封信写于1671年，最后一封写于1695年，跨度将近二十五年。她写给亲友的信年代则更为久远，现存最早的一封写于1648年。数十年的信件记录着母女俩的生命历程，疾病与衰老，离别与相聚，欢乐与哀愁。她早有承诺：“我会好好活着，用一生守护你，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欢愉还是担忧，还是其他种种感情，我都欣然接受。”（1671年5月6日）本书最后一封是塞维涅夫人向友人穆勒索道谢的信，感谢他向名医巴贝拉克求得药方，治好了女儿的高烧。但不久之后，她自己却与世长辞，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一心关注女儿的身体，经常半夜起床看女儿是否睡得安稳，对自己的冷暖却不管不顾，最终因为照顾女儿劳累成疾，于1696年4月6日发烧，17日去世。以这样一封信作为书信集的尾声，正应了她在二十五年前给女儿信中的话：“真想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再牵挂你和你大大小小的事情。回答应该是：‘我该怎么回答你？死亡的时辰最为无常。’”（1671年3月27日）她早知爱的宿命，令人感叹。
母女二人的通信非常规律，而且有相同处境的不断重复：离别—思念—期待再相聚，她们的生活似乎遵循着通信所划分的节奏，围绕着收信和回信展开：“星期一收到你的来信，直到星期三，我都在回信；星期五又收到一封，直到星期日，我又在回信。这样忙碌，倒让我觉得你来信的间隔没那么漫长了。”（1684年10月4日）这个特点在通读塞维涅夫人的全部书信时尤为明显。另外，通信本该是双方对话，但后世的读者只能读到一方的话语，因为在格里尼昂夫人去世之后，她的女儿，即塞维涅夫人的外孙女西米亚那夫人遵照母亲要求，命人烧毁了她写给塞维涅夫人的所有信件，原因无从知晓。
塞维涅夫人的写作风格也在随着时间而变化。她早期的语调欢快，例如她于1648年写给非常亲近的堂兄比西的几封信中，俏皮嗔怪跃然纸上，讥笑调侃与自然流露的深情融合无间。随着时间流逝，生活忧虑增多。因为政治原因，塞维涅夫人在宫中地位渐衰，加之经济拮据，逐渐远离宫廷的华彩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布列塔尼以及她舅舅的领地利夫里居住，每年只在巴黎卡纳瓦莱公馆（即今天的卡纳瓦莱巴黎城市历史博物馆）租住数月。她曾是社交圈中众人瞩目的中心，却也能顺天安命，在孤寂简朴的外省生活中恬然自得，沉浸在阅读与思考之中。甘于寂寞的性格增加了她思想的深度，她所信仰的冉森派教义更有助于她在对上帝的顺从中寻求安宁。此时，信中的玩笑与“疯话”减少，欢快减弱，严肃的阅读、对罗歇或利夫里森林的描写、对宫廷生活的思考以及哲学与宗教思考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
这道流动的风景，主角是塞维涅夫人母女，也记录着外部世界的变迁：故人远行、辞世、得意、失意。当时交通缓慢，信息流通不便，塞维涅夫人便承担起给远在普罗旺斯的女儿充当信使的任务，向她讲述宫廷和巴黎社交界的逸闻趣事。在作者写作的时候，她心中想着唯一的读者是女儿，讲述的是与她们相关的人和事。当她的书信成为文学作品，被无数读者阅读时，作品就成了当时世态的浮世绘，通过一位宫廷贵妇之口，讲述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四时风貌。当时的文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事件，包括著名的富凯案、毒药案、拉罗什富科去世、1672年英荷战争、弗勒吕斯大捷等历史事件，在信中都有记述。1664年12月1日的信中讲述了路易十四的一场恶作剧，叙述生动，神态毕现，故事之后还有作者得出的思考，风格酷似拉封丹的寓言：
国王最近喜欢上了写诗，圣艾尼昂先生和当若先生也有板有眼地教他。一天，他写了一首小抒情诗，自己也不甚满意。一天早上，他对格拉蒙元帅说：“元帅先生，请您读一读这首小抒情诗，看您是否见过这么蹩脚的诗。大家知道我最近喜欢诗，就什么样的都送来了。”元帅读完诗，说道：“陛下，您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英明无比；这的确是我读过的最蠢、最可笑的诗了。”国王笑了起来，说：“写这首诗的人是不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陛下，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词了。”“好吧，”国王说，“真高兴您能这样坦诚相告；这首诗是我写的。”“啊！陛下，微臣不敬！请您再给我看看，我刚才读得太快了。”“不用了，元帅先生，最初的感觉总是最自然的。”国王做了这场恶作剧，大笑不已，大家都觉得这样捉弄一个老臣，真是再残忍不过的事情。我呢，总爱思考事情的深意，觉得国王应该从中得到启发，知道自己要了解真相有多难。
1671年4月5日的信中讲述了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盛况，贵族法官齐集，“还有五十个装扮到牙齿的布列塔尼平民，一百个社团”，笙歌宴饮，热闹非凡。其中描写晚宴的一段，生动有趣堪比小说：
同一个大厅里开了两桌，那可真是一场盛宴：每桌十四个人，肖纳先生招待一桌，夫人招待一桌。晚宴丰盛至极；烤肉几乎被原封未动地一盘盘端走；金字塔形的水果拼盘要上桌，真得把门加高。我们的祖先可没想过这样的装备，因为他们没想过一扇门要比自己高。水果拼盘高高堆起，宾客们隔着桌子得大声喊叫才能交谈。不过这倒也没什么不便，大家互相看不见也甚欢。有个水果拼盘里堆着二十个盘子，准备上桌时在门边翻个正着，一声巨响，所有的小提琴、双簧管和小号顿时寂然无声。
信件中不仅仅有诗意的情感与思想，还与衣食住行的物质世界紧密相连，成为17世纪物质生活的见证。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宫廷流行的服装款式、发型打扮、日常用具等。单是饮食与医疗，便构成书信中内容丰富的一个主题。塞维涅夫人多次提到热巧克力，有一次担心女儿在旅途中没带巧克力壶，不能喝热巧克力缓解失眠；另有一次担心外孙发高烧，问医生是否让他喝了巧克力；描述卢森堡公爵被捕入狱后的情形，说他要求“关上窗、点起火，喝巧克力”。结合史料，读者可以得知热巧克力与茶、咖啡在当时都被视为药物，在各种场合使用。在1685年的几封信中，她细细讲述了医生和修士怎样用各种方法为她治疗腿伤：打石膏、敷白酒敷料、涂黑油膏、草药、药粉，以及把湿敷草药埋入地下、以便带走疾病的近乎法术的疗法。她写到当时风行的温泉疗养，描述疗养所的各色人等，神态毕现，记录了温泉浴的过程，还介绍了把玫瑰浸泡在滚烫的温泉水中，取出后仍然鲜艳如初的小实验。如果没有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和圣西蒙的《回忆录》，后世对17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了解就会缺少很多细节。因此，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有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是多个学科关注的对象。
塞维涅夫人的信到达女儿手中，曾穿越遥遥路途；它们到达今日读者手中，也历经曲折。书信手稿至今已不可寻，后世读者读到的文字来自不同的版本与抄录本，经历了人为的删节、改写与讹误，又因种种巧合而得以完善、流传。可以说，书信集是一部编织在或真实或偏移的历史之中的经典作品。
塞维涅夫人于1696年去世，1725年便已出现未经授权的、不完整的书信版本，名为《塞维涅侯爵夫人致女儿格里尼昂伯爵夫人书信选，包含路易十四时代奇事》，收录28封信。随后，1726年又出现两个未经授权的书信集版本。1734年至1737年，塞维涅夫人书信的第一位正式编者德尼-马里乌斯·佩兰（Denis-Marius Perrin）得到作者外孙女西米亚那夫人授权，出版书信。这一版本分为四卷，包括614封塞维涅夫人致女儿的信。1754年，佩兰出版书信集第二个版本，八卷共772封，增补了塞维涅夫人致其他亲友的信件。佩兰版本是塞维涅夫人书信的第一个正式版本，但并不忠实。一方面，西米亚那夫人顾虑颇多，担心书信中一些段落有损家人声誉，要求出版者进行删节与修改；另一方面，佩兰也根据个人的文学品位，对信件大做删改，仅保留他认为“值得保留的东西”。出版之后，书信手稿全部被销毁。最早的三个源自手抄本的盗印本，以及经过删改的两个佩兰版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版者仅有的资料来源。
1818年，文学家路易-让-尼古拉·蒙梅尔凯（Louis-Jean-Nicolas Monmerqué）根据上述材料编订的版本出版后，引起勃艮第一位格罗布瓦侯爵的注意。他告知编者，自己有一本厚达1055页的《塞维涅夫人书信》抄本。蒙梅尔凯从中发现大量不为人知的新材料，1827年据此出版《未经出版的信件》。他去世之后，阿道夫·雷尼埃（Adolphe Régnier）以格罗布瓦抄本为主要蓝本，于1862年编订《塞维涅夫人通信集》，收录在桦榭出版社的“法国大作家”丛书（ Grands Ecrivains de la France ）当中，包括十四卷，是至此为止最为全面的塞维涅夫人书信与研究版本。
1873年，第戎学院的一位法学教授夏尔·卡普玛（Charles Capmas）无意中在第戎一家古董店发现六卷塞维涅夫人书信的抄本。据考证，该抄本由比西之子阿梅-尼古拉（Amé-Nicolas）于1715年至1719年间在比西城堡誊抄，包括319封信塞维涅夫人写给女儿的信件（另有两封致友人的信，都与格里尼昂夫人有关），是保存下来的最为忠实的抄本。上文所说的格罗布瓦抄本便转录自这一抄本，但内容不完整、错误极多。抄本发现八十年后，基于该抄本的信件于1953年至1957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收入最具权威的“七星文库”，此时读者才得以见到塞维涅夫人书信的全貌。书信集的出版与编者吉拉尔·加利（Gérard Gailly）的研究引起学术界对塞维涅夫人的关注，自此论文论著数量增多。
罗热·迪谢纳（Roger Duchêne）是当代最权威的塞维涅夫人研究专家。他于1970年完成的《现实经历与书信艺术：塞维涅夫人与爱的书信》是关于塞维涅夫人的第一部博士论文。1973年至1978年，由他编订的七星文库版《塞维涅夫人通信集》面世（上文所说的吉拉尔·加利版本为旧版，迪谢纳版本为新版），包括塞维涅夫人致女儿的764封信件，以及她与其他亲友的往来信件608封。编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与信件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并在谱系、词汇等各个层面进行梳理，为书信做了详尽的注释。本书原文是由他编选的伽利玛出版社Folio版本，选取89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供读者管窥一豹。
塞维涅夫人在中国读者中的知名度并不高。杨宪益在自传中回忆，钱锺书曾经向他盛赞一位名叫“瑟维叶”的法国女作家，书札多么机智有趣；钱锺书读的想必是法文原著，普通读者无缘得见。在学术界，仅有吴岳添、余中先等法语学者做过塞维涅夫人与书信文学的研究。书信集的第一个中译本于2008年出版，由许光华编选、五位译者合译（《塞维尼夫人书信》，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中有十余封信件与本书重合。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的洪藤月译本于2018年出版。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忠实于原作，力图在译文中表达出塞维涅夫人灵动自然的写作风格。有些语句略显突兀，语意不够明确，有三个原因：一是作品本身为私人书信，并非精雕细琢的文学作品，作者行文迅捷，随性所至，并不追求通篇连贯与顺畅。二是作品为书信选，只选取了塞维涅夫人具有代表性的信件，没有收录她的其他信件和通信者的来信，缺乏完整的背景知识，像是用碎片拼凑出事件的概貌，影响到读者对于文中一些事件的理解。三是17世纪的法语词汇、语法与今天的法语有差别，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表达方式，且文化背景、社会背景都与现在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多部辞典与法文参考资料，尽量通过文字处理与注释消除这一层面的问题。除特别说明之外，本书的全部注释都选自罗热·迪谢纳为法文底本与《塞维涅夫人通信集》七星文库版本所做的注释。因书信中涉及人物众多，仅对书信中反复出现的人物以及有助于理解上下文与写作背景的重要人物、作家、作品、官职名等添加随文括注。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瑞士弗里堡大学阿兰·福德迈（Alain Faudemay）教授与北京大学法语系段映虹教授的悉心指导。福德迈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期间，不辞辛苦领译者细读原文，答疑解惑，讲解塞维涅夫人语言的精妙之处。段映虹教授以极大的热情与耐心，陪伴了全书的翻译过程，从版本选定到译稿审阅都给予宝贵的意见。翻译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他们的帮助，特此感谢。
王斯秧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