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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兴伊始，其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就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政治上，刘秀灭莽复汉，顺应了“百姓讴吟，思仰汉德”的普遍社会期待，而刘秀随即施行的轻刑减赋、精兵简政、休养生息的国策，更赢得了民心。思想文化上，刘秀积极恢复儒学正统、礼遇经生儒士、重建博士制度、重用儒士为官等举措，也获得了广大士人的真心拥戴（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明、章二帝，延续刘秀的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并不断强化、明确以至定型，遂为东汉一朝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东汉儒学演进，从一开始就具有经谶牵合的新的特征。这一点，为长久以来的汉代思想文化研究及经学研究所忽视。如果认识不到谶纬思潮与正统经学的互动关系，就很难准确揭示东汉思想文化的实际情状。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实践，事实上几乎贯穿两汉的思想史：伴随着儒家经学的兴起和确立，谶纬思想也随之而生。两汉四百多年，正统经学与谶纬思潮始终相伴，不同时期或有远近消长，而终至牵合
。这一演进历程，到两汉之际而显耀，到东汉前期而定规，由此长久地主导着东汉思想文化的旨趣。
纵观东汉政治思想文化，既重经学，又重图谶，倡导经谶牵合，是其基本格局。而这一格局，是从刘汉中兴之时就已开始了的。
东汉中兴帝王刘秀，年轻时即修习正统经典：“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
《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载：“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复汉为帝之后，他更是讲论经义乐而不疲
。天下初定，他便祭孔
，立《五经》十四博士并复起太学
，全力扶持正统经学的发展。《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论》曰：“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由此可以窥见刘秀时期经学复兴之盛况。
与此同时，刘秀亦喜好图谶。他起兵讨莽，曾得力于图谶
；他即皇帝位，也借助了图谶的帮助
[1]
。基本平定天下后，他也一如既往地喜好图谶
，曾征求天下通晓《内谶》者
。并且，他信用图谶，往往以谶语行政、决事及封官拜将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曾召集学者校定图谶，最终形成一个定本颁布于天下。尽管此事因史料极其匮乏，已难知其详，但有二事尚可考稽。其一是，尹敏、薛汉曾受命校谶：
建武二年，（尹敏）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 （《后 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
（尹敏）才学深通，能论议，以司空掾与校图谶。 （《后汉 纪》卷八《光武皇帝纪第八》）
尹敏为大司空掾，上以敏博通，令校图谶。 （《东观汉记》 卷一八《尹敏》）
（薛汉）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 （《后汉书》卷七九 下《薛汉传》）
建武初，博士淮阳薛汉……受诏定图谶。 （陆玑《毛诗草 木鸟兽虫鱼疏》卷下《韩诗》，《丛书集成初编》丁晏校本）
并且，据引文“与校图谶”、“受诏校定图谶”这样的叙述，可推知当时参与校定图谶者非止一二人，只是其他校谶者今天已难以考知。而《后汉书》所载“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之语，当即是刘秀诏令校谶的工作原则和基本目的。
其二是，刘秀诏令校谶的起讫时间。《后汉书·薛汉传》、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泛言“建武初”。而据《后汉书·尹敏传》之语意，最早亦当在建武二年；又，上引尹敏校谶的记载，都说在他“辟大司空府”期间。据《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二年二月）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建武六年）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又其卷二六《宋弘传》：“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弘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如此可知，尹敏乃是征辟宋弘府。他参与校定图谶，当在建武二年到六年之间。《后汉书·薛汉传》、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说“建武初”，也与此相合。至于校谶工作何时结束？是集中一段时间完成的还是断续进行的？则不能确知了。可以明确的是，到建武中元元年（56）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
，东汉图谶便有了定本
以上概说刘秀经谶并重之情形。而随着天下一统和趋于稳定，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路径，也在刘秀的导引下复兴
。举两个例子：
（建武六年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按见《小雅·十月之交》） 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
（建武二十七年，臧宫等上书建议北击匈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 （按见《论语·季氏》） 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后汉书》卷 一八《臧宫传》）
建武六年十月的诏书，刘秀将日食天象与《诗经》牵合互证。建武二十七年刘秀给臧宫的答书，可视为刘秀朝实施柔仁国策的总结
，而它正是经谶牵合的好例。作为刘秀治国思想根据的《黄石公记》，便是一种谶书
。刘秀所示范的经谶牵合的思想路径，在朝臣中得到积极响应。也举两个例子：
（刘秀之子沛献王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 （《后汉 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
（建武）三十年，（张）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 （按见《尚书·舜 典》） ，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贺。’ （按见《大雅·下武》） 今摄提之岁，仓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刘辅“好经书，论集经、传、图谶，作《五经通论》”（《
东观汉记
》
卷
七
），其《五经通论》今虽不得见，但显然是融合经、传、谶以为说。张纯乃前汉富平侯张安世后裔，“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
后汉书
》
本传
）。“纯数上书议庙祀，议褅、祫，议立辟雍、明堂，议宜封禅，帝皆从之。真一代礼宗也！”
这位礼学大师建议刘秀封禅，也是经谶并提互证。
当然，刘秀时期也有部分正统学者不喜图谶之学。如“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的桓谭，王莽居摄篡代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刘秀复汉，信用图谶，桓谭却上奏《抑谶重赏疏》，排斥图谶，终于以此遭贬。 （见《后 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 再如尹敏，习《尚书》，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刘秀令他校订图谶，他却说“谶书非圣人所作……恐疑误后生” （《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 ，也以此沉滞。再如郑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依经守义，文章温雅”，但不治图谶，刘秀曾问他郊祀之事，并“欲以谶断之”，郑兴则答以“臣不为谶”，因此也不得重用。 （见《后汉书》卷三六《郑兴 传》） 还有一些学者，既不批评也不涉足图谶，如范升、陈元、桓荣等，在今存有关他们的史料中，尚看不到经谶牵合的影响。
关于刘秀时期士人对图谶的态度及其际遇，《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序》概述道：“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
；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依范史之义，在刘秀大力倡导图谶之时，士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趋之若鹜的“赴趣时宜”者，一类是“忿其奸妄不经”的“通儒硕生”。实际上，还有一类士人如范升、陈元、桓荣等，既不言说信用，也不抨击批评，他们始终讲说正统经典，对图谶不予理睬。这种多元并存的情形，恰是思想演变过程中共存而交替的过渡状态。而那些或排拒或漠视图谶的学者，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界，实际上已脱离了社会思想的主流。
刘秀时期复兴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路径，既是顺应前汉思想传统的强大感召力，也有谶纬思想本身需要依附正统经典而生存发展的动因。刘秀本人此种经谶并重的思想取向，是经谶牵合互释思潮复兴的最有力引导，也为明帝、章帝时期经学的发展指示了方向。
明、章二朝的思想文化，遵循刘秀示范、引导的路径展开，尊师重道，经谶并举，终于以国家法典形式（《白虎通》）把经谶互释的思想模式确定下来。
明帝刘庄，“十岁能通《春秋》”，“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曾自作《五家要说章句》
。明帝时期儒学大盛，《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谓：“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
（刘攽曰：“案文，此‘受’
当作‘授’。”）
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明帝崇经、重道尊师之实际，《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有具载。如永平二年（59）冬十月，“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赐帝师桓荣关内侯，拜五更，“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永平九年（66），“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永平十五年（72）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与此同时，明帝又特重图谶。《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永平十八年（75）十二月
（按明帝于是年
八月壬子崩，同日章帝即位）
，有司上奏明帝庙号及祭礼，其中有云：“（明帝）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谶。”李贤注云：“《河图》曰：‘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礼乐，文雅并出。’谓明帝也
。”这可能正是明帝倾心图谶的内在动力，加之乃父刘秀经谶并重的示范导引，共同促成了明帝经谶并重互释的思想旨趣。《东观汉记》卷一二《樊准传》载樊准上安帝（邓太后）疏，就明确指出了明帝经谶互释的思想路径：“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乖疑，稽合图谶。”这一思想路径，从《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里仅举其中两个重要例证：其一，永平三年（60）秋八月，“改大（太）乐为大（太）予乐”。为什么改名？《后汉书》卷三五《曹襃传》载：曹襃父曹充，以治《庆氏礼》为刘秀博士。曾从驾巡狩岱宗，定封禅之礼。明帝即位，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明帝问“制礼乐云何”，曹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明帝善之，遂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制礼作乐是国之大体，明帝更改太乐之名，乃据谶纬作决定。其二，永平八年（65）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明帝诏书有云：“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李贤注云：“《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据机衡，齐七政，操八极。故君明圣，天道得正，则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则道正，不明则政乱，故常戒以自敕厉。’日食，皆象君之进退为盈缩。当春秋拨乱，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谴’也。”明帝更改太乐名称，依据的是图谶；他诏书中蕴含的基本思想，也是来自图谶。
章帝刘炟，“少宽容，好儒术”（《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其思想文化建设延续祖、父两代之路径，并总结光扬，终于为整个东汉思想文化奠定了基型。章帝重视正统经学传承，并且今古文并重，经学视野极为开阔，气魄弘大。如其建初八年（83）冬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同上）
“扶微学、广异义”，是章帝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理念（《章帝纪》中一再表述），《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赞誉章帝“网罗遗逸，博存众家”，便是指此。与此同时，章帝喜好图谶，较之乃祖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后汉书·章帝纪》一个特别鲜明的感受，便是章帝朝的祥瑞明显多于前朝。“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论》）
如果没有章帝的喜好和鼓励，如此祥瑞频仍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再看章帝诏书的例证：建初五年（80）春二月庚辰朔日食，又久旱伤麦，章帝于甲申日下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
。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这是极为典型的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经谶天人水乳交融。
章帝朝最具标志性的思想文化建设成果，当然是白虎观经学会议及其结集《白虎通》。《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有简要记载：建初四年（79）十一月壬戌，章帝下诏“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根据章帝的诏书，这次经学讨论会的缘起，是“中元元年诏书
（按《光武帝纪》未载）
：《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之事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要完成“先帝大业”。其目的，是通过诸儒“讲议《五经》同异”，来统一经义、统一思想
。如此看来，这是一次具有思想文化“战略”意义的严肃醇正的经学研讨会。
关于此次会议的结集，相关文献中出现《白虎议奏》
（见《后汉
书》卷三《章帝纪》）
、《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
三个不同名称。一般认为，《白虎议奏》是会议纪要，是原始记录；而《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是一种书，即《白虎通》，是思想统一之后的决议
。那么，这份天下鸿儒参与讨论并经章帝亲临决议的经学纲领性文献，究竟是怎样的状貌呢？庄述祖《白虎通义考》论之甚为精当：“《白虎通义》杂论经传……《论语》《孝经》、六艺并录，傅以谶记，援纬证经。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后灵台郊祀，皆以谶决之，风尚所趋然也。故是书之论郊祀、社稷、灵台、明堂、封禅，悉隐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
（见陈立《白虎通疏证》附录二）
“傅以谶记，援纬证经”，的确是《白虎通》的主要思想特征。因此，白虎观会议及其思想成果《白虎通》的重要思想史意义在于：在继承刘秀尤其是明帝以来经谶牵合的思想取向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原理及其系统的思想成果，以国家思想“法典”
[2]
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东汉王朝最崇高的统治思想。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刘秀、刘庄、刘炟三代帝王，在经谶并重的同一思想路径上，持续建构中兴王朝的政治思想文化，其经谶牵合互释之演进轨迹昭然：如果说刘秀颁布图谶于天下，乃是凭借政权威势强行确立图谶与正统经学并重的思想地位，那么明帝刘庄的“游意经艺，删定乖疑，稽合图谶”，则是在学理上通过经谶牵合互释来巩固图谶的地位。刘庄较刘秀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学理上继西汉之后进一步强化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途径，既巩固了图谶的地位，也易于成为天下学者思想取向的有力指引 （贾逵于明 帝时上言《左传》与图谶相合者若干事，明帝“写藏秘馆”，即是显 例） 。到章帝刘炟再进一步，将经谶结合的《白虎通》确立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国宪”，同时也就使经谶牵合互释成为了“法定”正统的思想途径。自此，东汉士人学者经谶兼修、经谶互释便成为常态。
经过了王莽擅权、篡代的二十馀年，刘汉王朝终于复兴。中国历史上的政权鼎革之际，社会民心往往呈现为弃旧慕新；民心向新，是深受前朝腐败之害，而期待社会变革，盼望新格局新气象。而就统治者来说，由于新旧政权交替往往是多年战乱的结果，所以新朝初建之时，也必然会施行休养生息的国策以恢复国力；同时，为了尽快巩固新政权，也往往会革除前朝的某些政治弊端，以回应社会期待，笼络民心。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社会总体情状大抵如此。而对于东汉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状：刘秀是复兴汉家天下，而非创建新朝。人们厌弃的是王莽以阴谋手段巧取政权，期待的是刘汉复位。正如班彪答隗嚣问时所说：“王氏擅朝，因窃号位。……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百姓讴吟，思仰汉德。”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 两汉之际的士心所向，亦是如此。士人学者大多“不仕王莽”，直到刘秀复汉才又纷纷出仕。支撑这种普遍社会心理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王莽篡权不合规矩，不具有“正统性”及合法性。 （以上参 见本书第一章之第一、第二节） 这是当时士心民意向汉的最普遍的基本理由。
刘秀复汉后的政治作为，是其时士心向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序》概述东汉前期政治风貌大势云：“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
，锺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
，而不能得也。……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后汉前期三代帝王之为政，光武柔仁，明帝苛刻，章帝宽厚，这是历代治汉史者的共识。范史《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论》就说：“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其卷三《章帝纪论》亦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历代以为刘秀后期至明帝时行政苛细，这需要准确理解：建武末至永平时期的所谓政治严苛，乃主要体现在吏治之上；而对于天下百姓，则仍是一直施行宽缓怀柔的休养生息政策。尽管苛责官吏为政，一时间也必会波及百姓利益，但宏观长远地看，严肃吏治总体上对天下百姓是利好的
。所以《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论》又云：“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
。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锺离意、宋均之徒
，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范史赞扬“建武、永平之政”，批评锺离意、宋均等人不够宽容、苛责小恶遮蔽大善，是有史家高明眼光的。
刘秀求贤若渴的姿态和作为，是其时士心向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刘秀本就是儒者出身，讲习儒术乐而不疲。他身边的功臣武将，大都有儒学背景。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条即云：“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这是刘秀积极吸纳任用儒士的人文环境。《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概述东汉初年的君士关系云：“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厥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序》也说：“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刘秀的尊重、招纳和善待，必然令士人心向往之。
明、章两代，延续刘秀轻刑简赋、休养生息的国策，弘扬儒学、吸纳任用士人，也是一如既往并持续推进。简要述之如下：
明帝永平二年（59）“三月，上初礼于学，临辟雍，行大射礼，使天下郡国行乡饮酒礼于学校。……冬十月壬子，上临辟雍，初养三老五更。于是士效礼乐三雍，仪制备矣”
（《后汉纪》卷九《孝明皇帝
纪上》）
。明帝同时下诏，赐帝师桓荣
（《尚书》博士）
关内侯，并“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桓）荣病笃……上悯伤之，临幸其家，入巷下车，拥经趋进，躬自抚循，赐以床帐衣服，于是诸侯大夫问疾者皆拜于床下。及终，赠赐甚厚，上亲变服临送，赐冢茔。”
（《后汉纪》卷九《孝明皇帝纪上》）
永平九年（66），“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李贤注云：“袁宏《汉纪》曰：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
永平十五年（72）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李贤注引《汉春秋》曰：“（明）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
（以上引文，均
见《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后汉书》卷三二《樊准传》载樊准《上邓太后疏》概述明帝时期的儒学状况云：“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馀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䜩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明帝的这些作为，尊师重道、擢任儒士的标志意义极为浓厚，自然会深获士心。
章帝弘儒用士的力度及其实效，都远超乃祖乃父。其发展弘扬儒学最具标志性的举措，便是建初四年（79）十一月，召集白虎观经学会议，“使诸儒共正经义”。此次会议所撰集的经学文献《白虎通》，成为了整个东汉王朝的政治思想文化纲领。此外，如元和二年（85）三月庚寅，章帝“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同年五月戊申，诏“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以上
引文，均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隆重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多方拔举明经学人，以及赏赐太学生，无不具有光扬儒学之政治导引意义。章帝选任士人的胸襟尤为开阔，不问出身，唯干才是举，口惠并且实至。建初元年（76）“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章帝诏令即有云：“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月，“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建初五年（80）二月庚辰朔日食，诏令“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
。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
书》卷三《章帝纪》）
章帝诏令举荐的，包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宽博有谋、岩穴直士等各色士人，并且不计出身，只求有实干才能。而一旦选用，便尽可能授以实职。《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李贤注引《汉官仪》，记载了章帝以四科取士的用人政策：“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3]
史称章帝宽厚长者，不止谓其为政待民宽缓不苛，也指其扶持经学今古并举，招贤纳士兼容并蓄。
在上述政治思想文化大势下，尤其在光武、明、章三代持续的重儒用士政策指引下，这个时期的士人心态趋向高度一致：无不衷心向往中兴之刘汉，“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建言献策，亲近朝廷。这一点，与此前王莽篡代时期士人对政权依违亲疏的多元并存局面，是很不相同的。
然而，世道人心变幻复杂。光武、明、章三朝，积极招纳、善待、任用士人，士人拥戴刘汉中兴，心向朝廷，这是这个时期君士关系的一般情状。与此同时，君士之间不和谐的音声也时常奏响。士人的所思所愿，永远不可能与统治者的意志完全合拍。因此，士人对中兴王朝寄望越高，也就越容易失望灰心。更有一些清醒冷静或是淡泊名利的士人，从内心深处便远离政权，无论其姓刘姓王。
刘秀喜好并信用图谶，桓谭不以为然，终因上奏《抑谶重赏疏》排斥图谶而遭到贬黜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 尹敏为正统经学名家，以为“谶书非圣人所作……恐疑误后生” （《后汉书》卷七 九上《尹敏传》）， 以此沉滞不迁。郑兴“依经守义”，但不治图谶，因此也不得重用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 。这只是几个显明的例子，事实上，由于东汉前期三代帝王都笃信图谶，当时的士人势必都须表明自己对图谶的态度。《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序》就说，“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而一些“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不信图谶的士人坚持己见，或直率批评，或缄口不谈，因此不同程度地遭到政权的排斥或冷落。这是此一时期君士之间的思想文化冲突。
这个时期君士不谐的另一种情形，是士人的怀才不遇，有功不得酬报。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班彪。更始败，天下大乱，班彪乃赴天水，游说隗嚣助刘复汉。隗嚣自有野心，不纳其言，班彪“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隗嚣终不觉悟，班彪遂至河西投靠窦融，为窦融画策事汉。建武十二年（36）九月，班彪随窦融被征还京师，却未能得到刘秀重用，仅仅举为“茂才”，拜徐令（时当在建武十三年）。其后，约在建武二十九年（53）前后，又被任为望都长
，次年卒于官。
（以上见《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及《汉书》卷一〇〇上《叙
传上》）
班彪为一代名儒，他一生执着的政治选择，便是助刘复汉，并且做出了为窦融策划归汉如此重大的贡献（他劝谏隗嚣归汉尽管无果，但也付出了极大努力）。可是，他并未得到应有的酬报，未得刘秀重用，职位不过县令，才志不得施展。
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冯衍。他“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当王莽擅权、天下大乱之际，冯衍鲜明而基本的政治态度是不仕王莽：“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他认为“天下离（罹）王莽之害久矣”，“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他先是追随王莽更始将军廉丹，劝说廉丹脱莽助刘：“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可见冯衍是致力于兴刘复汉的。廉丹不听，冯衍乃赴河东，游说更始帝属臣鲍永（时任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暂且拥兵以自重。更始败，刘秀称帝，乃招安鲍永、冯衍，但鲍、冯不肯降。不久后，他们确认更始已死，才投降刘秀。由于这个原因，冯衍终生不得任用。客观地说，在基本的政治立场上，冯衍是反抗王莽、助刘兴汉的。只不过他一开始没有选择刘秀，而是选择了刘秀的族兄更始帝刘玄。这个选择无可厚非，刘玄、刘秀都是刘氏皇裔，并且刘玄已经称帝，刘秀名义上也隶属于更始，接受更始的封侯拜将。刘秀对冯衍的忌恨，盖主要在两点：一是鲍永的部将田邑投降了刘秀，冯衍曾写信斥责他背弃更始；二是冯衍没有及时接受刘秀的招降。冯衍之所以没有及时归降，是因为他听信了“更始随赤眉在北”的讹言；而当他“审知更始已殁”，便罢兵投降了刘秀。
（以上均见《后汉书》卷
二八《冯衍传》）
无论是写信指责田邑背约，还是未及时投降刘秀，都体现了冯衍对更始帝刘玄的忠心。何况，冯衍的基本政治追求是助刘复汉。他的选择和行为，即使不加表彰，也应当予以理解。冯衍归降刘秀后，积极建言献策（《上书陈八事》），但始终不得重用，只委以曲阳县令这个小官。不得已，冯衍乃与外戚阴氏交游。建武末，刘秀惩治外戚宾客，但是赦免了冯衍，遣归故里
。明帝即位，冯衍仍不得任用，“遂废于家”。《后汉书》卷二八《桓谭冯衍传赞》感慨此二人命运道：“道不相谋，诡时同失。体兼上才，荣微下秩。”诚哉斯言！
像班彪、冯衍这类才智超卓的士人，他们一心助刘复汉，无论其实际贡献大小，都做出了无愧于心的努力。但是刘汉中兴政权稳定之后，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报偿，反而慢待冷落。因此，他们产生疏离怨望之心，就是自然之事了。
这个时期君士不谐的再一种情形，是高士逸民远离朝堂，保身养性。《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集中记载了这部分士人的人生旨趣：
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建武中）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逢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盾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连征不起，以寿终。”
周党。“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黾池。复被征，不得已，乃着短布单衣，谷皮绡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
王霸。“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后得知严光在齐国，刘秀“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侯霸与严光素有交情，遣人先行奉书拜谒，言明得暇亲来探望，而严光口授回信道：“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拜为谏议大夫，而严光“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井丹。“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梁鸿。“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后娶丑女孟光为妻，“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云云。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燿，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云云。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
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隐身渔钓，终于家。”
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贽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序》泛言逸民高士之心态云：“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所谓“性分所至”，既包含个性志趣，也当有洞察世情之后“去危图安”的志愿。而后者，可能是最重要的隐逸动因。《逸民传》记载“野王二老”对刘秀讲说的“即人者，人亦即之”之理，深刻地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微妙危险的关系。识其先机者，自会远遁而去。《论语·泰伯》载孔子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危邦还是乱邦，是有道还是无道，乃基于个人的判断；但是隐逸以全身守道，孔子也深表认可。从此一视角去看待东汉前期的隐逸士人，可能更为切合其时的时代状况。
总上所述，东汉前期的士人普遍心向中兴政权，认同其思想文化取向，同时也有疏离、怨望的心态。此种情状，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风貌。
[1]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建武元年夏）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李贤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 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其祝文曰：‘……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李贤注：卯金，刘字也。《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 周。”） 。”……’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2] 《后汉书》卷三五《曹襃传论》：“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此所谓“国宪”，章权才以为：“明显地包括两个相续的阶段：一个是建初四年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一个是从元和二年开始，征拜博士，叫曹褒等人‘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汉礼》。班固在《曹襃传论》中所说的‘国宪’，主要就是由《白虎通》和《汉礼》所构成的。” （见氏所著《两汉经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3] 此文又见《太平御览》卷六二八引《汉官仪》。［唐］杜佑《通典》卷一三《选举一》云：“章帝建初元年诏曰云云。始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 （自 注：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 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于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一三也说：“章帝四科取士。”但是，《后汉书·百官志一》刘昭注及《北堂书钞》卷七九《秀才》引应劭《汉官仪》，均谓此为世祖刘秀诏书。［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三三也说：“东汉中兴，光武虽擢县令为三公，至以四科取士，皆令有孝弟公廉之行。其公卿辟召，刺史二千石察举，授试以职，有非其人，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未知孰是，这里暂采章帝诏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