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要描述东汉二百年间文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根据文学创作、作家创作活动和文学观念实际发展的自然段落，并结合政局、社会和思想文化演变的情势，把整个东汉时期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力求准确深入地揭示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创作倾向及其文学思想内涵，进而在整体上对东汉时期文学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文学思想特质，做出系统的切实的描述。

东汉文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与社会政治状况、经学（包括谶纬）发展状况以及道家思想的复兴，都有着密切的因缘关联。在这种复杂纠结的政治、思想文化规约下，东汉的文学思想有承续也有新变，在前、中、后期各个历史时段都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质，也最终完成了由附庸于政治经学走向自足独立的质的蜕变。

一

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描述东汉文学思想演进的历程，本书特把“两汉之际”单独划分出来，视之为东汉文学思想发展的前夕。

本书所谓“两汉之际”，是指从西汉平帝刘衎即位、王莽擅权以至代汉，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前1～公元36）这段历史时期。这段近四十年的历史，前二十五六年，是王莽擅代时期，政局跌宕多变，政权两度易手，天下板荡。而刘秀复汉之初的十一二年，仍是忙于东征西讨以平定各地存留武装，直到建武十二年（36）底剿灭成都公孙述，天下始大定。这近四十年，伴随着社会混乱动荡、政权跌宕更替，思想文化虽在承续中也有新的进展（主要是谶纬思想迅速达到高潮），但是整体上呈现为无序多变的状态。与政权更替、思想变乱相应，这个时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复杂多变。王莽擅代时期的士人心态，呈现为多元的取向：或如刘歆，辅助王莽篡汉并为其羽翼；或如扬雄，与王莽政权貌合神离，虚与委蛇；而更多士人的普遍反应，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莽篡汉，纷纷隐退“不仕王莽”。到刘秀复汉，中兴王朝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举国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刑减赋，省减官吏，赈济困乏，由此赢得了民心。同时，努力恢复儒学正统，重立经学博士，重用经生儒士，由此赢得了士心，拥戴刘汉复兴王朝成为其时士人普遍的选择。不过，刘秀这些颇得人心的政治文化举措对文学的实际影响，还要再滞后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到建武中后期才开始切实地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来。这种滞后反应，是人文思想发展的常态。

缘于社会政治动荡、民生不安，这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似乎较为低靡，作家作品不多，史料存留的状况亦不佳。据今天所见的史料，两汉之际有文学作品留存的作家，只有扬雄、崔篆、班彪三人（刘歆《遂初赋》作于哀帝时期，而冯衍《显志赋》《与妇弟任武达书》则作于建武末年，都不在“两汉之际”这个时段）。他们存留的作品包括：扬雄的《逐贫赋》《剧秦美新》《元后诔》《州箴》《官箴》《答刘歆书》《琴清英》《连珠》，崔篆的《慰志赋》和班彪的《北征赋》（班彪的其他作品如《览海赋》《冀州赋》，创作于建武中后期，也不在“两汉之际”这个时段）。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承继前人或前作的笔法或运思。如扬雄的《逐贫赋》，延续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基本写法；《剧秦美新》启发于司马相如《封禅书》；《州箴》《官箴》仿作《虞箴》。崔篆的《慰志赋》，取法班婕妤《自悼赋》。班彪的《北征赋》，模仿刘歆《遂初赋》。与此同时，这个时段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些新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扬雄对文体的开拓上。诔文的初始义例，是“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累其德行”和“定谥”三项。扬雄的《元后诔》，舍弃了“贱不诔贵”和“定谥”二义（这当然有奉王莽指令作文的原因），仅大力发挥“累列生时行迹”一义，客观上形成了诔文新的范本，后世诔文大都是如此作法。扬雄另一个文体贡献，是首创了“连珠体”。

总的说来，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只是一个连绵延续的阶段，创作特色不甚鲜明；唯文体开拓和创新是这个时段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这主要是扬雄的贡献：他拓展并加强了“诔”和“符命”的表现力，他使“箴”这一文体得到发扬光大，他还开创了“连珠”体。两汉之际的文学，是东汉文学演进的前夜。

二

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到和帝刘肇永元初（即37年前后～92年前后），是东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段。

东汉前期最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是光武帝刘秀复汉。经历了王莽擅权进而代汉的二十多年社会乱局，“天下莫不引领而叹”，“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载班彪答隗嚣问）。刘秀借势而起，摧枯拉朽，复兴刘氏天下，这在当时，是符合社会上下普遍心愿的。复汉中兴后，尤其是建武十二年（36）底剿灭公孙述之后，天下大定，刘秀开始致力于中兴王朝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他倡导以柔仁治国，轻刑减赋，省减官吏，罢兵归田，赈困济乏，善待奴婢，在全社会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大得民心。刘秀对待复汉战争中的功臣，是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并不授任重要的行政职位（见《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论》）；而大力招纳参与国政的，是“贤良方正”。尤其是他努力恢复儒学正统，设立经学十四博士，重用经生儒士为官的举措，赢得了广大士人的真心拥戴，“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明帝刘庄、章帝刘炟承继父祖既定的基本国策，持续休养生息。关于刘庄、刘炟的执政风格，史有“明帝察察，章帝长者”（《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论》引魏文帝语）之评，然明帝之严苛主要体现在整肃吏治方面，而且是延续乃父刘秀执政后期的做法：“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序》）而对待国事和百姓，则一直施行宽缓柔仁的政策。所以范史以为锺离意、宋均之徒批评明帝苛细，乃是持论狭隘，缺乏“弘人之度”。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也足证明帝施政大得民心（《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论》）。在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明帝、章帝也是一如既往地持续弘扬儒学，尊师重道，吸纳任用儒士。到章帝建初四年（79）十一月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堪称是一个标志性成果。此次会议结集的经学文献《白虎通》，成为整个东汉王朝的政治思想文化纲领。

东汉的政治思想文化，一开始就具有经谶牵合的特征。刘秀每每与众臣讲论经义乐而不疲（《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同时也极好图谶之学，以至在廊下贪读图谶“中风发疾”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东观记》）。他还曾召集学者校定图谶，最终形成定本，于其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建武中元元年（56），颁布于天下（《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明帝、章帝二朝，依然经谶并重。明帝刘庄学通《尚书》，曾自作《尚书五家要说章句》；同时，他非常信重图谶，永平三年（60）即据图谶“改大（太）乐为大（太）予乐”。（以上见《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后来樊准上安帝（邓太后）疏，就明确指出过明帝以经谶互释的思想路径：“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删定乖疑，稽合图谶。” （《东观汉记》卷一二《樊准传》）章帝刘炟“好儒术”，且今古文并重，经学视野极为开阔，“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扶微学，广异义”，是章帝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理念。同时，他喜好图谶甚于乃祖乃父，尤其热衷于祥瑞之说。（以上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于是在建初四年（79）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上，“使诸儒共正经义”，最终形成了以“傅以谶记，援纬证经” （庄述祖《白虎通义考》之语）为思想特征的纲领性文献《白虎通》，可谓集其父祖经谶兼修思想之大成。

在上述政治和思想文化大势下，尤其在刘秀、刘庄、刘炟三代帝王持续的重儒用士政策导引下，东汉前期的士人心态趋向高度一致：无不衷心向往中兴之刘汉政权，“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亲近朝廷，积极建言献策。这种情形，与此前王莽擅代时期士人对政权依违亲疏的多元并存局面，非常不同。体现到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了颂世论理、以谶纬文的时代文风，成为东汉前期新的文学创作倾向。

东汉前期的赋，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其创作旨意由前汉赋的讽谏劝诫转变为颂世论理。以杜笃《论都赋》、崔骃《反都赋》、傅毅《洛都赋》、班固《两都赋》为代表的“京都赋”创作，借建都的议题大肆颂扬刘汉复兴，证说中兴王朝的合理合法。其他多种题材的赋作，如班固《终南山赋》《竹扇赋》，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大将军临洛观赋》等，也都是从不同角度讴歌刘汉政权。

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学性文类，也多有颂世之作。有以“颂”为文体者，如刘苍的《光武受命中兴颂》，班固的《高祖颂》《安丰戴侯颂》（残句）、《神雀颂》（存目）、《东巡颂》《南巡颂》《窦将军北征颂》，崔骃的《汉明帝颂》（残句）、《四巡颂》（西东南北）、《北征颂》（残句），傅毅的《显宗颂》（残句）、《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残句）、《神雀颂》（存目），贾逵的《永平颂》（残句）、《神雀颂》（存目），杨终的《神雀颂》（存目），刘复的《汉德颂》（存目）等，仅从这些题目，即可窥知其歌功颂德的基本旨趣。也有虽不名“颂”但实为颂世之作者，如班固的《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封燕然山铭》《十八侯铭》，杜笃的《大司马吴汉诔》，傅毅的《明帝诔》《北海王诔》等。

东汉前期的诗歌，也多有颂世作品。如刘苍的《武德舞歌诗》，白狼王唐菆的《莋都夷歌》三章，班固的《两都赋》附诗五首（《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汉颂论功歌诗》二首（《灵芝歌》《嘉禾歌》），崔骃的《北巡颂》附歌、《安丰侯诗》等。此外，明帝刘庄为太子时，乐人曾作乐府歌诗四章：“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辉》，四曰《海重润》。” 章帝刘炟也曾自作乐府歌诗，《后汉书·祭祀志中》载：元和二年四月，章帝东巡后回到京都，“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又《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云：“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当作灵）台十二门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据沈约《宋书》卷一九《乐志一》，章帝亲著之四章歌诗，名为《思齐皇姚》《六骐驎》《竭肃雍》《陟叱根》（均已佚），而《灵台十二门诗》不知何时早佚，其具目亦不明确。不过从上引史料可知，这是一组宗庙祭祀的乐歌，它对应于一年十二个月，“各以其月祀而奏”，其主旨必为颂美刘汉先祖，当无疑义。

在东汉前期的颂世文学风潮中，往往借助谶纬来颂扬刘汉复兴的合理合法性，讴歌东汉王朝的仁政德治。这一新的文学创作特色，普遍存在于这个时期的赋、文、诗歌之中，例证俯拾皆是，难以一一列举（详见本书第二章）。

东汉前期文学的另一种普遍风貌，是抒情述志、情兼雅怨的创作倾向。这一创作倾向，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说就是：即便抒发万般不满、深切怨望，但情思总是归于雅正，怨而不谤，愤而不离。这与东汉前期普遍亲信朝廷的士人心态密合无间。这个创作倾向，主要体现在抒写个人情志的辞赋之中：有忠诚不得信用的悲伤失落，如冯衍《显志赋》、班彪《览海赋》《冀州赋》（一名《游居赋》）；有洞明世事之后对怀才不遇境况的冷静解脱，如班固《幽通赋》《答宾戏》、崔骃《达旨》、傅毅《七激》；有无辜遭惩的悲怨，如梁竦《悼骚赋》；有修身励志的表白，如杜笃《首阳山赋》《书㨭赋》。但是，尽管遭遇不公待遇，尽管百般委屈，却没有与朝廷离心离德，没有疏离远逝的志愿。

东汉前期抒写个人情志的其他文类，如班固《奕旨》描述围棋之道，其实饱含人生如棋的深沉思考；他的《连珠》，劝喻君王器重士人，要能用士并且善用士。如傅毅《扇铭》，以团扇象喻君子品格，赞誉其审时进退的处世智慧。如崔骃的官箴（今存《太尉箴》《司徒箴》《司空箴》《太常箴》《大理箴》《河南尹箴》），规讽、告诫官员要坚持官位职守的正义。这类作品，虽然情感淡弱，但是具有明确而醇正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与这个时期士人积极用世的品格相符。

东汉前期的诗歌，也有少量抒情述志之作。如马援的《武溪深》（一题《武陵深行》），饱含壮志难伸的悲慨憾恨之情。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悲慨个人遭际之同时，还具有深广厚重的社会意义。而傅毅的《迪志诗》则是一首述志之作，歌颂先祖，自得于家世的荣耀，而以此自勉自励。这些诗歌，都是激切用世的创作，情真意切，思致醇正，与这个时期的士人心态吻合。

东汉前期理论表述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班固和王充的著述中。

班固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是他的《诗》学思想。如果全面客观地梳理班固的《诗》学思想，就会发现：它既非如前人时贤所说是《齐诗》的传承，亦非墨守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作为一个醇儒，班固固然重视和强调《诗》的经学性质和政教目的；但同时，他还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一是在确认《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性质和目的之同时，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发感动特征；二是他批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表现出追求《诗》“本义”的思想倾向；三是他在司马迁以地理环境论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开辟了从地理和风俗的视角评论《国风》的思想方法。这些卓越的思想，涉及《诗》的本质和特质、《诗》的阐释和评论，在汉代是十分先进的思想，对今天的《诗经》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也不乏重要的启发意义，文学思想史不应再一成不变地忽略班固的重要贡献。

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呈现在《论衡》之中。学界通行的认识是，王充的思想基础是“元气自然论”或“禀气”说。这个认识固然不为无据，但是太过抽象，太过一厢情愿，远离了王充的思想实际。王充说“禀气”，并不是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论说，其思想的关注点在于人的禀气问题，以及与禀气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况。他把人的禀气状况与其现实命运的情状紧密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气命”论。也就是说，王充思想的重点和旨趣在于“气命”，而不是“禀气”——这才是王充社会人生思想真正的理论支撑点。王充自道《论衡》的核心思想是“疾虚妄”，而“疾虚妄”作为一种社会人生和文化思想，乃是以其“用气为性，性成命定” （《论衡·无形篇》）的“气命”思想为理论基石的。今天所谓王充的文学思想，原本是他社会人生及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建立在“气命”的思想基础之上。由此一思想路径提炼王充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则主要有：务实用世的文学体用论，崇实黜虚的文学特征论，古今观念中体现的文学价值观，和“鸿笔须颂”的颂世文学思想。这些文学观念，既与东汉前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也是其“气命”思想在文学思想上映射和呈现。

三

和帝刘肇永元初至桓帝刘志和平前后（即92年前后～150年前后），是东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

东汉中期，社会政治的情状发生了转变。这个时期的七个皇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冲帝、质帝），即位时都是婴幼儿或少年，并且或夭折或早逝（寿命从十几个月到三十二岁不等）。小皇帝在位，外戚或中宦擅权，是这六十年间基本的政权格局。与此同时，自然灾害和边患内乱频发，也给东汉中期的国力和社会带来重创。皇权旁落，国力日趋衰退，导致东汉中期的政治和社会不可逆转地发生迁变，开始由盛转衰。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个时期也呈现为在延续中逐渐衰敝的趋向。东汉经学在明、章二帝时期达到鼎盛，到和帝时仅能持续；从安帝即位就开始走向败落了，史称“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顺帝时虽有重启太学之举，“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以上见《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

东汉中期，与经学衰变之同时，谶纬思想持续发挥影响力，道家思想也明显回潮，形成经、谶、道并存的多元思想景观。这个时期，持守儒家思想的学者仍是主流，如鲁恭鲁丕兄弟、樊准、桓焉、袁敞、徐防、杨震、左雄等，他们或据于政界要职，或作为学界领袖，主导着社会思想的主流趋向。与此同时，经谶兼修的学者，秉持道家思想的学人，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力量。《后汉书》设立专传的四位谶纬学者中，杨厚、郎顗二人的主要活动，就在这个时期；更多的学者如张奋、李郃、李固、周举、翟酺等，则是经谶兼修。这个时期，道家思想迅速回潮，如张霸张楷父子、周磐、杨伦、荀淑、周燮、黄宪这些人，都是当世学富五车的儒学名流，他们或轻易辞官如弃敝屣，或逃官避征唯恐不及，思想行为中满富道家精神。这个时期以儒学为体、以数术为用的方术士，他们的思想行止之中，也往往颇具道家精神。如樊英、唐檀、廖扶、折像，或辞官、逃官以避祸，或散财以避“盈满之咎”，道家观念主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至于那些高士逸民如矫慎、法真等，本就以遗世高蹈相尚。这些不同学脉的著名士人满富道家精神的思想行为，标志着道家思想在东汉中期的大规模回潮。

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思想行为趋于多元化，实际上就是士人疏离政权的一种表征。而士人对政治政权的疏离，既缘于当朝政治和社会国力的疲敝趋势，更直接来自他们对仕进环境的失望甚或忧惧。东汉中期士人的命运，可谓尴尬。一方面，此前官吏选举中“权门贵仕，请谒繁兴”的弊端，在左雄等正直官吏的努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士人的仕路较之以往更加通畅一些，史称“（左）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馀年间，称为得人。……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另一方面，德能出众的士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拣选和任用，但是伟志不获骋，他们的“高谋”、“智力”、“謇辞”、“成式”并未受到重视，未能发挥实际的作用，诚“可为恨哉”。（以上见《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传论》）而官场的实际情状依然是：“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髠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罹）毁。……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 （左雄上顺帝疏，《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欺上瞒下，任情枉法，官官相誉，荐举唯亲，聚敛贪腐，行贿成风。在此种情势下，东汉中期的士人心态便悄然发生迁变：亲近朝廷、希图入仕的倾向虽然没有改变，但已不像东汉前期士人那么满怀理想热情高涨，那样虽受委屈也无怨无悔。这个时期的士人，心态转向冷静务实，没有热烈的渴盼，也没有彻底绝望，他们往往秉持孔子“无可无不可”而“义与之比”的出处原则，或参政，或疏离，入世出世、进取休息三五参半。不执着，随遇而安，成为这个时期士人通常的处世态度。

受到上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士人心态的影响，东汉中期的文学，创作风气由东汉前期的激情洋溢转向沉实稳健，由理想诉求转向现实关怀。

这个时期，颂世文学依然延续，但与前期相比，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歌颂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前期的歌颂对象，基本是刘汉王朝和帝王，以及开国和中兴的功臣将相。到这个时期，后妃、臣吏、名人、名士等也都可成为歌颂的对象，如张衡的《司空陈公诔》《司徒吕公诔》《大司农鲍德诔》，崔瑗的《窦贵人诔》《南阳文学颂》《河间相张平子碑》，胡广的《征士法高卿碑》，苏顺的《陈公诔》《贾逵诔》等。这标志着歌颂文学脱离了某种专属的“高尚”性质，走向了普适化，因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精神。二是歌颂刘汉王朝的思想，在延续前期受命于天之观念的同时，更多有深度的切实而理性的颂扬。张衡《二京赋》歌颂两汉王朝的始作和中兴，既承续前人以谶纬歌颂刘汉得受天命，更是在班固《两都赋》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性阐发“任德不任力”的京都观念。而张衡《东巡诰》、马融《东巡颂》、史岑（孝山）《出师颂》、邓耽《郊祀赋》等，由玄虚抽象地歌颂刘汉王朝受命于天，转向对现实具体的政治活动的颂扬，呈示着这个时期颂世文学的理性化、现实化倾向。

这个时期抒情述志的文学创作，与前期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作品中道家思想成分明显加重。张衡是这个时期抒情述志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思玄赋》，以“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为己志，膺服《六艺》之宝，游乎道德之径，行于“无为”，志于“仁义”，是张衡的精神归宿。他著名的《归田赋》，“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魂归“老氏”“周孔”，践履孔氏疏食曲肱之志和老子物外安生之想。他的《髑髅赋》，虚拟人与骷髅庄周的对话，向往“与万物冥一”的逍遥境界。张衡赋作中所呈现的思想境界，是体儒用道的人生理想。班昭的述行之作《东征赋》，抒发远离京师的怀土之思，以及怀才不遇的悲慨，篇末以“贵贱贫富，不可求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表白心志，也充满浓郁的道家精神。

东汉中期文学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出现了逞才游艺的创作倾向。这与此一时期的社会和国力虽开始衰退但是相对比较平稳，士人虽得到举拔任用但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以及士人心态由激情澎湃转为沉静平实等因素，都有密切关联。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家，都有此类为情造文、展示才学的文学创作，而以李尤、张衡、马融最为耀眼。李尤一生平顺，创作极富，可惜存留状况不佳，今仅存其《德阳殿赋》《东观赋》《平乐观赋》《辟雍赋》《函谷关赋》《七叹》及《百二十铭》中的八十六篇，基本都是残存一些片段。李尤的赋作片段，除了“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文才，看不出有什么深刻切实的讽颂美刺的思想内涵。他最擅长创作铭文，“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笇契，无不有铭” （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五九〇）。遇物辄铭，无物不铭，无关社会人生的实际，这当然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内容或题材），所体现的无疑是逞才游艺的创作风习。张衡的《温泉赋》《舞赋》《定情赋》《冢赋》《羽猎赋》《扇赋》（残句）及《七辩》，抒写闲情逸志，文风都雅流丽，轻忽飘荡，而缺乏深切浓厚的情思，与现实的日常生活没有实质的关联，都是逞才游艺之作。马融的《长笛赋》《琴赋》《围棋赋》《樗蒲赋》，也都是抒写闲情雅志的游艺之作。此外，如班昭的《针缕赋》《蝉赋》，黄香的《九宫赋》，王逸的《机赋》《荔支赋》等，也是此类逞才游艺的作品。这一类无关国计民生的创作，其社会功用和思想价值固然不是很高，但就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本身的演进而言，却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简言之，此类逞才游艺的创作，推动了文学艺术表现的进展，呈现了别样一种文学特质和风貌；同时，也对汉代文学观念的转进（由隶属于政治经学而走向独立自足）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东汉中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王逸《楚辞章句》之中。东汉中期，经学虽然已经显现衰颓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传统深厚的官方思想文化系统，经学在社会思想中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对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东汉中期的文学，尽管在实际的创作中已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如逞才游艺创作倾向的出现，道家思想的普遍回潮），但是一个时代理论性的文学思想观念，一般都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不会随着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而即时改变。王逸的《楚辞章句》，就反映着这种新旧思想交错演进的情形。从基本面来看，《楚辞章句》所呈现的诗学思想，大抵是有汉以来《诗》学观念的承续。王逸把《离骚》径称为“经”，力图把《楚辞》提升到与经平等的地位；他用经师注经解经的体例撰著《楚辞章句》；他以《诗》释骚，遵循《诗》的美刺思想疏释《楚辞》的比兴，揭示《楚辞》的讽谏意义；他沿用《诗》教原则，以《楚辞》为教化之具。《楚辞章句》中的这些文学思想，无疑是承继了以《毛诗序》为代表的经学文学思想，是对文学美刺讽喻功能的持续体认，对文学教化思想的再次强调，由此也形成了《楚辞章句》“拟经注《骚》，以经释《骚》”的基本思想特征。与此同时，《楚辞章句》的诗学思想也有发展演进的因素：王逸在论说屈原的创作动机时，在《楚辞》“言志”的相关述说中，较之前人，他更多地肯定思想情感的自由抒发；在疏释《楚辞》的比兴时，更多地揭示其“引类譬谕”的肌理和表现特征。这些颇有新意的阐发和认知，涉及诗歌的本质和发生、诗歌的特质和功能问题，体现着王逸文学思想的进步意义。

四

桓帝刘志和平前后至献帝刘协建安末（即150年前后～220），是东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历史时期。

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是延续东汉中期的状况而进一步恶化。皇权依然十分疲弱，前后四个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献帝九岁即位；少帝刘辩虽是十七岁即位，但仅在位五个月即被废），朝政基本被外戚、中宦、权臣相继掌控。同时，自然灾害、疾疫和边患内乱依然频发，“人相食”和“灭户”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由此导致东汉后期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衰敝，终于灭亡。思想文化方面，经学延续安帝以来衰落的趋势，加之两次党锢之祸的致命打击，“高名善士多坐流废”，虽有桓帝增加太学生至三万馀员，灵帝正定《五经》文字并刻石立于太学之门，有大儒郑玄的回光返照，但是儒学衰敝的大势已不可阻挡，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与此同时，有汉以来不绝如缕的道家思想，伴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衰颓，在东汉中期回潮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东汉后期另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想。此外，佛教和道教也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桓帝的喜好和支持下，逐渐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种多元的思想文化环境，正是东汉后期文学走向独立自足所必需的思想土壤。

东汉后期的吏治和选举，可谓腐败不堪。桓帝本初元年七月的诏书，鉴于“选举乖错，害及元元”的现实，要求“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伸）其操”；建和元年四月的诏书，严令“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见《后汉书》卷七《桓帝纪》）两通诏书，恰可反映出其时买卖官爵，任人唯亲，擅行任免、私相授受官职的选官实情。这种无视选官制度而上下逐利、结党营私的官场状况一旦蔚成风气，在皇权旁落，中宦、权臣专擅的情形下，即便皇帝励精图治也难以扭转。何况到灵帝，他自己竟然“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并专门“造万金堂于西园”，收藏所得财物以供其挥霍。（见《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正常的吏选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普通士人进仕无门，所谓“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赵壹《刺世疾邪赋》附诗），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东汉后期士人的生存处境，比上述仕进生态更加凶险的，是连续不断地发生迫害士人的事件。桓帝初即位，缘于李固、杜乔与外戚、宦官持续争斗的积怨，以及顺帝驾崩后的立帝之争，大将军、外戚梁冀借清河王刘蒜谋反之机，诬陷李固、杜乔交通反王而下狱处死，士林为之震动。桓帝延熹三年（160）闰正月，“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这是中宦“五侯”怂恿桓帝打击政敌，结果是士人李云、杜众惨死狱中，陈蕃、杨秉免职归田，沐茂、上官资降职留用。东汉后期对士人打击最严重的事件，是两次“党锢”之祸。桓帝延熹九年（166）十二月，仍然是在中宦的操作下，“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馀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尽管半年之后赦免党人，但是罢归田里，“禁锢终身”，“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三年后，灵帝建宁二年（169）十月，又爆发了第二次“党锢”案，依然是宦官一手制造。“死者百馀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并且“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第二次“党锢”案，延续了十五年之久，朝廷多次大赦天下，“唯党人不赦”。（以上见《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直到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发动黄巾暴动席卷全国，灵帝才“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这两次“党锢”案前后相继，在皇权旁落、中宦专擅的政治情境下，以士人群体落败结束，天下“党人”及社会关系相联者，遭受禁锢前后长达二十馀年。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生态之下，东汉后期士人大规模疏离政权，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申屠蟠“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后汉书》卷五三《周黄徐姜申屠传》）的理性判断，许劭“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 （《后汉书》卷六八《郭符许传》）的无奈抉择，延笃“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延笃与李文德书，《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的真诚告诫，就代表着东汉后期士人对其时生存状态的普遍认识和人生选择。

在上述政治生态、思想文化和士人心态的影响下，东汉后期的文学创作风气发生了整体转向：在政治政权日益败坏、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不断、民不聊生的惨苦现实中，在士人屡遭迫害甚至危及生命的境况下，颂世歌德的文学创作已经趋于式微；而大量涌现的，是抒写衰世中沉重的生命体验，深度抒发个人的生活情志，以及叙写日常生活中闲情逸志的作品。简言之，东汉后期的文学，在整体创作倾向上，已经不再直接或主要去表现政治生活。东汉后期的主要作家，如朱穆、王延寿、崔寔、边韶、郦炎、秦嘉、赵壹、蔡邕、祢衡、侯瑾、张超、边让、繁钦、蔡琰、杨修、仲长统及“建安七子”等，还有那些五言古诗的佚名作者，他们的文学创作，莫不如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整体上逐渐从附庸于政治和经学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走向独立自足。

东汉后期的辞赋，仍然有颂世和讽谏之作，前者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后者如边让《章华赋》，但是已经非常少见；更多的辞赋作品，是那些切近人生实感或叙写生活情趣的创作。如赵壹的《解摈赋》《迅风赋》《穷鸟赋》《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王延寿的《王孙赋》《梦赋》，蔡邕的《述行赋》《释诲》等，都是人生况味浓郁、生命体验深沉的衰世悲鸣。如蔡邕的《检逸赋》《协初婚赋》《青衣赋》，史无前例地专力描写人类的美好情感，体现着东汉后期社会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向——转向了重视人的情感，重视人的性情。而如朱穆的《郁金赋》，张奂的《芙蓉赋》，赵岐的《蓝赋》，蔡邕的《笔赋》《琴赋》《弹棋赋》《圆扇赋》《伤故栗赋》《蝉赋》《玄表赋》，边韶的《塞赋》，侯瑾的《筝赋》，张纮的《瑰材枕赋》，繁钦的《桑赋》《柳赋》等，则更是既不涉及国计民生，也不关乎实际人生境况，只书写无关痛痒的日常生活情趣。这类逞才游艺的创作，也并非毫无价值，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在锻炼并推进文学的艺术表现之同时，使文学摆脱政治文化的束缚，回归其自身。

东汉后期，诗歌创作空前繁荣。非但作品数量激增，四言、五言、七言各体兼备，整体创作水准也达到了有汉以来的最高峰。尤其是这个时期有主名或佚名作者的大量五言诗，抒写乱离社会中的离情别绪和人生的失意无常，情深意切，艺术表现精湛，极能撼动人心。像秦嘉的《赠妇诗》三首，繁钦的《咏蕙诗》《生茨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还有佚名诗人的《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诗”等，这些特别优秀的五言诗，情思内涵醇厚深挚，回味悠长；情感表达细腻委婉，含蓄隽永；摹形达意巨细毕显，曲尽其妙；诗歌语言浅近自然，却极富韵致和表现力。这批五言诗歌的艺术表现已经相当圆熟，成为后世仰慕的古诗创作高峰。这也显示着文学已经取得了无复依傍、独立自足的地位。

东汉后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郑玄的《毛诗传笺》之中。从文学思想史的视角考察郑玄《诗》学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可以把它放在两个比较中得到认知：一个是与《毛传》比较。与《毛传》相较，《郑笺》其实多有新意，举其要者：《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郑玄笺《诗》的这种情形，与东汉时期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另一个是与同时代的创作实际比较。东汉后期的诗赋创作，已经全面走向抒写作家自我的情感意趣，贴近日常生活，表达人生实感，而不再直接或侧重抒写与政治文化相关的宏大理想和社会观感。与这种全面迁变的创作实际相比，《毛诗传笺》所呈现的《诗》学思想——继《毛诗序》后一如既往地强调《诗》教，倡导《风》《雅》正变之说和温柔敦厚之说，便显得守正有馀而新变不足。把郑玄的《诗》学思想放在上述坐标中审视，即可知道：尽管它与前汉《诗》学家相较已颇有时代新意，但其思想核心仍未脱汉儒政教（《诗》教）之藩篱，仍然隶属于政治和经学。与东汉后期具有浓烈的生命意识、深度抒发个人生活情感的诗歌创作潮流相比，显得保守、落伍，堪称汉代功利《诗》学之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