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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都城在城市布局上常呈现一种多层结构，在高大城墙围绕的城市内部还有一座城中之城：皇城。皇城将中央行政机构、内廷服务机构与一些仓库、防卫设施囊括在内，实现了与都城其他区域的隔绝。而在皇城之内，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小城市”：宫城。宫城又称大内或紫禁城，它由“前朝”与“后寝”两大区域构成，“前朝”部分在明清时期以三大殿为核心，明代初期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又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代则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一区域是举行朝会大典等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后寝”在明清时期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核心，这一区域是帝后嫔妃生活的场所。紫禁城是天下第一家庭的居所，国家最高决策也从这里发出，所有的一切，都为这座宫城增添了无尽的神秘感。
当你置身于都城宽阔街道时，常会去想象皇城、宫城那一道道城门背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又决定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近距离地观看都城中这个隐秘的世界。明清小说在描绘北京与南京的城市景象时，也对华丽巍峨的宫廷建筑、繁复细琐的禁廷礼仪予以关注，以小说文字为载体，以一种想象与还原交织的方式呈现了明清两代恢宏的皇家气派。
明清都城内的宫廷建筑以紫禁城为主，还包括都城内外的皇家苑囿等娱乐休闲设施，其中紫禁城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皇家苑囿偶有出现。
北京皇城的正南门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这里是喧嚣市井与肃穆宫廷两重世界的分界点。《长安客话》曾描绘了明代大明门前的热闹景象：“大明门前棋盘天街，乃向离之象也。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也。”
明代小说《梼杌闲评》第7回也写道：“棋盘街上衣冠齐楚，人物喧闹，诸般货物摆得十分闹热，比别处气象大不相同。”
虽然大明门前的棋盘街可以任人行走，但是大明门内对普通市民而言是不能踏足的禁地。站在大明门前无法看到紫禁城内部的景象，但这不影响观者视野中呈现一个朦胧的宫廷印象。
《警世通言》第24卷《玉堂春落难逢夫》写王景隆与仆人在京城游玩，“二人前至东华门，公子睁眼观看，好锦绣景致。只见门彩金凤，柱盘金龙。王定道：‘三叔，好么？’公子说：‘真个好所在！’又走前面去，问王定：‘这是那里？’王定说：‘这是紫金城。’公子往里一视，只见城内瑞气腾腾，红光闪闪。看了一会，果然富贵无过于帝王，叹息不已”
。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王景隆主仆二人从东华门一路走到大明门外，一直闭户读书的王景隆被紫禁城的气势所震撼。在高大红墙之下的游人是无法看到紫禁城内全貌的，所以“公子往里一视”看到的只是“瑞气腾腾”与“红光闪闪”这样朦胧又似乎昭示帝王居所气概不同人间的景象。
这种由于距离上的隔离而在观者眼中投射出一种朦胧宫廷印象的描写还有不少，《贪欣误》第4回《彭素芳》中，彭素芳与张福逃往北京投亲，小说写他们到北京后：“那京城好大所在，那里去寻这张千户？一走走到五凤楼前，看了一回，实在壮观。有赋云：三光临耀，五色璀璨。壮并穹窿，莫罄名赞。凭鸿蒙以特起，凌太虚之汗漫。岌嶪乎云霞之表，巍峨乎层汉之半。天关以益崇，炳祥光而增焕。目眩转于仰瞻，神倘恍于流盻。”
所谓五凤楼是指成凹字形的午门城楼，小说中这种“一走走到五凤楼前”的描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描写只能说明作者并没有去过北京，对森严的宫禁也缺乏了解。当然，以主人公彭素芳的视角来看，这同样反映了第一次来北京的外省人对紫禁城的模糊与茫然，可能只是看到了大明门，就把它当成了人们口中的五凤楼。既然是不了解紫禁城的外省人，也看不到紫禁城内景，作者只能以一段赋文的朦胧形式来描绘紫禁城的壮观了。
当这种距离上的隔离被打破，小说中的人物有机会走进紫禁城又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致呢？清代小说《野叟曝言》以文素臣一生经历为主线，第11回写皇帝岁朝御殿，大宴百官，文素臣与余双人通过关系得以进朝游览：“次日五鼓，约齐进朝，由西华门而入，到五凤楼后，早望见金銮殿上，九鼎香烟，氤氤氲氲，如云如雾，从午门内倒穿出朝来。”
文素臣由紫禁城西门西华门而入，又从午门出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宫内建筑，但也仅限于远观，所以也只是看到金銮殿上“九鼎香烟，氤氤氲氲，如云如雾”，仍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由于大多数小说作者身份都比较低微，即便是久居京华，甚至能够接触到一些上层官僚的作者，也只能从外部观察紫禁城，而几乎没有进入内部的可能性。因此，当他们在小说中去描绘紫禁城时，只能凭借外部观察与他人的言说，以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视觉的空白。所以明清小说的宫廷描写，大多数情况都像上面所举数例一样，呈现的是一种朦胧的宫廷印象，烟气缭绕宛如人间仙境，这一点与绘画可以相互呼应，明代朱邦所绘的《北京宫城图》中的紫禁城，同样是一种祥云缭绕的样子。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作者的心态有关，当一个普通市民或是布衣文人以一种仰视的目光来观察重重宫阙时，至高无上的皇权，臣民内心深处的仰慕与敬畏交织在一起，他们笔下的宫廷染上了朦胧的仙境色彩也就容易理解了。
正是由于大多数小说作者缺乏对紫禁城的真实了解，所以在描写宫廷时多采用一种程式化的方式，以结构对仗的诗赋铺陈来代替对景物的客观描写。《绿野仙踪》第35回，朱文炜和林岱因立功受到皇帝召见，二人“入得朝来”，眼中的宫廷是这样的：“祥云笼凤阁，瑞蔼罩龙楼。建章宫、祈年宫、太乙宫、五祚宫、长乐宫，宫宫现丹楹绣户；枫宸殿、嘉德殿、延英殿、
鹊殿、含元殿，殿殿见玉阙金阶。鸳鸯瓦与云霞齐辉，翡翠帘同衣裳并丽。香馥椒壁，层层异木垂阴；日映花砖，簇簇奇葩绚彩。待漏院，规模远胜蓬莱；拱极台，巍峨何殊兜率？真是文官拜舞瞻尧日，武将嵩呼溢舜朝。”
小说设定的时代背景是明世宗嘉靖时期，而这段文字中出现的宫殿皆非明代宫廷建筑，作者既想描写华丽的宫廷，对它又是陌生的，所以把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名串在一起，用赋文的形式写出，铺排与夸张的句式比平实的文字更容易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华丽的宫廷，但它与现实已经相去甚远。这种程式化的宫廷描写，既是没有接触过宫廷的作家在描写宫廷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现实书写策略，又是对中国小说写景传统的一种继承。中国古代小说在描写环境时常常呈现一种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情况，它具有“韵散结合，散文总纲式领起，韵文成段集中铺陈，再辅以散文句式或总结，或补充”的形式表征
。客观来讲，明清小说以韵文的形式描写宫廷，可能不是一种写实的手法，但在宫廷气息与皇家气派的表现上则不失为一种简便稳健的方式。
在那些以朦胧眼光、程式化语言描述宫廷的小说之外，也有一些作者拥有接近紫禁城的机会，以一种较为客观真实的语言呈现了另一种宫廷景象。清代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出身蒙古贵族家庭，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创作的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受到《红楼梦》等小说的影响很深。在他以自我家庭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泣红亭》中，贲侯进京陛见，其子璞玉同行。小说第2回写贲侯被皇帝召见，璞玉也一同入宫，对于他们进宫等候召见等一系列事件，作者描写非常细致：
次日四公侯皆丑时起身，穿官服，戴礼冠，乘坐车马，自昭忠寺出发，由长安街向西，北拐，进门，过桥，在东华门外下了车马，趋步入内。此时早朝的王公、驸马、九卿、四中堂鱼贯而行。老臣坐轿，武将骑马，辉耀如繁星。吏部员外郎迎上四公侯，在前引路，绕过文渊阁，入景运门至保和殿之后聚集。朝臣都集合在那里……手捧黄缎奏表的官员恭立在乾清门阶下等候，从门内出来一员大臣将奏表一一端了进去。稍候，太监们捧出描金献盒。奏章像雪片似的传将下来。……璞玉正在和那人攀谈时，蒋中堂出来打手势招呼，四公侯收起奏折随他引路进去。贲侯等跟随蒋中堂经月华门又向西拐弯进了右抱厦的顺义门至养心殿。
小说没有刻意渲染宫廷的威严或是华丽，而是以贲侯等人的行动路线为中心，其中出现的景运门、乾清门都是清代紫禁城中的真实地名，皇帝在养心殿召见大臣也符合清代实际情况，这种描写客观上强化了叙述的真实性与当代感，给同时代的读者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虽然作者不是以塑造宫廷的华丽巍峨为初衷，但这种跳出程式化套路，简洁且实录感较强的文字反而更能呈现一种真实而端庄肃穆的宫廷景象。尹湛纳希笔下能出现这样的宫廷描写与他的家庭有关，其父旺钦巴拉是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协理台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带领蒙古族士兵抗击英军，被朝廷赏赐黄马褂与黄缰绳。尹湛纳希的长兄古拉兰萨在父亲死后出任本旗协理台吉，也曾进京朝觐，留下《入京朝觐路上》的诗歌。尹湛纳希本人是否到过北京，我们无法确定，但是父兄觐见皇帝的经历他应当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才能写出《泣红亭》中的宫廷景象。
普通人眼中的紫禁城是高大巍峨的帝王居所，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但在这种表面形象的背后，空旷高耸的宫殿给使用者的感受并不美好。清代皇帝为了舒适的居住体验多放弃居住在正寝乾清宫，而是选择小而封闭的养心殿院落作为自己的居所，看重的是养心殿较好的居住感。无独有偶，一些清代小说在涉及宫殿描写时也舍弃了那种一味赞叹、仰慕的姿态，以平实的笔触写出了真实的宫殿印象。保和殿是清代举行殿试的场所，天下读书人中的精英要在这里参加最重要的考试，然而这里的环境却非常糟糕。《痴人说梦记》第13回写宁孙谋参加保和殿殿试：“那知事不凑巧，偏偏坐在殿前，其时东南风很大，满殿上尽是灰土。孙谋坐位，紧靠窗棂，又没有带挡灰土的镜子。只弄得墨盒里一大层的黑灰，把笔都胶住了。没法草草完卷出来。”
风沙大是北京市民生活中最明显的感受，紫禁城中植物既少殿台又高，纸糊的窗棂抵挡不住风沙，孙谋坐的位置不好，灰尘影响了墨和笔的使用，对于字体要求极高的殿试来说简直是灾难。不光如此，清代保和殿也是大考翰詹的场所，《孽海花》第5回写金雯青参加考试，“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个三折迭的考桌支起，在殿东角向阳的地方支好了”
。空旷的大殿，采光不好，保暖也不佳，考试的翰詹们都要抢占向阳的地方来支考桌。《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捐官内阁中书，在北京做了几年京官，书中所写保和殿考试的情节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晚清小说对北京皇城的书写，改变了从明代到清中期的尊崇姿态，不再神化宫廷形象，也不再以想象的方式去描摹宫廷景象，而是多从现实出发，描绘了紫禁城真实甚至是有些污浊的一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2回写九死一生眼中的前门城楼：“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气象雄壮，便顺脚走近去望望。在城边绕行一遍，只见瓮城突出，开了三个城门，东西两个城门是开的，当中一个关着。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利害的了。我走近那城门洞一看，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堆的把城门也看不见了；里面坐了一大群叫化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
前门即正阳门，是皇城的正南门，中间门道是跸路御道，气象雄壮的门楼与门洞里的乞丐、堆满的垃圾构成鲜明的反差。前门在晚清小说中的这种呈现，描绘了一幅夕阳中的没落帝都景象，也暗喻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气数已尽，紫禁城再不是过去神秘而华丽的秘境了。
明清小说在关注紫禁城的同时，也涉及了京城内外的皇家园林。在都城周围设立皇家园林是历代帝王的惯例，皇家园林大致有大内御苑、离宫御苑、行宫御苑三种类型，从秦汉的上林苑到唐代的华清宫、九成宫，这些著名的皇家园林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声名。明清时期是皇家园林建造的成熟期，明代的西苑，清代的畅春、圆明、颐和等园都曾盛极一时，是皇家园林建筑的典范。
在明代小说中，皇宫御花园、西苑皆有出现，作者笔下的皇家园林极尽堂皇富丽之美与清丽典雅之幽，是一种以文学方式对皇家园林的再现。《梼杌闲评》第22、23回写皇后率领六宫内眷在御花园赏春，作者用大段韵文去描绘御花园的奇花香草、珍禽异兽，再配以满园的内宫女眷，真是“一处处红染胭脂润，一簇簇芳溶锦绣图。更喜东风迎暖日，满园娇媚逞花辉” [1] 。而殿堂馆阁的陈设则是“门悬彩绣，地衬锦裀。正中间宝盖结珍珠，四下里帘栊垂玳瑁。异香馥郁，奇品新鲜。龙文鼎内香飘蔼，雀尾屏中花色新” [2] 。作者继续用大段韵文去写内廷宴会饮食中的珍馐百味，给读者一种恍惚是瑶池圣境、仙界盛宴的感觉。作者对御花园景物的肆意铺排，以一种语言奔流的恣肆之态给世俗读者一种想象宫廷生活的方式，尽管作者本人并没有走进御苑的机会，但这不影响他以文字唤起读者心中对宫廷生活的艳羡。作者没有停留在写景上，在他笔下，这场春游还有宫女们的各种游艺，斗草、扑蝴蝶、弹琴、唱曲、下棋、打秋千、踢球，宛如一幅内宫行乐图画卷徐徐展开。
明代魏忠贤系列小说聚焦的是宫廷与京城上层的政治斗争，其中描写皇家园林的内容还有不少。在明清皇城内部有一大片开阔的水域，因其在紫禁城以西，因此被称为西苑。西苑主要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还包括两岸附属的宫殿建筑，明代帝王常在此骑射、游赏，明世宗甚至长期在西苑居住而不回紫禁城。《警世阴阳梦》第22回写魏忠贤引诱明熹宗在南海子戏舟，同样是以韵文写南海子的湖水与建筑：“云外遥山耸翠，望中远水堆银。隐隐沙汀飞起几行鸥鹭，岧岧岛屿摆来千只艅艎。轻翻雪浪拍长空，剪拂春风飘水面。黄金殿上按穹苍，紫金城半临海岸。四围空阔，八面玲珑。栏干影透玻璃窗外，光侵玉璧。昔日张骞诣女牛，今朝御跸近蓬莱。”
不同于《梼杌闲评》皇宫御花园女眷游春的主题，《警世阴阳梦》中魏忠贤引诱明熹宗到南海子是以观看水师操演之名实施阴谋，小说写：“天启爷坐在舟中，望着军容严肃，战舰齐截，旗帜鲜明，器械锋利。又见水面涌金，清波渺茫，碧天倒映，藻荇迭翠。宴饮玩赏，供奉随班。筵前歌舞悠扬，中流箫鼓喧阗。百官奉觞叩献，内侍传杯奉上。圣心欢畅。”
明代小说中的皇家园林是帝王休憩的场所，秀丽的湖光山色，严整的御营水军，内廷的鼓乐歌舞，彰显了皇家园林的娱乐休闲功能，对年轻的明熹宗来讲，这里显然比枯燥单调的紫禁城更具吸引力。小说中的南海子风光，与明熹宗嬉游误国荒废朝政的背景联系在一起，客观上虽然表现了园林景致的灿烂辉煌，但更多的还是反衬了帝王的沉沦。在该书中，这段情节还有叙事上的作用，它属于魏忠贤弑君阴谋的一部分，南海子的景色与水军操演使明熹宗完全沉醉于其中，魏忠贤则命人将熹宗推落水中。
在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同样出现了西苑的身影，不过正像第4回回首诗所写“西风太液上，应听泣声哀”，西苑的湖水与魏忠贤残害忠良的恶行联系在一起。小说写魏忠贤陷害耿直的太监王安，将其发配南海子服役，逼死王安后又在南海子边焚尸扬灰，为自己的乱政之路去除了一个阻碍，原本是帝王御苑的南海子成为魏忠贤避人耳目、施展阴谋的场所。小说也写到魏忠贤“故意把狗马声色游玩的事引诱上位，经筵才罢，便请去西苑游船……那魏进忠只要哄诱圣上，那管前代兴亡可鉴，只说他肆无忌惮处。一日泊舟，圣上起身将登陆，从人簇拥太多，船重水涌，浪花直溅湿圣上袍履，船中岸上惊呼失色，进忠恬不在意，不肯止息”
。不仅如此，魏忠贤还引诱明熹宗在西苑跑马，肆意在御前跑马冲撞，其阴谋野心表露无遗。总之，明代小说在对皇家园林景致进行描写的同时，又与帝王的无度嬉戏、权奸的祸乱朝政联系在一起，铺排的景物描写多少有些汉赋中的劝讽色彩，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引起他们注意的还是皇家园林的富丽堂皇。
清代帝王由于出身白山黑水的缘故，普遍不喜欢北京城的酷暑与风沙，西苑三海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休闲的需求，他们在北京西郊陆续修建皇家园林，也即著名的“三山五园”。三山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指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颐和园、畅春园，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清代皇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建筑最后的辉煌。在晚清小说中，颐和园因其特殊的地位在小说中曾有出现。当时为准备慈禧太后退养之处，重建了清漪园的部分建筑，改名颐和园，成为一座供帝王休闲的离宫。当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在园中居住时，颐和园便成为一座与紫禁城联系着的政治中心。《负曝闲谈》第27回写老佛爷住在园子里，御史汪占元去颐和园递折子，小说通过汪占元所见所闻与心理活动，写出了一个别样的皇家园林：
汪御史整了整衣冠，两手高擎折盒。进了园门之后，一直甬道，有座九间广殿，这广殿正门闭着，旁门开着。汪御史由旁门进去，到了奏事处，口称：“河南道监察御史臣汪占元，递奏封事一件。”随即在台阶底下跪了下去。值日太监接了盒过去，汪御史朝上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退了三步，一直走出来，这才留心四望，只见奏事处对过有三间抱厦，窗棂上糊的纸，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门上用红纸条贴了三个字，是“军机处”。汪御史心上一凛，晓得擅进军机处，无论什么皇亲国戚，都要问斩罪的，因偷偷的立在抱厦外面，仔细端详。只见里面共是三间：一间做了军机处王大臣起居之所；一间里面有几付板床，都是白木的，连油漆都不油漆，摆着几付铺盖，想是值宿章京的了；那一间不用说是达拉密章京及闲散章京起居之所了，心中暗暗叹道：“原来军机大臣的起居，不过如此！”
汪御史由颐和园正门东宫门进园，看到的“九间广殿”是颐和园正殿仁寿殿，这里是皇帝住园时听政的场所，所以设有奏事处。颐和园中的军机处值房在汪御史眼中简陋异常，值宿人员用的不过是几张床板而已，遂产生了“军机大臣的起居不过如此”的心理。接下来，小说描写一幅反差极大的画面，本是森严禁地的园里各种卖小吃的摊贩与太监为了几个铜板争来争去，陆大军机偷偷买一个糖葫芦还要仓皇张望一番，孙中堂饿极了只能买粢团充饥。汪御史没有看到园内其他景致，主要是与政务有关的建筑，但作者没有去写宫式建筑的华丽精致，而是通过汪御史之眼写园内建筑朴素的一面。与明代小说中的皇家园林不同，《负曝闲谈》呈现的是与朝政有关的颐和园，禁地又因为商贩的存在显得有些突兀，这种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皇家园林的封闭性与神秘感，与明代相比也是一种较为平实客观的写法。
无独有偶，《醒游地狱记》中出现的颐和园也与朝政、国运存在着某种联系，小说第11回写杨绶士、黄无人同游颐和园：
当下无人合绶士跟着这个差官进来，果然是天上行宫、人间福地，比不得寻常的名园。这时太后还在宫里，本来是清静的，一路行来，走过玉泉山、万佛阁、万寿山等处，那豪华富丽的情状真是琼宫玉宇，凤阁龙台，金碧交辉令人目眩。不一会，两人觉得疲乏了，便坐在一个石坛上休憩了片刻，绶士道：“这里的感情如何？”无人道：“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人，但知甲午之役海军腐败，却不知道他的精华尽在乎是了。”绶士道：“从前的事不必说了，进而后怎样？”无人道：“能免得‘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吗？”绶士也不胜感叹，无人道：“铜驼荆棘已在眼前，我们也是国民一分子，到底一些没有法儿补救吗？”绶士道：“手无斧柯，龟山奈何，这空论又何必说他呢？”无人道：“我们出去吧，不必令人郁郁了。”
小说通过杨绶士、黄无人的眼光，以简略的笔触写出了颐和园的金碧交辉，其豪华富丽的情状简直难以形容。但作者透过二人的对话，揭露了这精美建筑背后是被挪用的海军军费，甲午之役面对外敌的失败换来了一座供帝王玩乐的皇家园林。“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出自杜甫的《忆昔》，开元盛世在安史之乱中黯然落幕，而晚清衰败的国运又如何能确保颐和园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呢？在晚清救亡图存的思潮中，《醒游地狱记》通过主人公的一次游园活动，把颐和园的华丽与甲午战败联系在一起，把帝王的奢欲与国事的日颓联系在一起，面对眼前的楼阁发出难以久存的感慨，而“手无斧柯”的有识之士无能为力，只能独自郁郁寡欢了。这种对皇家园林的书写方式，再不是过去的艳羡与仰慕，而是增添了现代意识的审视，这种园林无非是来自对民脂民膏的盘剥，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只可能是王朝灭亡的加速器。
与明清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北京宫廷与皇家园林相比，作为明代建都之地的南京在明清小说中却非常落寞，小说作品中几乎很少涉及。明代小说中，《英烈传》与《续英烈传》俱以明初为背景，《英烈传》写朱元璋起兵直到建都南京的故事，《续英烈传》则以朱棣靖难之役为背景。两部小说虽然略有涉及明初的南京，但对于宫廷建筑则较少涉及，虽然出现了便殿、奉先殿等宫殿名，但作者并没有进一步的描写。《三宝太监西洋记》描写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当时朱棣尚未迁都北京，所以书中出现了一些涉及南京宫殿的内容。如第8回写盛大的朝会场面，“万岁爷坐在九重金殿上，只见静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之后作者铺陈了文武两班参加朝会的官员，以及奉献祥瑞的国内耆老与外国使节。但对于这次朝会举行的地点，也就是作者所称的“九重金殿”，并未作细致的描绘。第18回写朱棣大宴百官，其中出现了金殿、文华殿、武英殿等南京紫禁城宫殿名，但对于这些宫殿在观者眼中呈现了如何的形象，却并未展开描写，无法与同时期小说中的北京紫禁城相提并论。
这种情况的出现，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南京作为明王朝都城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朱元璋迁都北京，南京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虽然保持了留都的名号，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明代政治中心已然北上，南京不再与国家大事相联系。从小说作者的关注来说，国都北京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关注，关于北京紫禁城的描写也层出不穷，与之相比，南京确实像缺失了的一环。第二，明代南京的城建布局较为特殊，朱元璋在构建新都时，特意把皇城安排在了南京东部，并以高大的城墙将这一区域与城北驻防区和城南居民区完全隔绝了，这意味着南京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大可能与这一区域有什么交集。而北京则恰恰相反，皇城基本上处在内城中部，四周仍有大量居民区，内城居民东西往来必然要绕皇城而行，而且皇城正门大明门前尚有市集，居民仍需从此通过，这就为市民形成对皇城的形象提供了可能。此外，明代迁都以后，南京虽然保留了故宫，但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此后的明代帝王甚至对年久失修的殿阁不予维修，并多次下诏明确维持这种状况，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到了南明小朝廷时，南京故宫里的殿阁大多坍毁无存，可以正常使用的非常少，弘光的监国礼、即位礼都是在武英殿举行的，这在《樵史通俗演义》中也有所体现。到了清代，明皇城成为八旗驻防城，并进一步毁坏，明故宫就只剩下一片荆榛满目的景象了，清代小说中已经见不到与明故宫有关的内容了。
所以，明清小说南京宫廷建筑的缺失，与南京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城市功能区划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地位的下降使作者们对南京的关注度降低，而城市功能区划又使一般南京市民难以窥见紫禁城的状貌，这些因素正是导致相关内容在明清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原因。
明清小说中的皇家气象，通过宫廷建筑、皇家园林的辉煌与豪华予以展现固然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但宫殿、园林等建筑毕竟只是冷冰冰的砖石草木，离开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就显得毫无生气了。小说作者们显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自己的笔触去描写宫廷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零散而又琐碎的内容中，宫廷礼仪、皇家庆典、节庆活动等宫廷活动以其排场盛大成为明清小说表现皇家气象的另一种方式。
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而言，礼制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以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上至天子下至黎庶，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礼制所制约。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名义上是秉承天意以治理天下，所以被称为天子，围绕皇帝与国事的礼仪就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小说中的宫廷描写，也关注到了宫廷礼仪的某些方面，是一种以文学方式对禁廷礼仪的塑造，也是对宫廷文化的展示。在明清小说中常出现且与宫廷有关的礼仪活动主要是朝会、大婚、经筵、引见几种。
（1）明清时期朝会有大朝与常朝之分，大朝于元旦、冬至等重要节日举行，天子御正殿接受百官朝贺，属于礼节庆贺性质，常朝则是天子日常召见官员处理政务，因御殿时间不同有早朝、午朝之分。在明清小说中出现的朝会描写中，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这种特殊体现在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朝会的场景。该书第8回写永乐皇帝的一次早朝，这是明清小说少有写南京宫廷的内容，作者先写文武齐聚，不厌其详地描写参加朝会的官员，中间又穿插诗词，形成一种天朝人物兴盛的感觉。作者接着写潞州府、醴泉县、香山县、嘉禾县耆老分别进献甘露、醴泉、紫芝、嘉禾等祥瑞，随后是西南方哈失谟斯国进狮子、正南方真腊国进白象、西北方撒马儿罕国进紫骝马、正北方鞑靼国进羱羊、东南方大琉球进白鹦鹉、东北方奴儿罕都司进孔雀，还有一帮“没名没姓”的番国进献各种奇珍异宝，这些国家都可以在《明史》“外国传”中见到他们的名字。整整半回的内容，作者描写了一次盛大的朝会，一首首诗词的穿插，国内耆老进献祥瑞，番国进贡异兽珍宝，与其说这是一次普通的常朝，不如说是作者想象的“万国来朝”场面，国内的祥瑞与国外的异宝烘托了明初盛世时光。
该书第99回，当郑和等人完成下西洋的使命回国复命时，作者又写了一次盛大的朝会情景，郑和出使过的国家一一上表进贡方物，其中既有《明史》中曾有记载的宾童龙国、爪哇国，也有明显出自作者虚构的金莲宝象国、女儿国等。作者用了一回的篇幅，逐个描写番邦外国使臣在天朝皇帝面前的诚惶诚恐与天朝上国在面对海外方国时的宽厚与仁慈，堪称是一幅用文字描绘出来的《职贡图》，显示了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外交胜利成果以及明王朝最辉煌的一页。明代中后期，沿海地区备受倭寇与海盗的侵扰，在“东事倥偬”的时代背景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过刻意营造的盛大朝会凸显明初的四海承平与国力强盛，试图给“当事者”以“抚髀之思”。
（2）大婚即天子大婚，通常意义上指登基前没有娶过正妻的皇帝在登基后所举行的正式婚礼。明代小说《七曜平妖传》第2回曾描写了明熹宗登基后的大婚之礼。先是“群臣议行大婚礼仪，钦天监奏称太阴星照临三处，正宫娘娘星君旺在河南，东宫娘娘旺在南京，西宫娘娘旺在北京” [3] ，随后朝廷分遣中贵赴三处访选，选中的三位贵人到京后暂住选婚宫。“选择四月二十四日行大婚礼仪，大明门外五凤楼前结百尺彩楼，流苏万带，霞彩耀日争光。满城大小文武士庶军民，压肩叠背，塞满御道，皇城内外有万万千千人烟凑集来看彩楼……三位娘娘鸾舆凤扇，鼓乐喧天，笙歌聒耳，香烟满道，瑞霭缤纷，内侍宫娥簇拥到分宫楼前朝见。太后娘娘卷帘，传旨内侍宫娥卷起珠帘，看见三位娘娘仪容端庄，举止尊重，大喜，亲开御口便曰：‘张贵人居正宫，段贵人居西宫，王贵人居东宫。’三位娘娘俱谢恩，谢恩已毕，各宫才女宫娥各各祗应赴宫。” [4]
这段关于天启帝大婚的描写，被选中的张氏、王氏、段氏以及她们的籍贯都符合历史实际，《明熹宗实录》卷9载：“是日（天启元年四月甲戌），元辉殿选定淑女三位，河南祥符县张氏，顺天府大兴县王氏，南京鹰扬卫段氏，备选五人驿送还家。” [5] 其中所写明代皇帝大婚的热闹程度，也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从大婚具体的礼仪而言，几乎全是出自作者自己的杜撰，《明史》卷55《天子纳后仪》中详细描述了天子大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发册奉迎、谒庙、朝见的种种仪式，《明熹宗实录》中也是如此记录熹宗大婚的程序：“丙戌，上御殿行纳采问名礼……庚寅，上御殿行纳吉、纳征、告期礼……戊戌，寅时行发册奉迎礼……大婚礼成。” [6] 而《七曜平妖全传》中的选婚宫、分宫楼等皆是作者虚构而来。这虽然是一场半虚半实的天子大婚，但从小说作者对明王朝尊崇的态度来看，这场婚礼无疑是对国家兴盛、皇室气派的一次大规模展示。
（3）经筵是为帝王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明代太子出阁之后，亦有讲筵之设。明代小说《梼杌闲评》第21回写到了太子出阁讲书的一些情节，虽然是二月严寒天气，但太子与内侍等俱要早起。文华殿上陈设齐备，“有侍班官、引礼官、日讲官、侍讲官、东宫师保渐次而来。天气极寒，各官都冻得脸上青紫色，一个个浑身抖颤，口噤难言，都挤在东厢房内避寒。……过了一会，才闻辘轴之声，太子驾到。众官出殿分班，打躬迎接。惟此日不跪班，亦尊师重道之意。太子到殿门首下辇，两边引礼官引至先师位前行四拜礼，复引至御案前，众官排班行四拜礼。侍讲官供书案，日讲官进讲章。”在讲授一段时间之后，“传旨赐茶，众官退入庑下，早摆下香茶点心，围炉休息了一会。鸿胪寺喝礼，众官复至，殿上班齐”，继续进行讲授。讲筵结束时，“各官送至殿门外，候驾起，方退入直房”
。与《明史》卷55“东宫出阁讲学仪”相对照，这段描写太子出阁讲书的描写大体还是比较真实的，但小说中说此日参加经筵的官员不跪班是不符合实际的，明代皇帝与太子的经筵，讲读官员都要叩头行礼。
（4）引见是指皇帝在接见臣僚时，皆由大臣引导入见，故称引见。虽然类似的活动在封建时代早期就已产生，但直到明代，也只是皇帝的临时性活动，一般很少举行，到清代才把引见固定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清代，举凡入侍选拔、升迁调补、降革处罚，都有适用的引见制度，皇帝通过与臣僚特别是中下级臣僚的直接接触，以熟悉地方情况、了解官员办事能力、择选可用之人，并以这种直接得见天颜的活动来激励引见官员效忠王事。清代小说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踪》、《雪月梅》、《儿女英雄传》、《南朝金粉录》等皆有涉及引见的内容，虽然其中也有在时间上假托明代的，但都带有明显的清代引见色彩。如《野叟曝言》第34回写文素臣被保举后参加引见，由吏部负责引见，先要到部中演礼，引见当日则分五班由各部各司官员带领，司官手中有记录被引荐人员名姓履历的牙牌供皇帝查看，虽然假托为明成化年间，其实写的还是清代的情况。
在清代小说中，《泣红亭》中的引见描写是最契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小说第2回详细描写了贲侯等人由吏部官员带领进宫，在养心殿外等候，负责引见的则是吏部尚书与兵部尚书，贲侯之子璞玉看到吏部员外郎“手里捧着椭圆形盘上的绿头象牙签上写着四臣的姓名年龄，将牙签的下段用二指宽的黄绫裹着。……那黄绫子是皇上手指掐拿的地方”
，皇帝在与贲侯等人交谈几句之后，贲侯等退出等候，得到上谕的兵部尚书出来宣布对贲侯等人的任用决定。正如小说所写，清代引见多在乾清宫或养心殿，其中程序也符合清代引见的一般流程，而“引见官每人都有绿头签，用白硬骨纸制成，上半段染有绿色，首尖下长，中间书写引见官的姓名履历”
，正是小说中璞玉所见到的“绿头象牙签”。
清代小说出于某些原因往往把引见当作一种特殊的恩典，例如《儒林外史》第35回把庄绍光的引见描述为一次大型朝会：“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卫士摆列在午门外，卤簿全副设了，用的传胪的仪制，各官都在午门外候着。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门大开，各官从掖门进去。过了奉天门，进到奉天殿，里面一片天乐之声，隐隐听见鸿胪寺唱：‘排班。’净鞭响了三下，内官一队队捧出金炉，焚了龙涎香，宫女们持了宫扇，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一个个嵩呼舞蹈。庄征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当下乐止朝散，那二十四个驮宝瓶的象，不牵自走。”
又如《绿野仙踪》第35回写朱文炜、林岱因功“驰驿来京引见”，当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两旁，吏兵二部带领二人引见”。清代引见为了体现皇帝的权威，有严格的制度与程序，但与朝会等典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上面所引《儒林外史》、《绿野仙踪》中把引见写成大型朝会，是出于凸显皇帝对书中人物重视的目的。
在金碧辉煌的皇家建筑之外，禁廷礼仪作为宫廷文化的重要一环，是对皇家气派最直接也是最合适的表现。从正史、会典中单调枯燥的礼仪程式到小说中的文学呈现，禁廷礼仪在作家的重塑中变得生动、立体起来。明清小说对禁廷礼仪的描写呈现了这样的特点：第一，作家在小说文本中以一种类似礼乐志的方式来描绘礼仪的程序与排场，尽管小说中的这类情节对全书叙事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作者依然不厌其详地去铺排仪式的隆重与细致繁琐。《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第8回、第99回的两次朝会描写，都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作者逐个描写前来朝觐的番邦外国与他们进献宝物的名称、来由，读者对这种枯燥的文字并没有多大兴趣，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来描绘万国进贡的朝会盛事。这种对禁廷礼仪细致繁琐的书写，一方面有其现实背景，毕竟宫廷礼仪的繁复程度与普通人家自不可同日而语，不同的作者虽然秉持着不同的目的，但无疑都希望通过这种文字上的重复、铺排给读者想象的可能性与空间。另一方面，皇帝与皇室的威严与神圣是通过阶级制度划分出来的，但仅有身份上的显赫还明显不够，这种细致繁琐的描写手法便成为营造皇帝与宫廷的神圣光环，展现宫廷文化大气磅礴的必然路径。第二，小说作者多是以一种想象加复原的方式在小说中书写禁廷礼仪，像《泣红亭》的作者尹湛纳希那样身边有亲属参加过引见的小说作者毕竟是少数的，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宫廷礼仪多半是礼书上的文字。但是现实的写作需求又需要他们在小说中再现某些特定的宫廷礼仪，于是，小说作者可能是根据礼书、他人的记载、听闻中的材料尽量去还原那些威严、端庄的禁廷礼仪。但许多作者还不仅停留于此，他们抱着各自的目的试图去呈现种种夸张但又可以彰显天子威严、帝国实力的典礼，这也就是《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出现那种半实半虚宫廷礼仪的原因了。
从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宫廷礼仪描写的作用来看，首先，作者希望以对端庄肃穆的宫廷礼仪的描绘为窗口，揭示宫廷文化大气磅礴的一面。小说中宫廷礼仪程序的繁复、陈设的豪华，无一不是在昭示一种大气的宫廷气息，在对礼仪活动的铺排叙述之中，天子的至高威严、宫廷的神圣肃穆、皇家的恢弘气势都借此展现出来。同时，宫廷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对秩序的规范，更是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内化影响。小说中出现的宫廷礼仪多从书中人物的视角出发，写他们的所见所闻，肃穆的宫廷礼仪使他们产生了对帝王的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也是激发他们功业理想的一种契机，这背后同时也暗含了作者本人对朝廷的积极态度。其次，作者对宫廷礼仪的书写，也是他们帝国想象的一种方式。前面已经讨论过，明清小说中的宫廷礼仪描写多是一种半实半虚的方式，其中有不少作者虚构的成分，但作者的虚构也绝非事出无因，这其中包含了他们与帝国的某种天然情感联系。以《三宝太监西洋记》为例来看，其中的两次朝会描写，彰显了明初强盛的国力与统治者开放进取的心态，外国来朝的盛大典礼是对帝国实力最直接的表现。联系到小说成书时明帝国的保守与封闭，沿海地区倭寇骚扰频仍，作者选择郑和下西洋的题材加以创作就有了以明初盛世来激励当代统治者肃清海疆、重振国威的动机。作者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一种帝国想象，用盛大典礼的再现起到提振人心的作用。再次，小说中的宫廷礼仪描写在表现宫廷气派之外，还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关。《儒林外史》中的庄绍光是作者塑造众多真名士中仅次于虞育德的人物，庄绍光应征入京，说明他对通过帝王实现教养事业还有一定的期许。小说中皇帝在上谕中说自己“寤寐求贤，以资治道”，表达了求贤若渴的积极态度。更为重要的是把庄绍光入朝引见安排成一次盛大的朝会，陈设了全套卤簿，用了传胪的仪制。这种与现实礼制之间的脱离与不符，加之单独召见时又赐庄绍光禁城骑马，反倒成为皇帝重视庄绍光的表现。小说中这种特定的宫廷礼仪描写，俨然成为凸显书中人物能力、地位与受重视程度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宫廷礼仪活动凸显了宫廷生活端庄肃穆一面的话，宫廷中的节庆活动与庆典则体现了宫廷生活喧嚣、生动的一面。褪去宫廷礼仪活动强烈的政治色彩，节庆活动的娱乐气息、宫廷庆典的盛大华丽，为读者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宫廷生活。
上元节又称元夕或元宵节，自汉代起就已成为固定的节日，唐宋时期不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挂灯观赏，都城还会在这段时间取消宵禁，让市民纵情游玩，形成一种全民狂欢性质的节日活动。明代元宵节与春节相连，京城北京挂灯时间从初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市井中的元宵节已经非常热闹，而宫廷中的元宵节活动比民间更为热闹且增添了不少华丽气息。明代小说《梼杌闲评》第21回写明神宗时的一次元宵节，宫内“殿前搭起五座鳌山，各宫院都是珍珠穿就、白玉碾成的各色奇巧灯。至于料丝、羊皮、夹纱，俱不必说。群臣俱许入内看灯，各赐酒饭。嫔妃、彩女成群作队的游玩。内相阁中俱摆着盛宴，作乐饮酒。正是：金吾不禁，玉漏莫催”
。殿前的大型鳌山灯，各宫的奇巧花灯，把宫廷妆点成一座火树银花的海洋。不仅如此，群臣可以入内看灯，宫内的嫔妃宫女也结队游玩，包括魏忠贤在内各级太监虽然有职司所在，但是也可以偷懒在班房中赏灯、饮酒、猜拳、行令，少了许多限制，一派宫廷行乐的图景。
以上元节为代表的节庆活动，塑造了一种充满节日气息而又生动、喧嚣的宫廷气息，而大型的宫廷庆典则体现了富有天下的皇家奢华、富丽的一面。中国古代王朝往往强调以孝治天下，特别是清代统治者，虽然出身于东北少数民族，但同样对传统孝文化推崇有加。在宫廷庆典中，皇太后千秋寿诞作为皇帝表达对母亲孝顺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具备多重意义，一方面儿子希望母亲开心是天性，另一方面皇帝作为天子，希望以自己在人伦方面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来昭告天下孝的重要性，并要臣民把这种孝拓展到忠君上。清代康熙、乾隆时都曾为皇太后举行寿诞庆典，整个京城都参与到筹备庆典的浓郁氛围中。清代小说《绘芳录》第26回曾写到一次皇太后寿诞庆典：“单说太后千秋，半月以前，上谕禁城内外，大放花灯。又在午门外盖了一座永寿楼，迎奉太后登临赏玩。又命各衙门私第，及大小土庶人家，准其自行张挂灯彩，以示与民同乐之意。……此旨一下，合城官绅士庶，无不踊跃，四处搜觅奇巧上式灯彩花草，以备是夕应用。即那些小户人家，置备不起的，也要搭一个彩棚，挂几盏红纱灯，或用纸绒做就各色飞禽走兽，与那灯匾灯牌等类。……待至薄暮，大家小户，灯已点齐。街市上照耀如白昼相似。又闻得各处锣鼓喧天，笙簧盈耳，真乃不夜城开琉璃境界，洵是盛世升平气象。” [7] 祝伯青等人在这天夜里一起上街游玩，各府内眷都出来赏灯，皇城在这一夜也是“奉旨金吾不禁，许人出入观灯”。众人进城之后，“见一片灯火辉煌，尽是大内里做成各式奇形异相灯球，自与民家不同。当中一座永寿楼，高耸半天，楼上楼下，挂有数万盏灯，又有两座鳌山在楼之左右，上面人物花鸟，多用引线牵丝，如活的一般。楼前又有一座玻璃牌楼，中间堆嵌着‘万寿无疆’四个斗大的字，也点着灯牌” [8] 。这是一场宫廷庆典，又是一场宫内外共庆的盛事，城内城外俱是灯火辉煌，皇城内专门搭建的“永寿楼”大型灯组更是华丽无比，也只有皇家能有这样的气派。小说所描写的皇太后圣诞庆典，突出了与民同乐性质，把一场宫廷庆典变成都城全民性的娱乐活动，这既是皇家的恩典与气度，又是市民感受皇家气息的一场盛宴，它的华丽与奢侈是皇家独有的。
[1] （明）不题撰人《梼杌闲评》，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8页。
[2] 同上。
[3] （明）清隐道士编次《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4] 同上书，第14—16页。
[5]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熹宗实录》，1966年版，第429页。
[6] 同上书，第455、462、478—479页。
[7] （清）西泠野樵《绘芳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
[8] 同上书，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