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莽擅政时期的政局与士人心态

元寿二年（前1）六月，汉哀帝刘欣崩。在元后王政君主持下，王莽复拜大司马 ，迎立平帝刘衎。而“（平）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王莽擅政自此时开始。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以大将军兼任太傅，进号“安汉公”。元始四年（4），王莽纳女为平帝皇后，自己再加拜“宰衡”。元始五年（5），复加九锡之荣。是年十二月，年仅十四岁的平帝驾崩。居摄元年（6），选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年仅二岁，号曰“孺子”，王莽居摄。不久，王莽称“假皇帝”。居摄三年（8）十二月，王莽篡汉“即真”，定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直至地皇四年（23）十月，多路义军攻入京师，三日后王莽被杀。

王莽实际主政的二十三年多，政权两度改换门庭，堪称地动山摇、天翻地覆。与政权幻变、战乱频仍相伴随的，是人心民意的迷惘和抉择。本书所关心的，就是其时士人心态的情状。

一

王莽是元后王政君之弟王曼的儿子。王曼早卒，未及封侯。因此，在王氏昆弟中，“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于潜心向学之同时，王莽谦卑恭谨处事，“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尤其伯父大将军王凤病笃，王莽倾心侍疾，“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这些作为，给他换来了贤德的声誉。也正是因此，王莽得以拜官、封侯，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追求，直至篡代。

平心而言，王莽擅政后，对于思想文化建设，确有不小的作为。他整顿选举，大胆任用贤才 ^[1] ；加封周公、孔子后裔，追谥孔子号“褒成宣尼公”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广建学校，以普施教化 ；为皇室宗族及高官置儒学宗师加以教导 。综观这一系列举措，其力度实为有汉以来所罕见，颇具维新气象，极能鼓舞士人的心气。元始五年（5）春，他又遍招天下学者：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关于西汉中央政府此次规模空前的招贤纳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记载较详：“是岁（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 ，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 ^[2] 。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按据《平帝纪》，事在元始五年春）王莽大建学舍、广纳学者，激增太学博士及弟子员额。所招纳的学者，并不限于正统经学士，擅长兵法以及天文、历算、方术、图谶之类数术学者也在其中，可见其网罗天下贤才异能的胸襟异常开阔。而竟然有数千学者应诏而至，亦足可见出其时士心之所向。王莽的确开创了有汉以来从未有过的天下英才荟萃的繁盛局面。

与此同时，王莽擅政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还有另一个面相，那就是王莽信重图谶。就事实而言，信谶用谶，王莽之前即不乏其例，如秦始皇因“亡秦者胡”的谶言发兵攻打匈奴，陈胜假造鱼腹书“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记而起兵抗秦，刘邦以斩白蛇之事造作黑帝子杀白帝子的谶象，而借机起兵攻秦，等等。不过，他们都是为了成就某事而偶一为之，并不像王莽这样连续不断地造作图谶，更没有像王莽这样张皇其事、大肆宣扬，并宣布于天下。

关于魏郡元城王氏的谶言吉兆，《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载，王莽姑母王政君是武帝绣衣御史王贺（字翁孺）之女。翁孺为避仇，自东平陵徙居魏郡元城委粟里，那时元城老者就说：“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 ，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而元后王政君母李氏怀妊时，曾“梦月入其怀”，这也是王政君此后将要母仪天下的瑞征。

到王莽擅政至篡代期间，藉由图谶、符命等逐步谋夺政权，是其常用手法。择其要者：其一，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王莽以此祥瑞进号“安汉公”。其二，元始五年（5）十二月，平帝崩，“前煇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以此“丹石之符”居摄。“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其三，居摄三年（8），“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 。又有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王莽以此“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至于王莽篡代之后，更多有以图谶行政之事，如据哀章伪造的《金匮图策》任命新朝的四辅、三公、四将，以所谓玄龙石文“定帝德，国洛阳”而打算迁都洛阳，以《河图》“以土填（同镇）水”为匈奴灭亡之祥而派兵大击匈奴，以《紫阁图》为据调整将军名称和王号，行将败亡之时屡用“压胜”之法企图扭转颓败的形势等等。 （以上 均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其中，最具重大意义的，是他于始建国元年（9）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简要介绍了《符命》的内容：

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这四十二篇《符命》，是今天所知最早的谶纬文献编辑本，惜乎早佚，已难察其详。但根据此条引文以及下列《汉书》所录《符命》的“总说”，还是可以了解其大概：

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寖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以勉书。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行十馀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斖斖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这段文字所述，就是四十二篇《符命》的内容梗概。其所谓“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盖即“德祥五事”；所谓丹石、三能文马、铁契、石龟、虞符、文圭、玄印、茂陵石书、玄龙石、神井、大神石、铜符帛图，盖即“福应十二”；至于所谓“符命二十五”，则不能确知了。果如此，则根据上面两段引文及两《汉书》等史籍的相关记载，所谓“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极可能有相互交叉者（如前后反复申述哀章伪造的《金匮图策》等）。因此，《符命》四十二篇可能并非严谨的定本。

就本书关注的问题而言，王莽擅政以至篡代的二十馀年间，其政治及思想文化状况，有两点最具重要意义：一是其代汉建新的正当性（或曰正统性）及其所带来的士人出处问题，二是经谶并重的思想文化状态及其对士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前者考校士人的灵魂并且无可回避，后者呈示着汉代思想文化的新趋向。这两者，都不可避免地施加在士人身上并且发生了折射效应，也因此反映在其时的文学现象之中。

二

王氏废刘，新朝代汉，不是通过所谓正义的战争用武力夺取，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朝廷政变，空手套白狼，这便产生了王氏新朝之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一言以蔽之，产生了有关“正统性”的思想波动。尽管在王莽恩威并施的胁迫之下，当时士人似乎并未形成有关新朝正统性的显在思潮或者激烈争议（如西汉初年君臣士人讨论秦何以败亡、汉何以成立那样），但在士人内心实是复杂纠结、暗流涌动，在王莽则尽力以图谶文饰其篡政行为（颁布《符命》四十二篇就是鲜明体现），力图使之合理合法化。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若深入讨论，又将游离本书旨趣，故此从略。这里只探讨王莽的政治文化给当时士人带来的影响。

上文说过，王莽不仅信重、宣扬图谶，他对正统经学的尊重和大力扶持也是有汉以来罕见的。正统经学与图谶符命，在王莽那里似乎难分轩轾，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然则，面对王莽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及其翻天覆地的政治作为，当时的士人如何对待和选择呢？根据今存史料看，总的趋势是：在王莽擅权但并未篡代之时，士人虽不无谏言微辞，但基本没有离心离德的倾向；甚至当王莽遍征天下才士之时，还出现了士人云集的壮丽景象。但是，当他篡汉之后，情形即大变，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士人学者大多“不仕王莽”，或不应征召、或逃离退隐者甚夥 。直到刘秀复汉，士人们才又纷纷出仕。此种情形，两《汉书》多有记载，难以枚举。

但历史事实永远比后人的认知、判断更为复杂。以上所说，只是综括了其时士人出处的大趋势；若具体而言，在王莽专权以至篡代的二十馀年间，士人心态则呈现为多元状貌。除去那些虽处乱世而心静如水，政权巨变仍旧照常做官、恪尽职守的几于“无立场”者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的士人值得注意：

一类是辅助王莽篡汉，并为其羽翼者。此类士人，可以刘歆为代表。平帝朝王莽主政期间，“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刘歆与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孙建、崔发、陈崇以及甄寻（甄丰之子）、刘棻（刘歆之子）等，共为王莽股肱。王莽欲有所图，这些人便出面向元后王政君请求，王莽“安汉公”之号、“宰衡”之位以及荣加九锡之待遇，都是这样得到的。孺子婴即位，王莽居摄。“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 、前煇光谢嚣 、长安令田终术”，群臣附议。王莽篡汉自立后大封其功臣，依据哀章伪造的《金匮图策》，加封王舜、平晏、刘歆、哀章为四辅，甄邯、王寻、王邑为三公，甄丰、王兴、孙建、王盛为四将。此十一人均加公爵，其中王舜、平晏、刘歆、哀章四人为上公。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根据现存史料，这些人中可考知其思想和学术背景的，只有刘歆一人 ^[3] 。

刘歆出身刘汉皇室、学术世家。在王莽步步紧逼的篡位情势下，他的行为虽是表现为追随王莽并为之效力，但是他的内心其实颇为矛盾。

刘歆追随王莽，一个重要原因是王莽自成帝末哀帝初出任大司马始，便一直很器重、抬举他：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 （《汉书》卷三六 《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王莽篡位后，再加封刘歆为“国师，嘉新公”，新室“四辅”之一，居于上公，可谓位极人臣。同时，还册封其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王莽实际上给了楚元王刘交一系有汉以来从未有过的极高地位和待遇。因此，刘歆对王莽一直怀有感恩之心，并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支持王莽 ^[4] ，也就情有可原。

同时也应看到，刘歆助莽并非完全出于私心。自元帝、成帝始，外戚王氏权势熏天，家凡九侯、五大司马，居位辅政。而王莽在王氏一族“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成帝时封侯加官之后，“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馀。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平帝时加号“安汉公”后，他“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此种作为和形象，无论事后如何评价，但在当时，确乎鲜明地显示出他与诸王贵戚的不同。所以“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便不足为怪。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加之王莽在思想文化建设和招纳贤才方面的强有力作为（见上述），士人一时心向往之，也可以理解。因此，刘歆襄助王莽，虽有自身平安富贵的诉求，但也并非完全是无品格无原则的阿附：

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 （《汉书》 卷九九《王莽传中》）

由此可见，刘歆对王莽的权势增长，其实有心理底线——那就是王莽揽权再重，也应该限于人臣。加号“安汉公”、进位“宰衡”均可，但是并不愿让王莽“居摄”。然而在他人的助力下，王莽不仅成为“摄皇帝”，而且很快便“即真”。面对此种难以阻挡的局势，已经与王莽捆绑在一起的刘歆，唯有“畏汉宗室、天下豪桀”并且“内惧”而已——这恰好说明刘歆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他还没有完全彻底归心于王莽。所以，才会有地皇四年（23）六七月间密谋反叛王莽的事情发生。事情的起因，是卫将军王涉（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听信其门客西门君惠所述的一条谶记：“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联系当时另一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王涉以为当应验在国师刘歆身上 ^[5] 。于是联络大司马董忠，多次劝说刘歆应谶叛莽 ^[6] 。“歆怨莽杀其三子 ，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事情很快便泄露，王莽收灭董忠宗族，刘歆、王涉皆自杀。（ 以上见 《 汉书 》 卷九九 《 王莽传下 》）

为了深度理解刘歆的内心世界，不妨参照一下孔光。孔光是孔子的十四世孙，“经学尤明”，成帝初年选博士，并以高第举为尚书 。“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守法度，修故事。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是一个知礼守分又懦弱顺遂的士人。平帝即位，王莽专政。“莽以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备礼事光。”孔光见王莽位势日重，便请求退休，反被升迁为平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翌年“徙为太师，而莽为太傅”。孔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其后王莽欲进“宰衡”，位在诸侯王之上，“光愈恐，固称疾辞位”。王莽请元后下诏，在宫中为孔光赐餐、保留座几，“令太师毋朝……官属按职如故”，给了他极高的荣耀和职权待遇。 （以上见《汉书》卷八一《孔 光传》） 并且，王莽还推恩于孔光的后辈，“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可见，王莽虽是经常利用孔光，但也确实待之甚厚。性格柔顺懦弱的孔光，虽有士人的方正节操，亦不愿或不敢忤逆王莽，实际上成了王莽的得力帮手。如：哀帝崩，荐举王莽为大司马；屡次帮助王莽清除异己；与他人一起为王莽请得“安汉公”赐号 （以上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平帝时，益州越巂郡江中现黄龙，于是称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庙” （《汉书》卷七七《孙宝传》） 。孔光于平帝元始五年（5）卒，其时王莽尚未“居摄”，所以他没有刘歆那些“恶名”。

以孔光映照刘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王莽恩威并施的胁迫下，刘歆、孔光这类儒士学者，内心其实非常矛盾和痛苦。他们身出名门高第，有很高的声望，客观上很难摆脱王莽的恩惠和利用；他们不乏士人的方正节操，但性格温良懦弱，不能坚守底线和原则。他们是痛苦地挣扎在不得已的人生抉择之中。

另一类士人，是与王莽貌合神离、虚与委蛇者。这类士人，可以扬雄为代表。扬雄因作《剧秦美新》《元后诔》，招致后人的激烈批评。如唐人李善说：“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又如宋人黄震说：“汉习委靡，张禹、孔光卖国为奸，馀纷纷附莽者不可胜数。惟刘歆世为宗英，扬雄自号儒者，而亦为之，罪莫大于此！歆见莽居摄而内惧；雄直为其大夫，罪尤大。” 此类批评虽然理直气壮，其实不解扬雄真心。

关于扬雄其人，有两个基本事实是确定的：一是他自成帝元延元年（前12）四十馀岁去蜀游京师 ^[7] ，直至王莽天凤五年（18）辞世，在人生最易发达的三十年间，却一直仕途蹭蹬：成、哀、平帝时一直为黄门侍郎 ^[8] ，王莽篡汉后始“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直到去世。根据《剧秦美新》序文“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之语，扬雄为中散大夫 ^[9] 。中散大夫只是备问候使的闲职 ，俸禄不高，又没有人数限制，往往多至数十人，实在不算什么重要职位。二是扬雄的确作过《剧秦美新》和《元后诔》 ^[10] 。这两个事实之间似乎龃龉难解。实际上，如果综合考量扬雄的身世地位、个性品格及其所处的生存环境，这种貌似矛盾的思想行为便可理解。

扬雄的家世身世，有几点当特别注意：一是家族境遇。扬氏在春秋时本为采食晋国杨地的贵族，并因此得氏。三家分晋时，扬氏避难至楚国巫山。秦末楚汉征战，扬氏再避难至巴郡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为避仇又迁至蜀郡郫县。扬雄高祖扬季，于景、武间曾官至庐江太守 。而自定居郫县之后，扬氏则“世世以农桑为业”。二是宗族血脉。扬氏“自（扬）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在蜀地孤门单户，并无其他族亲。三是扬雄本人有“口吃不能剧谈”的生理缺陷。 （以上见《汉书》卷八七《扬雄传》 ^[11] ）四是他的师承（详下）。这些因素综合交错发生影响，形成了扬雄基本的处世心态：第一，内敛孤傲、博学多闻而不争竞名利，深思寡欲、无适无莫而自强于学术文章 ；第二，一直躲避祸难的家族史，也给扬雄深深烙印了避祸怕事的心理 ^[12] 。

张震泽对青年扬雄的性格趣向及其形成，曾有简明的分析：

他的家庭是一个孤姓寡亲而能自给、不须求之外族的小康之家 ^[13] ，所以从幼年就养成了他不劳动、不事生产、不善言谈、不喜交游而好读书深思、简易佚荡、不慕荣利的孤僻性格。在这四十多年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有两人。一位是他的远亲临邛林闾翁孺（ 按：一作公孺） 。此人很有学问，精于训诂，多识奇字，掌握有輶轩使者上奏的方言资料 ^[14] 。……另外一位对扬雄有影响的人是林闾翁孺的一位好友严君平 ^[15] 。严君平精通《周易》《老子》。……性方正，不作苟见，不为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 ^[16] 。扬雄常来就教，故亦效严君平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后来又立意草写《太玄》，都与严君平影响有关。

除孤寡小康的家境和师从的影响外，因避仇难而不断迁徙并衰落的家族史、五世单传的孤悬血脉，乃至他口吃的病状，也是形成扬雄上述处世心态的重要因素。

关于扬雄之发奋于名山事业，古今论者赞述甚多，尤以《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赞》 ^[17] 所述最为精要：

（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

班史“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之评，可谓深得扬雄性情心意。扬雄对立言的追求，与他内敛而博学深思、孤傲而发奋自强的心态有极大关系。

关于扬雄的仕履，《汉书》本传云：“当成、哀、平间，（王）莽、（董）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不汲汲戚戚于荣利，安贫乐道，自班史而来推崇扬雄者无不如此评论扬雄品格。从基本事实看确是如此，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的内心并不那么平静安恬。《汉书》本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文有云：

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塗。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

扬雄这篇《解嘲》，容易令人想起东方朔《答客难》“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浩叹。当此天下一统、高度集权之时，士人已经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效才学以取爵位的社会环境。并且，当今士人所面临的，往往是种种政治的吊诡甚至险境：“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由此很可揣摩出，扬雄之“恬于势利”、“自守泊如”的背后，其实有一股郁勃不平之气。不过，他并没有表现为东方朔那样显在的滑稽玩世的姿态，而是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倾心著述。除去政途凶险多变的原因外，这也是他曾经高贵的家世、本人深湛的文化修养及怕事避祸乃至“口吃不能剧谈”等复杂因素共同造就的。

总之，内敛、自傲又怕事避祸，是扬雄的基本心态；而倾心于名山事业，是他坚定的人生理想。基于避祸的心态，更为了著述得到保障，扬雄对于仕途和政治，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孔子曾经批评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数子的执著，声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又曾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 （《论语·里仁》） 司马迁也曾背负奇耻大辱苟活于世，以求完成其念兹在兹的《太史公书》。对于学养深厚的一代大儒扬雄而言，他所敬仰的前代圣贤的此类思想行为，无疑会成为他的精神依托。

事实上，早在扬雄未入仕途之前，他已经表述了“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心态。他蛰居蜀地期间所作的《反离骚》，即不赞成屈原固执理想、以身殉国，“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汉书》本传） 。所以他年过四十始游京师；而他之入朝待诏，乃是因文名得举荐，应召而来，并非汲汲以求：“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 （扬雄《答刘歆书》，见严可均《全汉文》卷五 二） ^[18] 他初入京师的两年内，奋力创作四赋以逞才见志，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正是他“得时则大行”心态的体现——既应诏为官，便亦可应时而为（当然还有他一直羡慕前辈同乡司马相如作赋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的创作动因）。而当他经历了几年的仕宦生涯，仍然位不过郎，又亲身体验了官场的谲诡险恶之后，“不得时则龙蛇”的处世心态又占据上风。其《太玄赋》 ^[19] 结末即云：

甘饵含毒，难数尝兮。麟而可羁，近犬羊兮。鸾凤高翔，戾青云兮。不挂网罗，固足珍兮。斯、错位极，离（罹）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

而王莽代汉以后扬雄之转为中散大夫，对王莽而言是拉拢示恩于著名学人，对扬雄而言则是任其自然、无可无不可之事——这个闲散小官，是王莽见他资历甚老又久不徙官而赏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努力求取来的。宋人黄震所谓“歆见莽居摄而内惧；雄直为其大夫，罪尤大”，如此评判刘歆和扬雄，实在不够厚道更不够公道！

至此可以明确，扬雄一生汲汲以求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著述以传名。其他事情，都无可无不可。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是，避祸怕事的心态一直深藏其心间。明乎此，再来看他作《剧秦美新》和《元后诔》，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了。二文均作于王莽篡位之后 ，一为祝贺王莽代汉，一为哀悼元后王政君之死，其基本内容，都是附会图谶以颂扬王氏的受命自天、勋德卓著。如果说《元后诔》是扬雄奉命而作，那么并没有证据表明《剧秦美新》也是被迫而作的，这正是此文尤其不能得到后人谅解的主要原因。如果了解扬雄胆小怕事、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心态，则在“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情势下，为了自保、为了完成其名山事业，扬雄主动作此文，也可以理解。因此，唐宋人的另一类评说可谓切理厌心：

王莽篡汉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新室。是时雄仕莽朝，见莽数害正直之臣，恐己见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为美，将悦莽意，求免于祸，非本情也。 （李周翰语，六臣注 《文选》卷四八《剧秦美新》题注，《四部丛刊》本）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当其时，士皆言符命，劝莽代汉，唯恐其晚，前后封侯者百数；其不附丽者，莽辄杀之。雄为朝廷闻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莽既僭，乃奏《剧秦美新》一篇。 （晁说之《嵩山文 集》卷一九《扬雄别传下》，《四部丛刊》本）

所以，《剧》《元》二文虽称美王氏，但不可据此认为扬雄真心附莽。事实是，由于扬雄出身微贱，不像刘歆、孔光那样拥有显赫的家世、显耀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王莽篡汉的过程中，他并未像刘歆、孔光那样为王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在王莽代汉之后，他也并未像刘歆、孔光那样得到王莽极大的实质性恩惠。也就是说，扬雄与王莽篡汉，实质上并无多大干系。他之作《剧》《元》二文，只是在感觉到沉重压迫的情势下，虚与委蛇而已。上引李、洪、晁之评，实为得扬子之心者。

还有一类反对王莽篡汉的士人。自平帝起，始终有许多士人旗帜鲜明地反对王莽篡汉，他们往往退隐不仕，甚或公然直言抨击。《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云：“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这里虽是述说王莽、刘秀之时儒士的去从大势，但可视为此时全体士人出处抉择的缩影，具有普遍性。除范史例举的学人外，可以再举出一些要例：

卓茂。元帝时游学长安，事《鲁诗》博士江生（名翁，号为“《鲁诗》宗”），兼习《诗》《礼》、历算，称为通儒。哀、平之时，任密县令，以仁为治，教化大行，竟至“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馀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平帝时王莽秉政，迁卓茂为大司农京部丞。“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至刘秀复汉，征拜太傅，封褒德侯。“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并名重当时。” （《后汉书》卷二五《卓茂传》）

蔡茂。“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刘秀时征拜议郎，迁广汉太守，以政绩称。建武二十年迁司徒。 （《后汉书》卷 二六《蔡茂传》）

宣秉。“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至刘秀建武元年，征拜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大司徒司直。 （《后汉书》卷二 七《宣秉传》）

王丹。“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刘秀复汉，征为太子少傅。 （《后汉书》卷二七 《王丹传》）

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馀人。”刘秀建武三年，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征拜太中大夫，大司徒司直。 （《后汉书》卷二七《王良传》）

郭丹。从师长安，“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王莽征之，丹遂与诸生逃入北地。刘秀建武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拜并州牧。后迁左冯翊，明帝初为司徒。 （《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

申屠刚。王莽篡位，避地河西、巴蜀约二十年，其间力劝隗嚣不要归从公孙述对抗刘汉。刘秀建武七年，征拜御史，迁尚书令。 （《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

洼丹。“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上》）

高诩。世传《鲁诗》，“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诩，征为郎，除符离长。去官，后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下》）

李业。“习《鲁诗》，师博士许晃。（平帝）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 （《后汉书》 卷八一《独行传》）

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服竟后，为沮阳令。会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建武二年归，为郡门下掾。……诏书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后拜侍中，卒官。”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

应特别提出的是，反对王莽篡汉的士人中也有擅长图谶、数术的学者。如：

王莽时，寇贼群发，（郅）恽乃仰占玄象，叹谓友人曰：“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西至长安，乃上书王莽曰：“……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莽大怒，即收系诏狱，劾以大逆。犹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使黄门近臣胁恽，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觉所言。恽乃瞋目詈曰：“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系须冬。会赦得出，乃与同郡郑敬南遁苍梧。 （《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

（平帝元始）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谯）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

（王莽）篡位，拜（郭）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后汉书》卷八二 《方术传上》）

（许杨）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传上》）

郅恽“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观天象而知汉再受命；谯玄善说《易》《春秋》，成帝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郭宪后为刘秀博士、光禄勋，曾预知齐国火灾；许杨明晓水脉，有异能（如被诬入狱时“械辄自解”之类）。 （以上均见《后汉书》各自本传） 这些擅长图谶或数术的士人，都忠于刘汉，明确反对王莽篡政。

[1]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载平帝即位诏有云：“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 （颜师古注：“难保者，言己尝有罪过，不可保也。”）， 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对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令士厉精乡（向）进，不以小疵妨大材。”

[2] 《三辅黄图》卷五《太学》：“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辅旧事》云：‘汉太学中有市、有狱。’”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 华书局2005年版，第300页） 《太平御览》卷五三四《礼仪部一三·学校》引《三辅黄图》记载较详：“礼：小学在公宫之南，太学在城南，就阳位也，去城七里。王莽为宰衡，起灵台，作长门宫 （沈钦韩曰：“当作常满仓。”）， 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门北出，正于其中央为射宫。门西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肄射于此中。北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北之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官寺。门南出，置令丞吏，诘奸宄，理辞讼。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学校》亦有引录，但比较简略）又，《通典》卷二六《职官八·太府卿》“常平署”条：“汉宣帝时，耿寿昌请于边郡皆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之名，起于此也。后汉明帝置常满仓（按事在永平五年），晋又曰常平仓，自后无闻。”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32页）

[3] 上列诸人中，崔发是崔篆之兄，其“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 （《后汉 书》卷五二《崔骃传》） ，崔发曾任王莽讲《乐》祭酒，封说符侯 （《汉书》卷九九《王莽 传中》） ，但其学术之详情不明。田终术是哀、平时期以阴阳灾异“纳说时君著明者”之一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但史无具载。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伪作“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二者即所谓《金匮图策》），助成王莽篡位即真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此外不闻斯人有其他学问。其馀诸人，均不明其学缘。

[4] 如：受元后王政君指使，为王莽女嫁为平帝皇后“杂定婚礼” （见《汉书》 卷一二《平帝纪》、卷九七《外戚传下》） ；协助王莽恢复长安南、北郊，意在仿效“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例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 下》） ，并“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 （《汉书》卷一二《平帝 纪》） ；助成王莽加号“安汉公”、加位“宰衡”及加封莽母、两子、兄子 （《汉书》卷九 九《王莽传中》） ；与博士诸儒共同议定用天子（此时王莽居摄）礼仪丧葬莽母 （《汉 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甚至王莽实行“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的货币政策，刘歆也为之提供古史和经典的根据 （《汉书》卷二 四《食货志下》）。

[5] 据《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哀帝建平元年，刘歆改名秀，字颖叔。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何焯甚至说：“载其改名于哀帝之时，以见歆乐祸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 （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269册，第315页。以下引证此书，只注书名、丛书 名、册数和页码） 按：应、何之说牵强附会。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辩之甚力：“哀帝名欣……歆之改名，殆以讳嫌名耳。”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1年版，第83页） 没有证据表明刘歆有背叛刘汉皇室之心。

[6] 王涉是王莽的叔伯兄弟，他所以背叛王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认为王莽并非其伯父王曼的亲生子。他劝说刘歆时曾说：“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此二人即王莽之父母），疑帝本非我家子也。”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7] 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及张震泽《扬雄集校注》附录三《扬雄年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8]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有大声如钟鸣。……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扬雄于成、哀、平“三世不徙官”，此明言其为“黄门侍郎”。《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 （王 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9页） 按：《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汉代郎官皆无具体职务，无固定名额。“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前附瞿蜕园《历代职官概述》，上海：中华书局 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

[9]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未载中散大夫之职。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续志》后汉……有中散大夫，六百石，无员 （按见《后汉书·百官志二》） 。考萧由为中散大夫，见《萧望之传》，是前汉已有而不见于《表》。” （《续修四库全书》 第268册，第299页） 按：《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亦有“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免（刘叠）侍中中郎将，更为中散大夫”云云。可知前汉确已有此职，并且职员较多。

[10]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扬雄《美新》，典而亡实。”又其同卷扬雄《剧秦美新》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颜氏家训·文章篇》：“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 （王利器《颜 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9页） 又，《汉书》卷九八《元后传》：“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

[11] 《汉书》卷八七《扬雄传》的基本内容，乃是班固迻录自扬雄《自序》。其传赞“雄之《自序》云尔”颜师古注：“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史通·杂说上》：“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作。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 （［唐］刘知 幾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清人亦多认同此说，参见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一《学行卷第一》疏之引文 （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 王莽始建国二年，甄寻假造符命，言平帝皇后（王莽之女）当为甄寻之妻。王莽大怒。甄寻逃亡一年多后被捕获，辞讼牵及刘歆之子刘棻，王莽乃流放了甄寻和刘棻，又连累“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中》） 。当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 （《汉书》卷八七《扬雄传》） 。此事原与扬雄毫无关联，刘棻也是被牵连的。扬雄跳楼欲自杀，只因为“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这一年扬雄已六十四岁，而他竟因莫须有的牵连而惊惧寻死，极鲜明地体现了他一生战战兢兢的避祸怕事心态。

[13] 扬雄《逐贫赋》有云：“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 （［清］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影印本。以下征引该书，只注书名和卷次） 有学者以此作为扬雄家贫之证，固然不错；但扬家之贫不同于普通贫民，亦从中可见：以没有“宝玩”、“徒行负笈”求学、“出处易衣”为贫，以“身服百役”、“进官凌迟”为困，当然别是一种贫困。故张震泽此云扬氏乃不须外求的小康之家，判断是准确的。

[14] 《华阳国志》卷一〇上《先贤士女总赞论》：“林闾，字公孺，临邛人也。善古学。古者，天子有輶车之使。自汉兴以来，刘向之徒但闻其官，不详其职。惟闾与严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 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页）

[15]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皇甫谧《高士传·严遵》：“扬雄少从之游，屡称其德。” （《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古今逸史》本） 《华阳国志》卷一〇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严遵……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扬雄少师之，称其德。”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32页） 扬雄《答刘歆书》有云：“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 （严可均《全 汉文》卷五二）

[16] 《法言·问明》：“蜀庄 （即严君平）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版，第200页）

[17]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汉书三》“扬雄传”条：“予谓自‘雄之《自序》云尔’以下至篇终，皆《传》文，非《赞》也。……此‘赞曰’二字，后人妄增，非班史本文。” （方诗铭、周殿杰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 页）可备一说。

[18] 按《文选》卷七《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张震泽以为“颂即铭，《绵竹颂》盖即《县邸铭》之一” （《扬雄集校注》，第267页） 。

[19] 《太玄赋》不能确知作于何时。张震泽说：“从本篇的内容看，其写作时间，约与《解嘲》《解难》相先后，时雄五十多岁。” （《扬雄集校注》，第138页） 此说合理，可从。 +zvHXi9FTscNubxImtDqFdXGb5TyCSkMNtLIhvvogMth9qjNskbIrLuymJown6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