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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武帝刘秀即位到建武十二年（36）底，刘汉政权复兴，开始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与此同时，刘秀积极扶持儒学振兴，重建经学博士，重用经生儒士入朝为官。黜莽兴汉，本就是当时社会民心之所向，加之刘秀果断实施顺应民心的政策，刘汉中兴王朝因而极大地赢得了民心、士心。
自王莽僭位居摄始，即不断有反叛其擅政的事件发生。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发动兵变，居摄二年（7）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虽然都很快失败了，但是他们点燃了反抗王莽擅权篡政的火种。其后，各地规模不一的武装反叛连续不断，直至王莽被杀。尽管各路义军起兵原因不同，目的各异，但是反莽拥刘至少是他们打出的共同旗号，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民心、思想同趋的社会风势。《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载班彪答隗嚣问，即有云：“王氏擅朝，因窃号位。……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这可以视为王莽篡代时期社会民心之所向。
王莽地皇三年（22）十月，刘秀在南阳郡宛县起兵，加入推翻王莽政权的战争，到建武元年（25）六月即皇帝位，建立东汉王朝。随后，东征西讨以平定各地兵乱，至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平定成都公孙述，天下始大定，刘秀才腾出手来全力建设东汉王朝。
刘秀复汉，在东征西讨平定各地兵乱、稳固新朝的同时，就开始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26）三月，诏令“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建武四年（28）正月及次年二月，“大赦天下”。建武五年（29）五月，因天旱下诏，命令释放除去必死罪之外的囚犯，同时戒令任用官吏要“务进柔良，退贪酷”。十二月，“诏复济阳二年徭役”。建武六年（30）正月，诏令郡国发放谷物，以救济“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六月下诏简政，以为“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诏令合并县国，省减吏员。于是“并省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十二月，诏令恢复西汉初年的三十税一旧制：“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建武七年（31）正月，诏令释放囚犯，“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同时，诏令天下，倡导薄葬。三月，诏令“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也就是令预备役人员归田
。之后几年，刘秀忙于征剿平定隗嚣、公孙述。至建武十一年（35），于二月、八月、十月三下诏令，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严禁虐杀残害奴婢。这些政令举措，旨在轻刑减赋，省减官吏，罢兵归田，赈济困乏，保护奴婢，无疑会恢复国力，并且深得民心。
在选官用人方面，刘秀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前汉建国之时的策略——他在财富和地位上给复国功臣优渥的待遇，却很少授任他们重要的职权。《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范史之“论”，可谓深解刘秀“深图远算”之用心：自秦汉以来，政权更替全凭战力，借重武人。因此，夺得天下之后便厚赏重用武人：“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其结果，一是易于发生政治变乱：“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二是不便管理、不堪任用：“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同时，另一个重要弊端，就是重用功臣必然堵塞进贤任能的道路：“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
。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于是刘秀“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对待功臣，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而不以行政职位赏功。
（以上均见《后汉书》卷二二《朱景
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论》）
与此同时，刘秀多次诏令进贤纳言：建武六年冬十月诏：“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七年三月日食，诏令“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四月，诏令“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以上均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这样的选官用人举措，不仅开明公正，也与王莽时期“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官场生态形成鲜明对比，最能获得士人的赞誉。
本书更加关注的是，刘秀在大力推行宽柔仁政的同时，也开始努力恢复儒学正统，重建经学博士，并重用经生儒士为官。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二月，封孔子后裔孔安为殷绍嘉公。十月，“幸鲁，使大司空（宋弘）祠孔子”；同时“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在王朝初复，百废待兴，尤其兵乱未平的情势下，刘秀祭祀孔子、加封孔子后裔、重建太学的作为，明显展露出了新朝的崇儒气象。
据《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刘秀复汉之初，即着手“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刘秀建立《五经》十四博士的具体情形及其时间，史书没有集中系统的记载。但根据《后汉书》有关“征拜博士”的零散记述看，十四博士应当是一段时间内逐步建立的。举例来看：范升，传授《梁丘易》，建武二年（26）征拜博士；四年（28）正月，因反对立《左氏春秋》博士而与陈元反复辩论。（见《后汉书》本传）洼丹，传授《孟氏易》，“建武初为博士”。牟长，传授《欧阳尚书》，建武二年“拜博士”。高诩，传授《鲁诗》，建武初“征为博士”。薛汉，传授《韩诗》，“建武初为博士”。伏恭，传授《齐诗》，建武十七年（41）“拜博士”。丁恭，传授《严氏春秋》，“建武初为博士”。张玄，传授《颜氏春秋》，建武初“试策第一，拜为博士”。 （以上均见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 可见，从建武初年到建武中期，都有新的博士设立，而以建武初年比较集中。无论其详情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刘秀复汉之初，便积极重建博士制度。
与此同时，刘秀大量征用名儒宿学，授任要职。举一些例子：卓茂，元帝时在长安师从《鲁诗》博士江翁，并学习《礼》和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而“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拜为太傅，封褒德侯。伏湛，九世祖为伏胜，家传《尚书》。乃父伏理师事匡衡，传授《齐诗》。伏湛少传父业，以《齐诗》名家。“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建武三年，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王良，习《小夏侯尚书》，建武三年征拜谏议大夫。建武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 （以上均见《后汉书》各 自本传） 刘昆，传习《施氏易》，“建武五年……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洼丹，“世传《孟氏易》。……（建武）十一年，为大鸿胪”。欧阳歙，家传《伏生尚书》，“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六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九年，更封夜侯。……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牟长，建武二年“拜（《欧阳尚书》）博士，稍迁河内太守”。高诩，“光武即位……征为（《鲁诗》）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伏恭，建武十七年“拜（《齐诗》）博士，迁常山太守”。丁恭，“建武初，为谏议大夫、（《严氏春秋》）博士，封关内侯”。锺兴，习《严氏春秋》，建武初年“光武召见……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封关内侯”。甄宇，“建武中……征拜（《严氏春秋》）博士，稍迁太子少傅”。 （以上均见《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
在“百姓讴吟，思仰汉德”的普遍社会心理中，在刘秀复汉随即施行休养生息的国策下，尤其是刘秀积极恢复儒学正统、礼遇经生儒士的举措，赢得了广大士人的真心拥戴。《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云：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
王莽篡代时“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儒生，在刘秀中兴初期纷纷归汉，这就是士心所向。轻刑减赋，精兵简政，进贤纳言，恢复儒学，重建博士制度，重用儒士为官，刘秀复汉初期的这种种举措，必然会极大地赢得当时士人的倾心拥戴，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