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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儒奇伟之戏，出于古亡国之君 〔2〕 。春秋之世，陵轹 〔3〕 大诸侯。后代离析文义，至侮圣人之言为剧 〔4〕 ，盖在诛绝之法！而太史公为滑稽者作传 〔5〕 ，取其“谈言微中”，则感世道者深矣！
钱塘王晔 〔6〕 集历代之优辞有关于世道者，自楚国优孟而下，至金人玳瑁头 〔7〕 ，凡若干条。太史公之旨，其有概于中者乎！予闻仲尼论谏之义有五：始曰“谲谏”，终曰“讽谏”；且曰：“吾从者讽乎！” 〔8〕 盖一讽之效，从容一言之中，而龙逢 〔9〕 、比干 〔10〕 不获称，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观优之寓于讽者，如“漆城”“瓦衣”“雨税”之类 〔11〕 ，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烦乎牵裾、伏浦之勃也 〔12〕 。则优戏之伎，虽在诛绝；而优谏之功，岂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刳肠 〔13〕 ，申渐高之饮鸩 〔14〕 ，敬新磨之勉戮疲令 〔15〕 ，杨花飞之易乱主于治 〔16〕 ，君子之论，且有谓台官 〔17〕 不如伶官。至其锡教及于猕猴 〔18〕 、解愁具死也 〔19〕 ，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则忧世君子不能不唶唶 〔20〕 于此矣。故吾于晔之编为叙之如此，使览者不徒为轩渠一噱 〔21〕 之助，则知晔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欤？
至正六年 〔22〕 秋七月，序。
〔1〕杨维桢（1296—1370）：元文学家，字庸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属浙江）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元末为江西儒学提举，入明不仕。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
〔2〕“侏儒奇伟之戏”二句：《列女传》：“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
〔3〕陵轹（lì）：欺蔑、践踏。“陵轹大诸侯”当指齐、鲁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使司马斩优施事。
〔4〕至侮圣人之言为剧：指演出中如唐李可及“三教论衡”一类内容的节目。
〔5〕太史公为滑稽者作传：司马迁著《史记》中有《滑稽列传》。
〔6〕王晔（yè）：元代戏曲作家，字日华，号南斋，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所作杂剧今存者有《桃花女》一种。
〔7〕玳瑁头：金章宗时优人，《金史·后妃传》载有其演出活动一则，馀未详。《青楼集》载元代艺人名玳瑁脸，“副净色，驰名江西”，二者取名之义，或有相近之处。
〔8〕“仲尼论谏之义有五”数句：《孔子家语·辨政》：“孔子曰：‘忠臣之谏，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
〔9〕龙逢：关龙逢，传说中夏桀时的贤臣。夏桀荒淫暴虐，为酒池糟林，关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
〔10〕比干：殷纣王的叔父，相传纣王淫乱，比干犯颜强谏，被纣剖心而死。
〔11〕漆城：指秦二世时优旃谏阻漆城事。参阅本书《滑稽列传》注〔14〕。 瓦衣：唐贞观中谷那律从太宗出猎，途中遇雨，太宗问何得能使油衣不漏水，谷那律意欲太宗不为畋猎，乃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 雨税：五代南唐李昪（biàn）为帝时，赋税繁重。时值都城苦旱，优人申渐高乘谈谐间称：“雨惧抽税，不敢入京。”促使李昪下令减税。
〔12〕牵裾：晋武帝时宫中失火，帝登楼望。愍怀太子牵帝衣裾入暗中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人见君王。” 伏浦：汉元帝欲废太子，史丹俟元帝独寝时，直入卧内，顿首伏榻前蒲团上切谏。 勃：勃然兴起，情急变态。
〔13〕安金藏之刳（kū）肠：唐武则天时有诬告皇嗣李旦谋反者，来俊臣以重刑逼供，人多欲诬服，太常优人安金藏以佩刀自刺腹中，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李旦由是免于遭难。
〔14〕申渐高之饮鸩（zhèn）：南唐李昪以鸩酒赐大臣周本，本心知酒中有毒，分酒一半反敬李昪，成僵持状，伶人申渐高乃借诙谐谈笑并二酒合饮之。
〔15〕敬新磨之勉戮疲令：后唐庄宗好田猎，伤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庄宗怒，欲杀县令。伶人敬新磨遂将县令擒至马前，责其纵民稼穑耕种，有碍天子驰骋打猎，罪当死。庄宗默然语塞，免县令罪。
〔16〕杨花飞之易乱主于治：南唐李璟即帝位后，耽于宴乐。一日，令乐工杨花飞行歌进酒，花飞仅反复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语，意在使李璟有所醒悟。
〔17〕台官：唐、宋时国家监察机关名御史台，因称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
〔18〕锡教及于猕猴：唐昭宗时有善弄伎艺之猕猴，号“孙供奉”。及朱温代唐称帝，令猴献伎，此猴向朱温跳跃奋击，遂被杀。锡教，施行教诲。
〔19〕解愁具死也：未详所指。
〔20〕唶唶（jiè）：赞叹声，《慎子·外篇》：“观者唶唶。”第一字原缺，臆补作“唶”。或补作“三唶”“嚄唶”。
〔21〕轩渠：开怀欢乐的样子。 噱（jué）：大笑。
〔22〕至正六年：1346 年。
杨维桢是元末的重要作家，不仅以诗文奇逸凌跨一时，而且擅于音乐、戏曲。他曾建立乐班开展演唱活动，并亲自参加演奏，因而很有些“异端”的色彩。他充分肯定元曲的价值，重视戏剧的社会功效。他在《朱明优戏序》等文中表示对普通艺人的热情崇扬。在《周月湖今乐府序》等文中则提出有关戏曲创作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戏曲作品应当达到“文采、音节相济”的完美境界。这种认识，与明后期许多戏曲家有关文采和音节“双美”的主张非常相似。
这里所选的《优戏录序》一文，表达了作者对优戏的充分肯定。文中称：“优戏之伎，虽在诛绝；而优谏之功，岂可少乎？”他所肯定的，正是戏剧的感化作用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