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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张峰屹教授出版《西汉文学思想史》，邀我写序。那时，我阅读这本巨著，心中期待着：什么时候再读到他的《东汉文学思想史》？两汉的文学思想史，就将在他的笔下，完整地呈现给学界。
二〇二一年，辛丑暮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节，我在书房中展读《东汉文学思想史》，三十几万字，体系完整的大作。张峰屹教授费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接续前作，终于完成两汉文学思想史的建构。文学思想史、士人心态史都是天津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独创的中国古典人文学论域，自成一家之言；门生张毅、张峰屹绍述其学，演为薪传。张教授书成之日，他的恩师罗宗强教授，却已在二〇二〇年仙逝，未能亲见门生学术薪传的成果，或许张教授会觉得是一个遗憾吧！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降，人文学术社群专业分化渐成至今还未逆转的趋势。知识手工业的生产线上，各个“学术工具人”片面或局部地切割总体世界，破碎零散地钻研一堆饤饾议题，无干乎学术关键，却大量生产篇幅短小的期刊论文，以应付两三年一次的研究成果评鉴。其间，若有通观宏见者，却往往史料工夫薄弱，思辨粗浅，又不识研究方法；只是一味笼统、空疏地独抒己意，缺乏有效性的“论证”。更为可议者，所见偏谬却又转相因袭的旧调成说，仍然不断在复制；能提出通观总体关键性的大问题，又能以充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为基础，经由微观精密的文本分析、严格的逻辑推论程序而证成自己所提出的创解，并综合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博通而精审的论著越来越少了。
“五四”以降，中国古典人文学术，在追求现代化的风潮中，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盲目套借西方理论；有些学者往往不尊重古代典籍的客观“历史他在性”，完全没有“历史语境”的观念；在未契入文本的历史语境，细读深悟而贴切理解其意义之前，就套借不相应的西方理论；甚至取决于现代经验所产生主观的“文化意识形态”，默认偏颇的价值立场，而以此“单向视域”投射暴力式的论述，激烈批判古人，连孔孟老庄都不能幸免。论者尚未读通原典，对文本隐含的深层意义还缺乏相对客观的理解之前，就主观肆意地批判，这是“五四”学风所表现出来的浅薄而苛刻的恶习，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张教授此书，对于汉代的文学创作及思想，大体都是引据原典文本，既主观理解而又相对客观地描述及诠释，不妄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单向视域投射，当然也就没有主观肆意的批判，这确实是正规的学术态度。
从历代观之，不管就文学或文化而言，受此恶习之害最深者，就是汉代；其中尤以谶纬更被视为文化毒素，或鄙弃而不顾，或虽顾而极贬。我在去年出版的《学术突围——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如何突破“五四知识型”的围城》自序中，为汉代文化及文学之被近现代学者污名化而发出抗辩之鸣，正可与张峰屹教授此书桴鼓相应。秦朝维持十馀年而亡灭，汉朝继秦之后，是第一个维持政局四百多年的大帝国，政治方面承继周秦二朝，建立郡国并行制；文化方面重建经典，创立笺注学模式，并设置五经博士为“官学”，同时又不废“私学”，以教化士民。西汉时期，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为政教的“更化”问题，提出种种解决之道；东汉章帝时期，由朝廷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重建礼乐的政教意义。而文学方面则辞赋及五言诗兴起，开展继承《三百篇》四言诗之后的文学新局，推进中国文学另一历史阶段的发展……
汉代不管政治格局或文化创造，都开发出恢弘的气象、丰美的成果，影响后代非常深远。汉代文化自有其宏伟而特殊的“大体”，既非先秦诸子，也非宋明理学，则当如何以汉代文化看待汉代文化？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的《自序》中，就认为“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千馀年来政治社会的局格，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徐先生对汉代思想这种洞观卓识，比起其他固持偏见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才是真能“明其大体”的知音者。
然则，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在近现代的学术史中，汉代实在是最倒楣的一个时代。“五四”以降，延伸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人文学界，研究汉代文化及文学者，包括文史哲各领域，大多戴上几副有色的西洋眼镜：一是西方自然科学；二是西方欧陆古典主义哲学或英美分析哲学；三是西方实证史学；四是西方形式主义美学；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及美学；六是西方纯文学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之说；七是西方文学进化史观。而且这几种西洋眼镜从没有真正擦亮过，甚至龟裂破碎，很难用以看清事物；杂取这些理论的人，多的是一知半解，甚至误读谬识。然而却在这些西洋眼镜的迷视、乱视之下，对汉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尽多表层的浅识、偏见甚至讹解。于是汉代没有像样的哲学家，没有合格的哲学；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是幼稚简陋的宇宙论观念；谶纬之学是不科学的迷信邪说；上古帝王的史迹都是秦汉人假造的“伪史”；两汉以经学平治天下，最终目的是在防止农民造反、巩固封建统治。《毛传》诗经学都是穿凿附会，释诗没有一首可通。司马迁、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唯物主义思想，最值得称道；“拟骚”只是“抄袭”，缺乏“独创”的价值；文类的“艺术性”与“实用性”一刀两断，汉赋乃被贬为只是服务政治的实用工具而非艺术审美的纯文学，根本是缺乏生命的贵族死文学，实为文学进化史观所鄙弃。
回观近现代的学术史，对汉代的研究，这一文化丰美的大时代，在专业学术受到西学的框限或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从狭窄、偏误与迷蔽的视域所看到的汉代文化及文学，几近一无是处，成为枷锁工厂、假货市集，甚至魍魉鬼域、荒寂沙漠，这是确当的诠释与评价吗？我们必须脱下这些西洋有色眼镜，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回归深读原典文本，建构汉代文史哲混融互通的总体情境，重新诠释汉代文化及文学，这应该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正途。
从上述研究汉代文化及文学的种种迷蔽，持以审视张教授两汉文学思想史的论著，我不能溢美地赞扬他完全没有这些迷蔽的成分。但是，相较于其他研究汉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的论著而言，其迷蔽甚少。若要指其小疵，坦直地说，我实不同意此书所持一个偏谬的旧调成说，认为东汉文学思想“最终完成了由附庸于政治经学走向自足独立的质的蜕变”。我必须确切地指出，若将“文学自觉与文学独立”之说，置入中国古代文化总体的历史语境做深度理解，明识者就可以见出它根本是一个移植西方纯文学观念、无中生有的假议题。几年前，我已发表《“文学自觉说”与“文学独立说”之批判刍论》，破除这种偏谬之论。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思历程本有其自在自为的演变；现阶段，张教授还可以依循这一旧调成说，或许他下一阶段的学思演变，会有不同的见解吧！然而，即使以我观之，这是一个小疵，却也掩盖不了我所看到此书的大瑜之辉。其中，最让我耳目一新者，是他对谶纬的重视，不像一般学者那样疏远地站在汉代历史情境之外，只从现代西方科学的“单向视域”，未经原典文本的深入诠释，就极力贬责谶纬是不科学的迷信邪说。张教授为撰写这部《东汉文学思想史》，耗费几年的时间，先弄清楚什么是谶纬，再进一层探究汉代文化生成、发展的历程，从而理解到谶纬与政教、经学、文学，一直都维持着交互渗透的关系，彼此牵合以融思致用。因此，他认为研究、撰述《东汉文学思想史》，不能规避、排除谶纬这一必要因素，关键只在于如何确当地描述之、诠释之。
我非常赞许张教授这种“文化总体观”的学术进路，也肯认汉代文化，从君臣上下主观层面而言，谶纬与政教、经学、文学，一直维持交互渗透的关系，彼此牵合以融思致用。东汉君臣上下这种态度、观念，尽管当时有些士人表示反对，却是多数士人颇为普遍的“心态”，或说是“文化意识形态”。另从知识性质的客观层面而言，这种谶纬与政教、经学、文学交互渗透，彼此牵合的知识，正是两汉此一历史时期所建构的“知识型”（Épistème）。自认很有科学头脑的现代学者，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信或不信，都必须承认这是发生于汉代的历史事实；我们研究汉代文化思想，就必须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可信的文献，进行第一序的描述与诠释。“描述”是完整正确地说明经验“事实”；“诠释”是揭开事实表象，从深层处解明此一经验事实“为什么发生”的原因、条件及其影响；而这就是它的“意义”。“描述”与“诠释”是史学第一序的任务，必须先完成；然后，才能在确当的“描述”与“诠释”的基础上，从专业的“知识论”或“文化实践论”，提出相对客观的是非或价值基准，做出第二序的批判。合格的学术论著，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不能在未经“描述”与“诠释”之前，就仅凭个人主观好恶，鄙弃而不顾，或虽顾而极贬，甚至流为谩骂斥责；这不是学术而是莽夫泼妇无知浅识的恶言谬语。
我一向认为，人文学术当以“博通”为尚，才能开展兼具广博的宏观视域与通透的微观能力，既见树又见林，既见林又见树，而不会沦入过度专业化的狭窄洞窟中，所见只是一枝一叶的模糊影像。作为一个博通的人文学者，当知宇宙万事万物都存在于多元因素、条件交织结构而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中，没有任何一事一物能从这种复杂而变化的“关系”网络切离出来，挂空、孤立、抽象地认知其意义，评判其价值；任何事物都必须置入关系网络的“总体情境”与“动态历程”，依着辩证思维而实境感知、正反思辨，终而综合会悟其意义及价值。“五四”以降，一般学者习于将研究对象片面化、静态化、单一因素化、抽象概念化，而“以文字解文字”，仅从语言形式表层去译述其意义，甚而主观偏执地评断其价值。如此治学，其弊就是呆抱一堆死文献，在他的盲视中，生产这堆文献的“人”，其“主体”却消失了；他们生命存在的文化传统与社会情境也消失了；他们面对文化、社会、政教、学术、文学等，所发生种种彼此关联的“问题”更是消失了；而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也跟着消失了；也就是他们所行所为、所言所议的“动机”与“目的”，全都埋在幽暗的文字底层而不被研究者看见。如此治学，文本真实的“意义”当然也就无法获致有效性的诠释。
语言文字之用于表现人类文化创造物的符号形式，它既是“表现”，相对又是“遮蔽”。“表现”者是语言文字之所及，表层“已知”的“言内意”；“遮蔽”者是语言文字之所不及，深层“未知”的“言外意”。这“言外意”隐含在生产此一文本所贴切作者个人、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存在经验情境中，统称为“历史语境”。现当代学界，很少学者懂得“情境回归”的阅读方法，能穿透语言文字表层的“言内意”，契入而回归到文本深层所隐含总体、动态的“历史语境”，进行同情的感知、体悟，而揭明埋在文字底层的“言外意”。因此，文学创作、文学思想都可切断与文化、社会、政教、学术等相关因素，而仅从语言文字表层，孤立去论述它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何等平面、贫乏的人文学术，却流行于我们这个时代。
文化产物都是“人”的精神创造。对“人”这一“历史性”（historicality）存在的创造主体，在历史情境中所涵养习成的实质“心灵”构造全无了解，就很难做出富含生命存在意义的人文学问，不过只是支离杂碎、了无生气的片段概念。这个在历史情境中所涵养习成的实质“心灵”，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称“为文之用心”的“文心”；而这一“文心”并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那么它有何实质的内涵？我曾在《从混融、交涉、衍变到别用、分流、布体》这一篇论文中，提出文学家主体心灵的“意识结丛”，以诠释刘勰所谓“文心”的实质内涵。这一“意识结丛”包含五个层次的因素：一是文学家由“文化传统”的理解、选择、承受而形成的历史性生命存在意识。二是文学家由“社会阶层”生活实践经验过程与价值立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性生命存在意识。三是文学家由“文学传统”的理解、选择、承受而形成的文学史观或文学历史意识。例如源流、正变、通变、代变等，或“文以载道传统”、“诗言志传统”、“诗缘情传统”等文学历史意识。四是文学家由“文学社群”的分流与互动所选择、认同、定义的文学本质观。五是文学家对各文学类体语言成规及审美基准之认知所形成的“文体意识”。此一“意识结丛”或可与罗宗强教授所提出的“士人心态”彼此参照对观。在罗教授与我的观念中，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研究，“士人”的“意识结丛”或“心态”必然是不可模糊的焦点，必须当作主要的诠释对象；而“士人心态”正是张教授持以研究东汉文学思想史的焦点，识其“心态”，即识其“文学思想”的内涵与特质。这可以说是罗宗强教授门下的一种现代“师法”吧！
那么，这些构成“意识结丛”的诸多因素从哪里而来？当然是从文学家对文化社会存在情境的感知、思辨而选择、接受，逐渐习成、型塑而来。文学家的存在情境，总体观之，甚为复杂；分解论之，可有三层：从广泛幅度的存在情境而言，他与所有不分阶层的一般人，共享着整体性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这是文学家第一层的存在情境。接着，从限定性幅度的存在情境而言，文学家在当代的社会结构中，却又无可规避地必然归属于某一由生产关系所分化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生产关系，就是士人政教事业所无法脱离的君臣上下“权力”关系。因而在阶层限定的视域中，理解、选择、承受了某些由“文化传统”及“社会阶层”共成的价值观，并履历了阶层性的社会互动经验过程，从而塑造了某种“意识形态”；这是第二层的存在情境。最后，从选择性幅度而言，文学家又由于其文学观念及活动所自主选择、承受的“文学传统”与“社会交往”，而互应相求地归属于所认同的文学社群；这是第三层的存在情境。第一层存在情境受到“地域民族”的限定，第二层存在情境受到“社会阶层”的限定，第三层存在情境则受到“文学社群”的限定；而这三层空间性的存在限定，又都同时受到时间性的“文化传统”限定。在如此结构复杂的存在情境中，文学家以其所涵养习成的“意识结丛”表现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怎么可能从历史性的“总体情境”、“动态历程”切离出来而挂空、孤立、抽象地认知？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文学创作及其相关思想，从来都不曾与文化、社会、政教、学术脱离关系而孤立发生、存在过。
近些年来，“总体情境”与“动态历程”是我在反思、批判“五四知识型”之后，为了推展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之诠释视域转向而提出的本体论预设。这不是前无所因的新创，却是解除“五四知识型”之迷蔽的良方。张教授撰写此书，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际操作却与我的理论不谋而合。他研究东汉文学思想史，既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相互参照而观之，更将文学置入政教、经学、谶纬之关系网络所形成的“总体情境”与“动态历程”中，聚焦在“士人心态”，切实地依据文史哲各种直接相关的原典文本，进行分析诠释而获致论证效果。此书从研究对象的本体、人文知识的本质与研究方法所做自觉或不自觉的预设观之，张教授的实际操作成果，的确与我近些年的学术理念不约而近似。这可由《绪论》中的自述获知信息，他说明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根据文学创作、作家创作活动和文学观念实际发展的自然段落，并结合政局、社会和思想文化演变的情势，把整个东汉时期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力求准确深入地揭示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创作倾向，及其文学思想内涵，进而整体上对东汉时期文学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文学思想特质，做出系统的切实的描述。
张教授此书的优质，可“大体”如是观之。至于局部的创见，我还可略点一二。近些年，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古典人文学术，往往不能对原典文本耐心地长久涵泳，反复细读深究以炖出“一品锅”丰饶、醇厚的美味；而将学术研究、撰写论文当作“汉堡”快餐，原典文本阅读不到一二遍，只是一知半解，了无创发之见，就急着套借似懂非懂的理论，短时间粗制滥造一篇论文；游谈无根地发抒与原典文本实不贴切的空论，而自诩为新潮。对于这种学术风气，我甚不以为然，时常警示年轻学子：研究古典人文学术，“原典”文本具有“优先性”，必须长久涵泳，反复细读深究。自己所提出创发性的论点，都必须能经由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释去证成，才是有效的结论；别人的论点仅供参考，作为对话或驳议的对象而已。至于外植的理论，即使能与自己的论题相应，也只能当作前提性的假设，以此理论的观点为基础，演绎推阐自己所提出的论点。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最终还是必须依据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释去证成，此之谓“论证”（expound and prove）；未经“论证”，仅是从主观立场笼统表述意见，甚至带着意识形态或情绪，妄断或评价，这一类立场主义、观点主义的“论述”（discourse），都不是严格的学术，只宜在学院外的文化、社会或政治运动场合发声。原典文本具有作为论证依据的优先性，这是建立严格学术的基本法则。张教授此书，所提出若干改变前人成说而自出机杼的创见，都是从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释所获致；书中关于班固对汉代《诗》学思想的开拓，以及“气命”论基础上的王充文学思想，就是很好的范例。
一个怀抱学术理想的学者，踽踽于寂寞的学术途中，必然是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其终极关怀永远都是一座可望而尚未抵达的灯塔，带引着他不停地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一直很钦羡柏拉图活到八十几岁，不曾停歇地著述，最后死在还正执笔写作的书桌上。张教授虽不年轻，却也还不太老；这部费时数年的《东汉文学思想史》，当然是迈步学术途中重要的里程碑，却应该不是最后一部著作。我比张教授痴长几岁，早已年逾古稀，却至今还著述不辍，预期近些年将有几部体系完整的专著出版；同时也引领期盼张教授的下一部大作。这是学者踽踽于寂寞的学术途中，尚可相互期勉、慰藉的温情。
二〇二一年四月，辛丑暮春，颜崑阳序于花莲藏微馆
（序文作者现任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