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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后《汉书》及两《汉纪》《东观汉记》等史籍，活动于两汉之际（公元前1～公元36）的文人作家，有扬雄、刘歆、史岑（子孝）、桓谭、冯衍、崔篆、班彪、王隆、夏恭九人。
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的文学创作不多，其《遂初赋》
（载
《古文苑》卷五
，《艺文类聚》卷二七节录
）作于哀帝时，而《甘泉宫赋》
（《艺文类聚》卷六二，《初学记》卷二四
）、《灯赋》
（《艺文类
聚》卷八〇）
都仅存少许片段。他作于此一时段的著作《三统历谱》《钟历书》及《功显君丧服议》等奏议，都不是文学作品。
史岑（字子孝，公元前50？～公元10？）的作品
[1]
，《后汉书》卷八〇《文苑王隆传》附有简略记载：“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隋书·经籍志四》云：“梁有王莽中谒者《史岑集》二卷，亡。”
两《唐志》均在《桓谭集》之后著录“《史岑集》二卷”。
史岑（子孝）是当时著名文人，《东观汉记》卷七《东平宪王苍》记载：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平王刘苍上《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甚善之，以问校书郎‘此与谁等’，皆言类相如、扬雄、前代史岑之比”。他也曾续作《史记》
（见《史通·古
今正史》）。
可惜他的作品全部都失传了。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的著作，据《后汉书》本传，除《新论》二十九篇（其中“《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外
，还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四》录载：“梁有后汉《桓谭集》五卷，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桓谭集》二卷”，“《琴操》二卷，桓谭撰”，“桓子《新论》十七卷，桓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桓谭《乐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桓谭集》二卷”，“桓子《新论》十七卷”。然今存桓谭的著作，除《新论》辑本外，只有《仙赋》片段
（见《艺文类聚》卷七八）
和本传所载《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二文，以及《上便宜》《陈便宜》《答扬雄书》三文的残句
；其文学性的作品基本不存了，仅存的《仙赋》片段还是他在成帝时的少作（见赋前小序）。
冯衍（公元前20？～公元60？）的作品本来较多，《后汉书》本传云：“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李贤注：“《衍集》见有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后汉司隶从事《冯衍集》五卷”，两《唐志》均著录“《冯衍集》五卷”。但是今存甚少，比较完整者均见于《后汉书》本传及李贤注。这些较为完整的作品，除去议论时政的游说、奏疏和书信外，唯有《显志赋》及《与妇弟任武达书》属于文学作品，但它们都作于建武末冯衍晚年，不在这个时段，留待下一章论述。
王隆（公元前10？～公元40？）的创作也较多，《后汉书》卷八〇《文苑王隆传》载：“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又，《后汉书·百官志一》：“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又其《经籍志四》云：“梁有《王隆集》二卷，亡。”《新唐书·艺文志》：“王隆《汉官解诂》三卷，胡广注。”王隆主要活动于王莽擅代至刘秀建武年间，可惜他的作品全部亡佚了。
夏恭（生卒年不详）也是当时作品比较多的文人，《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夏恭传》载：“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馀人。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顾炎武曰：“《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
可知夏恭主要活动于王莽擅代至刘秀初年。但是他的作品也全部失传了。
上述文人作家，或无作品传世，或是存留的文学创作不在此一时段。限于文献之实存状况，本节只能讨论扬雄、崔篆、班彪在这个时段的创作。
据今存史料，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在此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有：《逐贫赋》《剧秦美新》《元后诔》《州箴》《官箴》《答刘歆书》《琴清英》和《连珠》。简要考述如下：
《逐贫赋》。载于《艺文类聚》卷三五、《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古文苑》卷四，《初学记》卷一八节录。该赋之作年，陆侃如说“疑当作于暮年穷愁之际”，故拟定为王莽始建国四年（12）所作
。龚克昌《全汉赋评注》赞同此说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则谓“此赋盖以文为戏，作期不能确定”
。按：有学者以为此赋当作于扬雄未出川之时，与其《蜀都赋》《蜀王本纪》并为扬雄青年时期的作品
。此说貌似有理，但实与青年扬雄之精神状态不合。《汉书》本传谓：“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一个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十分自信自负的青年，更可能坚守“君子固穷”理想。只有经历了数十年世事坎坷，直至晚年仍然穷困潦倒，才更有可能思虑“逐贫”的话题（无论出于真诚抑或嘲戏等何种心态）。《汉书·扬雄传赞》谓：“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王莽诛杀甄丰父子后，“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这种晚境，与《逐贫赋》沉着老成的人生况味的表述，心神更加相合。所以，《逐贫赋》作于扬雄晚年的判断比较合理。
《剧秦美新》。载于《文选》卷四八和《艺文类聚》卷一〇。当作于王莽始建国元年（9）前后。班固《典引序》云：“扬雄《美新》，典而亡实。”
（《文选》卷四八）
《文选》扬雄《剧秦美新》李善注题解引李充《翰林论》云：“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扬雄）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
可证扬雄的确作过《剧秦美新》。但此文究竟作于何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因文中有“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句，而《王莽传中》记载始建国元年“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推测“雄为大夫，当在此数百人中”，“此篇大约是答谢升迁而作”，因此系于始建国元年。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则云：“按《王莽传》，始建国二年十一月收捕甄丰父子。雄自投阁当在此时，则其惧祸而献《剧秦美新》，亦当在是年，文中所言，皆是年以前事，可证。”
陆、张二说相差一年，然均在王莽始建国初。
《元后诔》。载于《古文苑》卷二〇，《艺文类聚》卷一五节录（题作《皇后诔》）。作于王莽始建国五年（13）。《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载：“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
《州箴》和《官箴》。今存三十三篇，大部分保存在《古文苑》卷一四、卷一五，唐宋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及《文选》注也有部分引录。其创作时间，应是王莽居摄年间（6～8）。《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赞》曰：“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又其卷三〇《艺文志·诸子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箴二。”察《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有云：“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沈钦韩据此以为，《汉志》“‘箴二’下有脱字。……见存应有二十八箴也”；陶宪曾则认为：“《州箴》《官箴》合为‘箴二’。”
至于其具体篇数，后汉胡广说三十七篇中“九箴亡阙”，而严可均《全汉文》则辑录了三十三篇，严氏解释道：“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
（严可均《全汉文》卷五四）
这三十七箴的创作时间，据陆侃如考证，“大约在王莽改十三州为十二州之后
（按：事在元始五年，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作箴当在元始五年以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们的写作在王莽更改官制之前
（按：事在始建国元年，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中》）
。……作箴当在始建国元年之前”
。合理可从。
《答刘歆书》。载于传本《方言》和《古文苑》卷一〇，《艺文类聚》卷八五、《太平御览》卷八一四节录。当作于王莽天凤三年（16）。此书信之缘由，是刘歆来信索求扬雄所著《方言》，扬雄遂作此答书。宋代以来颇有怀疑《答刘歆书》为伪作者，四库馆臣、戴震《方言疏证》等力证其真，此后再无疑议。此文之作年，据文中所述可以推算：“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赞》云：“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据《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元延二年（前11）“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衡之《汉书》本传，扬雄作《羽猎赋》、为郎就在此年末。由此下推二十七年，即为王莽天凤三年。
《琴清英》。今仅存六段佚文，见于《水经注》卷三三，《艺文类聚》卷九〇，《通典》卷一四四，《太平御览》卷五七七、五七八、九一七，《乐府诗集》卷五七，《事类赋注》卷一一，《太平广记》卷四六一，《路史·发挥卷二·神农琴说》等引录。其创作时间，当在平帝元始四年（4）前后。《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诸子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上：“案《王莽传》元始四年立《乐经》，《论衡·超奇篇》谓蜀郡阳城衡所作。《隋志》有《乐经》四卷，不著撰人，或以为即阳城衡之书。今案本《志》云‘《乐》四’，疑即王莽在平帝时所立。当时成书不一其人，故王仲任归之阳城衡，班孟坚归之扬雄；犹《论语集解》同撰者五人，诸史志归之何晏，《晋书》归之郑冲也。”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综核《汉书》之《艺文志》《王莽传》及姚振宗说，拟定《琴清英》作于此年。
《连珠》。今存四段佚文，载于《太平御览》卷四六八、四六九，及《艺文类聚》卷五七，《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卷五〇范晔《后汉书光武纪赞》、卷五四陆机《五等诸侯论》注。至于《连珠》具体作于何时，则因史料乏征，难以确考了。但就其佚文片段来看，讲说政治原则和愿景，旨趣与《州箴》《官箴》相同，蠡定其作于同一时段，应无大谬。
据上述，本节即以《州箴》《官箴》《剧秦美新》《元后诔》《答刘歆书》《逐贫赋》《连珠》及《琴清英》为据，分析扬雄在此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思想。
首先，扬雄此一时段的作品，其主要的创作倾向，仍然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这是他创作的基本旨趣。其《剧秦美新》《元后诔》，多称符命以颂赞王莽新朝深得天意民心——尽管这是迫于王莽篡代的政治时势高压，未必代表扬雄的本心诚意。其《州箴》《官箴》及《连珠》，纵论古今王朝之迁变和历史镜鉴，深刻表达自己的政治制度见解。以上作品述论政治的品性显而易见，可不必赘言。即便如《逐贫赋》这样“以文为戏”
（《古文苑》章樵解题语）
的作品，也有“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飡。……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
（《古文苑》卷四）
这样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的内心郁愤的抒发。即便如《连珠》这种炫技文字，也有“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一作俗）之所排
[2]
。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艺文类聚》卷五七）
、“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
（《太平御览》卷四六九）
这样政治愿景的表达。即便如《琴清英》这样述论音乐的文字，也有“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
（《通典》卷一四四《乐
四·八音》
，又见《太平御览》卷五七七）、
“祝牧与妻偕隐，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清］马骕《绎史》卷
一四五
）这样的政教意旨的阐发。可见，在这个时段扬雄的创作里，赋、诔、箴、连珠这些文类，固然存在着抒情述志的成分，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政治观感和见解的表达，文学仍然从属于政治，为政教服务。这是两汉时期人们的基本认知，扬雄概莫能外。
其次，对文体的开拓，是扬雄这个时段创作最重要的文学贡献。他在这个时段创作的文体，有一般意义的文、书（信）和赋，还有诔、箴、连珠以及较为特别的《剧秦美新》。他的文（《琴清英》）和书（《答刘歆书》），文体新变意义不足；他的《逐贫赋》，虽篇幅短小，但仍是呈现虚设问答、铺排文字以表情达意的大赋风神，延续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基本写法
——只是由于题材的缘故，文辞质朴了些。以上作品，均可毋论矣；这里主要讨论其他四体。
诔之首创，任昉《文章缘起》
[3]
谓：“汉武帝《公孙弘诔》。”然汉武帝曾作《公孙弘诔》，后世已不闻其事，亦不见其辞。《文心雕龙·诔碑》
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详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
[4]
。逮尼父卒，哀公作诔
[5]
，观其‘慭遗’之切，‘呜呼’之叹，虽非叡作，古式存焉
[6]
。至柳妻之诔惠子
[7]
，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据此可知，诔这种文体，其初始义例有三：一为“贱不诔贵，幼不诔长”；二为“累其德行”；三为“定谥”。这是刘勰祖述前人的解释：《礼记·曾子问》即有云：“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贾公彦疏引郑众云：“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赐）之命主为其辞也。”《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谥当由尊者成。”诔文的这三个本始义例，今已不见上古的文例实证。至春秋末鲁哀公诔孔子，诔文的作法有了新变——唯有累述生时德行，而不定谥号。《左传·哀公十六年》孔颖达疏：“此传唯说诔辞，不言作谥。传记群书皆不载孔子之谥。盖唯累其美行，示己伤悼之情而赐之命耳。不为之谥，故书传无称焉。”
（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十三经注疏》）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判断道：“后世有诔辞而无谥者，盖本于此。”
至传为柳下惠妻之诔夫文，文章篇幅增多，“累”的特征得到显现，即刘勰所谓“辞哀而韵长”矣。到了扬雄的《元后诔》，诔之文体义例和风貌又有了新变：其一，不再坚持“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原则，一介普通的中散大夫，也可以为驭国四朝的皇太后作诔——尽管这是王莽指令扬雄撰写的，但确也切实体现了诔文义例的变化
。其后杜笃诔吴汉
（见《艺文类聚》卷四
七节引）
、傅毅诔明帝、苏顺和崔瑗诔和帝
（以上见《艺文类聚》卷一
二节引）
等，便都不再持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这个原则了。其二，《元后诔》不仅“累列生时行迹”，还大量加入谶纬的内容，并笼盖全文：“沙麓之灵，太阴之精
。天生圣姿，豫有祥祯。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这是说元后王政君天生即为天精地灵，早有祥瑞征兆，所以她嫁元帝、生成帝，都是天意必然。“兆征显见，新都黄龙
。”这是说王莽代汉早已有黄龙见于新都的吉兆，实乃天命。“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进大圣，上下兼该。群祥众瑞，正我黄来。火德将灭
，惟后于斯。天之所坏，人不敢支。”金指刘姓；火为汉德，故色尚赤。这是以五德终始之说印证王莽代汉的合理性，故下文又有“皇天眷命，黄虞之孙。历世运移，属在圣新。代于汉刘，受祚于天。汉祖承命，赤传于黄”云云。此即刘勰所谓“沙麓撮其要”——以符命肯定王莽代汉，成为诔文的基调和主旨。这固然是特殊时势背景下迎合王莽的喜好和诉求，也确实体现着诔文全新的风貌。其三，最重要的，比起之前的诔文，《元后诔》篇幅极大加长，不再是简要叙述命主的德行勋绩而后痛抒悲悼之情，而是以赋法作诔，多方铺陈命主的生时行迹，空前突出了“累”的特征（刘勰所谓“文实烦秽”盖即指此）；篇末以简短文字抒发“呜呼哀哉”的悲悼之情。这种写法，成为后世诔文的基本模样。
箴之初创，《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赞》及《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都说，扬雄是仿《虞箴》创作了《州箴》《官箴》。挚虞《文章流别论》也说：“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传于世。”
（《北堂
书钞》卷一〇二
）《虞箴》载于《左传·襄公四年》
[8]
。《文心雕龙·铭箴》胪述箴之源流云：“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
[9]
。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
[10]
，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
[11]
。战代已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萎）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据刘勰所述，则箴文在上古三代之时已颇为兴盛，且“体义备焉”。其后不绝如缕，直到扬雄仿《虞箴》作《州箴》《官箴》数十篇，才使箴体重新发扬光大。三代官箴兴盛之情形，缘于文献缺失已不复见，但是幸存于《左传》的《虞箴》，却直观地呈示着箴的基本写作模式：其一，箴的创作目的明确，就是对官位职守的规讽、规诫，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吕祖谦云：“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箴尾须依《虞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之类。”其二，箴的基本内容，须有与该官职相关的历史掌故，以加强规讽的典重和力度。其三，箴的基本形式，是以四言为主的典雅韵文，以“敢告某某”结束。以上三点，应就是刘勰所说的箴之“体义”。以此衡量扬雄的《州箴》《官箴》（今存三十三篇，其中五篇残缺），无论其作意，还是其风貌、体式，与《虞箴》都十分相近。也就是说，扬雄这一组箴文的文体开拓意义不足；它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传承了箴之文体并使之重新辉煌。扬雄之后，如刘騊駼《郡太守箴》、崔骃《河南尹箴》
（以上见《艺
文类聚》卷六）
、皇甫规《女师箴》、傅幹《皇后箴》
（以上见《艺文类
聚》卷一五）
等，风貌均大抵相同。
连珠之初创，任昉《文章缘起》谓：“扬雄作。”《艺文类聚》卷五七引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说：“窃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仿）《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文心雕龙·杂文》也说：“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他们都说是扬雄首创了连珠之体。但是《艺文类聚》卷五七引傅玄《叙连珠》则有另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
（《北堂
书钞》卷一〇二、《文选》卷五五陆机《演连珠》刘孝标题解、《太平
御览》卷五九〇及《事物纪原》卷四均有引述）
若按时代先后来看，傅玄的说法更早，可信度应该更高。不过，《艺文类聚》、《文选》注和《太平御览》都引录了扬雄《连珠》，这便在事实上印证了扬雄首创之说的正确。所以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盖自扬雄综述碎文，肇为连珠，而班固、贾逵、傅毅之流，受诏继作。傅玄乃云兴于汉章之世，误矣。”连珠的文体特征，沈约《注制旨连珠表》特别突出了其篇章结构的特色：“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傅玄《叙连珠》则概述得比较周全：“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据此，则连珠的创作旨意，是“假物陈义以通讽谕”
（徐师
曾《文体明辨序说》）
；其表达特征，是“辞丽而言约”；其组构体式，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不过，由于扬雄《连珠》今只残存片段
[12]
，已难以体会傅玄、沈约的说法。只有借助两汉其他作者的存文，方可有效印证《连珠》的上述体貌特征
[13]
。至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所指连珠体“四六对偶而有韵”的句式，则应是依据陆机《演连珠》
（见《文选》卷五五）
而揭出的，两汉之时尚非定式。连珠体，后世一般都归入“杂文”范畴。它是在同一话题或语境中，以体格、句式大体相同的段落连贯陈述，每章都用“臣闻某某”开头，类比托喻以讽谕政治。这是一种新巧的文章结构形式
。所以刘勰说，扬雄的《连珠》，与宋玉《对问》、枚乘《七发》一样，都是“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的结果。刘勰不大看得起这种新创的文体，认为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
（以上见《文心雕龙·杂文》）
。但是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此种文章组构，尽管不免文字炫技的嫌疑，但是确有其实用意旨，并且结构新颖自成一体，的确是扬雄丰富文体样式的重要贡献。扬雄之后，写作连珠可谓蔚然成风，据《后汉书》各本传及唐宋类书、《文选》注，东汉的杜笃、班固、傅毅、贾逵、刘珍、服虔、蔡邕及方术士韩说等，都有《连珠》文创作。
《剧秦美新》，《文心雕龙》纳入《封禅篇》，与司马相如《封禅书》
（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文选》卷四八题为《封禅文》）、
张纯《泰山刻石文》
（见《后汉书·祭祀志上》）
、班固《典引》
（见
《文选》卷四八，《艺文类聚》卷一〇）
、邯郸淳《受命述》（
见《艺文类
聚》卷一〇）
、曹植《魏德论》
（见《艺文类聚》卷一〇）
一并述之。任昉《文章缘起》也专列“封禅书”一体，云：“汉文园令司马相如。”萧统《文选》，则专列“符命”体，收录《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三篇，文体意识更为鲜明些
[14]
。实际上，刘勰、萧统等把此一主题的文章归为一体，主要还是来自原作者的认识。扬雄《剧秦美新序》说：“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班固《典引序》也说：“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扬雄作《剧秦美新》上牵《封禅书》，班固作《典引》上连《封禅书》《剧秦美新》，都引为同类。此一类文体（《文选》称“符命”）的特征是：其意旨，是称颂帝王受命之符瑞，以证当朝得位符合天意，政治意义极为重大，故刘勰说“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其作法，刘勰说：“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
（《文心雕龙·封禅》）
在受命于天的基本格局下，须大量征引经典故实以与符命之说互证，文辞须典雅宏富，意旨应古雅典重又明白晓畅。具体说到扬雄的《剧秦美新》，《文心雕龙·封禅》评论道：“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体制靡密
[15]
，辞贯圆通。”这就是说，较之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引述典故、符命更加绵密，铺陈更多，典故、符命与时事更能融会贯通。至于班固《典引序》批评“《美新》典而亡实”，那是因为扬雄是以符命歌颂新莽——而班固不认可王莽篡代，视新莽为无物；若说不实，则符命之说全都“亡实”。
上述而外，任昉《文章缘起》还罗列了扬雄开创的其他几个文体：“反骚，汉扬雄作”；“志录，扬雄作”；“记，扬雄作《蜀记》”；“解嘲，扬雄作。”其中“志录”不明所以 [16] ，亦无作品传世；其他各体则均作于哀帝之前，这里从略。
扬雄擅长仿作前人之文类，《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赞》谓：“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魏六朝文坛流行仿作之风，扬雄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开拓者和示范者。但是仿作之事，不能简单贬斥，好的仿作往往能够以模仿为创新，对相关文体的完善和成熟，对文学艺术表现能力的进步和提高，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即以上述扬雄的创作而论，他传承并光大了“官箴”，拓展了“诔”和“符命”的表现力，并开创了“连珠”体。这是扬雄在文学发展早期，对文学文体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崔篆是崔骃的祖父，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两汉之际。他的作品，《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载：刘秀建武初，崔篆“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这是今天可知崔篆的两部作品名。而据史志目录，崔篆本有文集行世：《隋书·经籍志四》谓“梁有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亡”；两《唐志》均著录“《崔篆集》一卷”。可惜失传了，具体篇目不明。今仅存其《慰志赋》。
《慰志赋》录载于《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具体创作时间不明。从文本看，它溢美刘秀复汉，并提到自己被幽州刺史举荐（“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表达自己年老不宜再仕之意（“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耉。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据此，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以为当作于建武二年（26）前后
，是有道理的。至少可以肯定：此赋作于刘秀建武初年。
据《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崔氏家族在王莽擅代时期颇受恩宠。崔篆之兄崔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 （按《汉书》卷九 九《王莽传》：崔发因善说图谶符命，封说符侯） 。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但是，崔篆本人虽也得拜高官（建新大尹），却并不顺附王莽，而是心向刘汉，有着坚定的正义感。这从《后汉书》本传所载三件事中，明显可见：第一件，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他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阵）不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于是辞归不仕。第二件，王莽拜崔篆为建新大尹，他无奈喟叹：“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迫于家族生计，百般不情愿地赴任了。可是到任后，他“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在门下掾吏倪敞的极谏下，才强起巡县。看见所到之县狱犴填满，他垂涕不忍，果断释放了二千馀人，随即称疾辞归。第三件，“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但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
不认同王莽篡代，心向刘汉正统，以及迫于时势的内心挣扎，对自己无奈行为的惭愧，崔篆“临终作赋以自悼”，把这复杂纠结的生命体验，都写入了《慰志赋》里：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遌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倕而裁之。协准矱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这是对远古君臣遇合之和谐情境的美好怀想。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媮存兮，亦号咷以詶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
这是对王莽篡代的郁愤，以及迫于时势又担心家族受害而不得不接受王莽伪职的无奈，和不能顺心遂志的惭愧。
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峗以幽处。竫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䘏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欃枪以电扫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耉。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扫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这是终于得以辞官、如释重负的轻快，以及对刘秀复汉的由衷欢悦。赋作最后，表达自己年老不愿为官、闲居以养生的志愿。
《慰志赋》其实可以视为“遂志”赋，抒写作者在江山跌宕巨变的时势中一段苦闷、挣扎终至遂意的心路历程。这种集中抒发内心情感体验的写法，是西汉后期辞赋回归自我、重视抒情之创作倾向的延续
，或者说，《慰志赋》就在这一创作风尚之中。王褒《洞箫赋》以箫自况，抒发其从偏居一隅的怀才不遇，到应召入仕却遭受俳优待遇的郁愤不舒心情；班婕妤《自悼赋》，抒写自己从入宫到被贬的心态变化和情感体验：得宠时如何勤勉自修、忧衰惧弃，打入冷宫后又多么凄凉无聊、思君怨君；刘歆《遂初赋》，以“述行”纵论古今政事善否，发抒其遭遇不公待遇的愤郁不平。这些作品，都侧重在某种际遇下内心感受的抒发。不过，王褒和刘歆的抒情，是“散点透视”式的；班婕妤的赋作，则写出了情感的连续曲折变化。崔篆《慰志赋》，与《自悼赋》的写法相近，在生存境遇的变化中，抒写其由苦闷挣扎到终于“遂志”的心路历程。但与班赋限于抒写一己小我的情感经历不同，《慰志赋》的社会背景更加重大且惊心动魄，它的心路历程的抒写也就更加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段士人的普遍心态，这便是它重要的文学思想史价值所在。
《后汉书》本传载，班彪（3～54）“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后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班彪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班彪集》三卷”。《宋史》及唐宋以后其他官私目录均不见著录，大概自宋代之后便散佚了。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班彪十四篇，篇目为：《览海赋》《北征赋》《冀州赋》《悼离骚》《复护羌校尉疏》《上言宜复置乌桓校尉》《上言宜选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事》《上事》《奏议答北匈奴》《与京兆丞郭季通书》《与金昭卿书》《王命论》《史记论》。可见班彪所作不止“九篇”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就说：“范书统合九篇，而严辑反多五篇，古无今有，似无其理。且《隋志》云梁有五卷，以五卷之数核之，似亦必不止九篇也，疑范书有讹脱。”
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九云：“今可考者：《北征赋》《冀州赋》《览海赋》《悼离骚》《王命论》《为窦融章奏》《前史得失论》《请置太子诸王官属疏》《上言西羌事》《议答北匈奴疏》《请置乌桓校尉》《北单于奏》《上便宜表》《上事》《奏记东平王苍》《与京兆丞郭季通书》《与金昭卿书》《笺》。”
凡十八篇。其中《为窦融章奏》还不止一篇，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即云：“史言光武问窦融‘所上奏章，谁与参定’，融对‘皆从事班彪所为’，则《融传》及袁宏《纪》所载《上书归诚》《上书请征隗嚣》《与隗嚣书》，并在河西时事，或叔皮之辞。”
上述可考的著作中，属于文学作品的是三赋一骚。它们的创作时间略考如下：
《北征赋》，收录在《文选》卷九。李善注之题解引挚虞《流别论》云：“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又于作者“班叔皮”下引《汉书》曰：“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归隗嚣。”
（按今传《汉书》卷一〇〇《叙传
上》，无“刘圣公立未定”句）
这是说，《北征赋》是班彪由长安北上天水投奔隗嚣时所作。察《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年二十馀，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两《汉书》所载之时事稍有不同，前书云“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后书云“年二十馀，更始败”。《汉书》所述与史实不合，班彪二十岁时是王莽地皇三年（22），王莽被义军所杀是下一年的事，而刘秀即皇帝位更是此后三年的事。《汉书》盖以班彪年龄成数言之，并涵括叙述数年之事。相比之下，《后汉书》所述更合史实。“更始败”事在更始三年，也就是刘秀建武元年（25），这一年班彪二十三岁。因此，陆侃如把《北征赋》的作年系于建武元年
，是正确的。
《览海赋》，收录于《艺文类聚》卷八。赋首云：“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淮浦”指徐县
，可知《览海赋》必作于班彪赴任徐令之时。班彪何时任徐令呢？《后汉书》本传载：“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材，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又，《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馀两。”《后汉纪》卷六《光武皇帝纪六》系此事于建武十二年（36）九月
。班彪就是此时随窦融入洛。《窦融传》又云：“数月，拜为冀州牧。十馀日，又迁大司空。”《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载，建武十三年四月“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刘秀召见班彪并拜为徐令，依情理最早亦当在安置窦融职位之时。故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把《览海赋》之作年系于建武十三年（37）
，合理可从。
《冀州赋》（一名《游居赋》），《艺文类聚》卷六及卷二八、《初学记》卷八均有收录，其中《类聚》卷二八（题作《游居赋》）录文比较完整。赋首云：“夫何事于冀州，聊托公以游居。”可知此赋必作于班彪赴任望都长之时。《后汉书》本传云：“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察《后汉书·郡国志二》，望都属冀州中山国。《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李贤注亦云：“望都，县名，属中山国。尧母庆都山在南，故以名焉。”班彪究竟何年赴任望都长？史无具载。但是据相关史料可以考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有云：“（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云云。”由此可知，建武二十八年时班彪还是司徒掾；而建武三十年他就在望都长职位上辞世了。所以陆侃如考定他任望都长、作《冀州赋》时在建武二十九年（53）
，合理可从。
《悼离骚》，今仅存数句佚文：“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艺文类聚》卷五六） 述说人生况味浓厚的穷达出处之意，似是晚年心态，但是难以确考其作年了。
据上述，本节只分析班彪的《北征赋》。
《北征赋》开首曰：“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
。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汉室覆灭，王莽擅代，班彪强烈感受到家国巨变的黍离之悲。于是不愿稍留已经改辙易姓的京师，决计北上投奔隗嚣。赋作有着不顺服新莽的鲜明立场，可是并未交代北上的具体目的。而从班彪的其他述论中，可以了解他的真实意愿。《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载，班彪至天水，隗嚣问他对当前局势发展的看法，班彪答辞中说道：“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百姓讴吟，思仰汉德。”隗嚣不能听信。班彪乃作《王命论》
[17]
，“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借以奉劝隗嚣顺应天意民心，归顺刘秀。但是隗嚣终不觉悟，班彪便离开他，去河西投奔了窦融。由此可见，班彪之北上依隗嚣，以及他去隗嚣投窦融，一以贯之的心愿是寻找依托以反莽助刘。
接着，赋作依行程路线顺次展开抒写，每写到一处，都追述该地的史事，议论臧否，感慨世事迁变。篇末是写景抒情：
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
一片莽荡荒芜，风水肆虐又寒凉凄清的景色，不止令作者伤怀故乡进而哀叹生民多艰，更有前途不明又不知何处可以告诉的迷茫。悲景哀情，相得益彰。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班彪《北征赋》，无论其以辞赋抒情述志的创作倾向，还是其“旅行缘由——叙写行程——征史而论——写景抒情”的结构模式，都是模仿刘歆的《遂初赋》
。因此，它的文学演进价值并不大。但是，与崔篆《慰志赋》一样，《北征赋》自有它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其一，它有着鲜明的时代、时事内涵，反映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时段的士心民意和作者的情志所寄；其二，它延续了（同时也是强化了）辞赋抒情述志的创作倾向。
根据本节的分析，可以总结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如下：
其一，文学创作与其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紧密相联。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的作品（如《州箴》《官箴》），以及以重大政治事件为题的作品（如《剧秦美新》《元后诔》），可毋论矣；即使是侧重抒写作者人生体验、侧重抒发内心情志的作品（如《逐贫赋》《慰志赋》《北征赋》），也无不与时政关系密切。并且，大量阑入谶纬与政治之思想关联，成为这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新异景观。这个创作特征，也体现在当时流行的民间歌谣里。例如：
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 （王莽末天水童谣）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更始时南方童谣）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蜀中童谣）
“出吴门”一首，《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注引《续汉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谣曰云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都门名也，有缇群山。”这是讽喻隗嚣意图称帝不得民心。“谐不谐”一首，《后汉书》卷一《光武纪》注引《续汉志》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云。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谐也。光武由河北而兴，是得之也。”这是预言更始败亡、刘秀成功夺取天下。“黄牛白腹”一首，《后汉书·五行志一》载：“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云云。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这是预言公孙述灭亡、刘秀终得复汉。这些民间歌谣，以“谶言”的形式流传，表达的却是政局变幻莫测的两汉之际民众的政治愿望和诉求。
其二，两汉之际，文体的开拓和创新是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因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最本质的标尺就是文体。文体演进，是最本色的文学发展现象。这个时段文体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扬雄的创作上：他拓展并加强了“诔”和“符命”的表现力，他使“箴”这一文体得到发扬光大，他还开创了“连珠”体。扬雄对文体的拓展和创造，贡献卓著，也具有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其三，两汉之际文学表现的进展，虽不像文体开拓那样耀眼，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掘进。如普遍大量地写入谶纬的内容，使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耳目一新的时代面貌，成为此一时段文学的鲜明标记。再如崔篆《慰志赋》，以重大社会变革为背景，完整抒写个人的心路历程，其苦闷、挣扎到欣慰、遂志的情感变化，得到了婉转屈曲的透彻的表达。较之此前的同类创作（如班婕妤《自悼赋》），文学表现力更强。这些文学创作实绩，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表现进展的意义。
若极概括地说，基于今存之史料，扬雄这个时段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创作倾向，可以代表两汉之际文学思想的一般情状。
[1] 东汉知名文人中有两个史岑：字子孝者，生活在两汉之际，曾续作《史记》。字孝山者，生活在和帝安帝时期，作品有《出师颂》《和憙邓后颂》等。《文选》卷四七史孝山《出师颂》李善注：“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 （按：本作“子孝”，李善误引作“孝山”） 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馀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 （按见《东观汉记》卷七《东平宪王 苍传》） 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
[2] 以上二句，《艺文类聚》原作“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应有误。今据［北宋］吴棫《韵补》卷一《五支》（《丛书集成初编》本）、《北堂书钞》卷一〇二［明］陈禹谟《补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及《佩文韵府》卷四二、卷四六 （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之引文校改。
[3] ［齐梁］任昉《文章缘起》一卷，［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一名《山堂考索》）前集卷二一“文章门”收录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6 册，第271—274页） ；［宋］陈元靓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七“辞章类”亦收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354—355 页） 。以下引用《文章缘起》均据《考索》本，参以《事林广记》本，不再出注。按：关于任昉《文章缘起》的真伪、版本及其学术价值，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下编第四章《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议论周洽，可参见。
[4] 《礼记·檀弓上》：“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败绩。……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公）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5] 《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6] ［清］纪昀评云：“诔之传者始于是，故标为古式。” （黄叔琳注，纪昀评《文 心雕龙》，［清］道光十三年成都励志勉学讲舍重校刊本）
[7] 《列女传》卷二《贤明传·柳下惠妻》载此诔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 （［清］道光五年扬州阮福 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 按：柳下惠为鲁僖公（釐公）时人，比孔子早近百年。刘勰在此先述哀公诔孔子，后说柳妻诔其夫，盖不以柳妻诔文为真也；然又置于汉世之前，则犹以为战国之文。纪昀评曰：“此诔体之始变，然其文出《列女传》，未必果真出柳下妇也。” （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清］道光十三年成都励 志勉学讲舍重校刊本） 即便此诔经过了刘向的加工甚或重写，它也在扬雄之前，并不影响本书的述评。
[8]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以夏后羿为戒，劝谕晋悼公怀柔戎狄，有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人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9] 今尚存此二箴佚句：《逸周书》卷三《文传解》引用了《夏箴》的两个片段：“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年版。按《北堂书钞》卷一〇二引《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 非务积聚，何以备粮。”据今传《逸周书》，此四句佚文不在其征引之《夏箴》内） 《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引用了《商箴》二句：“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0] “及周之辛甲”三句，原作“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有缺漏。今据敦煌写本《文心雕龙》残卷 （见林其锬、陈凤金《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和《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录《文心雕龙》文补全。
[11] 《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杜预注：讨，治也）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十三经注疏》本）
[12] 扬雄《连珠》今仅存四个片段，其中只有一章是完整的：“臣闻天下有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谷丰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臣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 （《太平御览》卷四六九）
[13] 如班固《拟连珠》：“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臣闻良匠度见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之佐，非左右之旧。／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臣闻马伏阜而不用，则驽与良而为群；士齐僚而不职，则贤与愚而不分。”（《艺文类聚》卷五七）蔡邕《广连珠》：“臣闻目瞤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祆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
[14] 古人区分文体，或以体式，或以作法，或以主题，甚或以标题等随机划分，没有统一标准。《文选》之“符命”类，是以文章内容立体，故后世体认不一。有遵从者，也有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等不列“符命”体者，还有认为当归入颂赞一类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 （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 蒋伯潜《文体论纂要》：“‘符命’者，谓天降瑞应，以为帝王受命之符；人臣作为文章，侈陈瑞应，铺张功德，即谓之‘符命’。如司马相如底《封禅文》，扬雄底《剧秦美新》，班固底《典引》皆是。此种文章，实与设辞托讽的‘赋’相远，而与称扬功德的‘颂’相近，当归入‘颂赞’一类。” （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164页） 依照今天的通识，文体划分应以体式为统一标准，故以“符命”标体的确不恰当，归入一般的“文”或是“赋” （如马积 高《赋史》即云：“《剧秦美新》实亦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 页） ，可能会更妥帖一些。
[15] 体制，原作“骨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曰：“此‘骨掣’之‘掣’，当作‘制’。”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曰：“‘制’原作‘掣’，义不可通，今改。且疑‘骨’亦‘體’之坏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曰：“按‘骨掣’二字不辞，疑当作‘体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88页） 今据改。
[16] ［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曰：“志，识也。录，领也。《书》曰‘书用识哉’ （按见《尚书·益稷》） ，谓录其过恶，以识于册。古史《世本》编以简册，领其名数，故曰录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上》及《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均载，班彪作《王命论》之后便避地河西。班彪离开隗嚣去投窦融的时间，史书不载，相关记述也无线索可供推断。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王命论》必作于隗嚣建武六年五月起兵反刘 （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 之前。因此，《资治通鉴》卷四一《汉纪三十三·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系于建武五年（29）四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从之。无论如何，《王命论》作于建武最初几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