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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南京，人们最常想起的词汇就是“虎踞龙蟠”与“金陵王气”。的确，雄踞长江之滨，坐拥山水天险屏障的南京似乎是王朝建都的天然选择。拥有2 500余年建城史的南京，先后有10个王朝建都于此，直到如今，在北京之外的城市中，只有南京在市名上还保留了过去王朝都城的标志“京”字。南京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形成的重要地位是多个王朝持续开发与建设的结果，南京自身的变迁史也是一部王朝兴衰更替的见证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南京在建置上屡有变化，留下了“建业”、“建康”、“金陵”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江苏省通志稿》卷9《江苏建置沿革》江宁府载：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地。战国属越，后属楚。秦属鄣郡，汉初属荆国，后属吴，又属江都国。元封初，属丹阳郡，后汉因之。孙吴自京口徙都建业，号曰吴都。晋平吴，移置丹阳郡，兼置扬州治焉。元帝渡江，因吴之旧，建都于此。改丹阳太守为尹，宋、齐、梁、陈因之。隋平陈，置蒋州。大业初，复曰丹阳郡。唐武德三年，置扬州，七年改为蒋州，八年复为扬州，置大都督府。九年，扬州移治江都，以金陵诸邑分属宜、润二州。至德二载，置江宁郡。乾元元年，改为昇州，又置浙西节度使治焉。上元初，州省。大顺元年，复置。光启四年，复置江宁郡。唐季杨氏于昇州建大都督府。五代梁徐温徙镇海军治昇州，改为金陵府。石晋天福三年，南唐李氏改为江宁府，谓之西都，而以江都为东都。宋复为昇州。天禧二年，升为江宁府，建康军节度。建炎三年，改为建康府，置行都。元为建康路，至元二十三年，自杭州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此。天历二年，改曰集庆路。明初，定都府治，曰应天府，后改南京府如故。领县八。清朝，为江南省城，置江宁府，隶江南布政使司。康熙六年，隶江南江苏布政使司。雍正八年，以隶府之溧阳移属镇江府，领七县。
在大致了解南京建置沿革的基础上，这里我们依然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对南京在历史上的发展作一梳理。
大约在五六十万年以前，现在的南京地区就有猿人的活动。约六千至七千年以前，出现了以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原始村落。当时的原始人对居住区域有不同功能的规划，经济生活以农耕与家畜饲养为主，渔猎为辅助，陶器与石器制作有所进步，制玉工艺较高。约三千年前，相当于中原商周之际，秦淮河流域出现了被称为湖熟文化的密集原始村落，他们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并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交流。以上种种都说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南京地区，为先民的生存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孕育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封周章于吴地，确立了吴国的合法地位，南京地区在当时是吴国的属地。此后，长江中游的楚国不断东扩，南京处于吴楚相争的前沿，古人形容南京“吴头楚尾”即是指此。公元前6世纪，楚国在六合滁河下游一带建立棠邑，设立棠邑大夫，这是南京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地方建置。周元王三年（前474），越国灭吴，在秦淮河南岸，修筑起越城，作为前沿军事据点，这也是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公元前333年，越军攻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建康实录》载：“越霸中国，与齐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1] 楚所建立的金陵邑，是南京有记载最早的城市建筑，也是南京得名金陵之始，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金陵邑还只是规模不大的土城而已。
秦代，南京地区曾先后分置棠邑、溧阳、丹阳、江乘、秣陵五县，关于秣陵之命名，《后汉书·郡国志》认为是秦始皇所改，《建康实录》载当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2]
。所谓“金陵王气”的说法也因此而成为后世反复提及的话题，南宋《景定建康志》还把金陵王气的说法继续提前，认为“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
。汉代虽然郡县、侯国设置变迁频繁，但南京地区的归属仍在秦代五县的范围之内，棠邑、溧阳、丹阳、秣陵均无变化，江乘则因为县域“东西所及甚远”，被析出部分辖地分置句容与胡孰两县。
建安十七年（212），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并修整石头山上的金陵邑旧址，称为石头城。黄龙元年（229），称帝后的孙权迁都建业，开启了南京的建都史。在左思的《吴都赋》中，当时建业城中的御道：“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渌水。玄荫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
[3]
而南郊居民区也非常繁华：“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桀。”
[4]
秦汉时期的秦淮河两岸，人烟已较为稠密，豪门大族多有建宅其间者，这一区域也因此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佇眙，工贾骈坒。纻衣
服，杂沓漎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
[5]
总之，经过东吴五十年的经营，建业城已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
西晋统一全国，废建业改称秣陵，在其西南境设临江县，次年改称江宁县。太康二年（281）将秣陵县分为秣陵、建业两县，次年改建业为建邺。当时的南京地区，属丹阳郡，下辖11县，郡治设于秣陵。建兴元年（313），为避晋愍帝讳，改建邺为建康，一直沿用到南朝末年不变。自晋元帝以建康为国都后，宋、齐、梁、陈皆以建康为都，故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东晋对建康的建设，参照了中原都城的规制，宫城在东吴苑城基础上兴建而成，亦称台城，辟有五门。都城大体呈长方形，没有围墙，而是环以竹篱，设城门六座，为了表示对西晋正统的承袭，建康宫城与都城的城门都沿袭了西晋洛阳的旧称。南朝四代，建康城格局大体不变，但频繁的朝代更迭与战争也使建康处在一种时毁时修的状态。总体上来说，南朝的建康城在规划上渐趋完备，北魏孝文帝为了重建洛阳，曾派人到建康实地考察，足见南朝建康城在宫室制度方面对传统礼制的延续与传承。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建康作为都城的历史被中断了，同年废丹阳、建兴等郡，置蒋州，治所即石头城故址。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蒋州为丹阳郡，治所仍在石头城。唐武德三年（620），废丹阳郡，改置扬州，治所不变。隋唐时期，南京是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之一，六朝所奠定的基础使它仍然保持了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唐代诗歌多有描绘金陵名胜的篇章，李白、杜牧等人都曾在南京生活、停留过。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南方却保持了基本稳定。914年，徐知诰开始营建金陵城，920年改昇州为金陵府，937年改金陵府为江宁府，同年，徐知诰在江宁称帝，建立南唐。宋开宝八年（976），宋军攻入金陵，南唐灭亡。南唐都城的规模超过六朝都城，据《景定建康志》载，其周长达到二十五里四十四步，设八座城门，宫城则在都城中心偏北。金陵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市区被几条干道划分成几大功能区，并且新出现不少大型市集，秦淮河流域汇聚了大量商业设施与手工业作坊，茶楼、酒肆等遍布大街交汇处。
北宋开宝八年（976），改江宁府为昇州，天禧二年（1018）又改昇州为江宁府，以皇子赵崇仁（即宋仁宗）为府尹，仁宗继位之后，江宁府以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宋代等级最高的州府。南宋时期，南京地区基本处在宋金对峙的军事前沿，建炎三年（1129）改江宁府为建康府，高宗曾多次驻跸建康行宫，“金陵王气”再次被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当时颇有移都建康的呼声，但最高统治者还是选择了偏安一隅的临安建都。两宋时期，建康城市格局大体与南唐时期没有太大变化，但因金兵入侵，南渡而来的移民使建康人口迅速增长，作为江南重镇的建康，富庶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临安。
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进入建康，建康府先后改建康路、集庆路，并曾设立行中书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等高级行政机构，其管辖地区基本沿袭宋朝不变。至正十六年（1356），红巾军攻占集庆路，改置应天府。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此称帝，八月正式确立应天府为南京，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最高政治中心。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仍然是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明王朝灭亡。
朱元璋举全国之力建设的南京城，周长超过三十五公里，城内面积超过四十万平方公里，都城内外城门多达二十八座，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城市大致被划分了三个大的功能区，东部为皇城及被皇城包裹的宫城，南部为老城居民商市区，北部则为驻军防卫区。作为国都的南京，在洪武时期人口一度多达六十八万，与人口增长相呼应的则是商业的兴旺，《洪武京城图志》记载了当时南京十三处大型市场。而当时都城西墙之外，外秦淮河两岸，从仪凤门、江东门到三山门一线，分布着众多水陆码头，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官方在此建立榻房，供客商中转存放货物，城内也盖起了多处廊房，租给外地客商经营、居住。国都北迁以后，南京居民减少一半以上，商业随之衰退，但到明代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消费需求带动下，南京再度繁荣起来，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市集。秦淮河两岸河房精美，又有许多妓院位于其中，附近的街区因此发展成为专卖高档奢侈品的商店集中区：“曲中市肆，精洁异常。香囊、云舄、名酒、佳茶、饧糖、小菜、箫管、琴瑟，并皆上品。外间人买者，不惜贵价；女郎赠遗，都无俗物。”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官员开城门向清军投降，清廷改应天府为江宁府，隶属江南省，下辖八县，以原南京城为府城，上元、江宁两县同城而治。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江宁隶属江苏省。清廷对南京较为重视，先以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驻南京，后又以两江总督长驻南京，管理两江地区军民事务。有清一代，江宁府始终是东南地区的中心，人口较多，经济繁荣，更因为苏皖二省乡试在此举行以及文化事业的发达而成为江南地区科举与文化的中心。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三年（1864）间，江宁府为太平天国占据，作为都城而改称天京，太平天国败亡后，仍复原建置。
1911年，革命军攻占南京，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废除江宁府，改置南京府，为中华民国首都。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光复被军阀占领的南京，4月18日，定南京为特别市，为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历经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之后，1949年4月23日，人民军队解放南京，南京的城市发展走入新时代。
伴随着魏晋时期古小说的兴起，南京这座城市也进入古代小说的视野当中。从整体上看，在明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涉及南京的内容要比涉及北京的略多一些，这种情况当与南京较早就成为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与文化上的兴盛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依然从魏晋、隋唐、宋元三个时期入手，对明以前小说中的南京书写作一扼要的介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言小说发展的早期阶段，而南京则从东吴开始就成为南方王朝的都城并一直延续到陈代，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南京得到小说作者们较多的关注。在当时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中，南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多次出现，这是古代小说南京书写的肇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涉及南京的部分较为驳杂，某些故事写市井中的怪异现象，如《搜神记》卷20《建业妇人》写一村妇“背生一瘤子，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姊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
。还有一些故事则聚焦于宫廷中出现的鬼神异事，《幽明录》载：“晋孝武帝于殿中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着白夹黄练单衣，举身沾濡，自称华林园中池水神，名曰淋涔君也。若善见待，当相福佑。时帝饮已醉，取常所佩刀掷之。刀空过无碍，神忿曰：‘不以佳士垂接，当令知所以居。’少时，而帝暴崩。皆呼此灵为祸也。”
在这类小说中，南京只是一个地名，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并没有多少具体描写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内容。
此外，某些志怪小说则带有一定的南京地域色彩，与南京的关系较为密切。《搜神记》卷5《蒋山祠》是涉及南京民间信仰的故事，记录了蒋子文信仰的来由：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蒋子文成为土地神之后，主动要求南京居民为他立祠，并以降灾难于百姓相威胁，用一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谋求民众的祭祀。这样的行为与民间信仰本身的特点有关，民众只看神祇灵异与否，而不关心信仰的对象是正神还是邪神，所以蒋子文才能从民间一路上升，最后得到东吴的封赠，进入官方祀典当中。以蒋子文信仰为中心，南京地区还有一些“附属品”产生，如《异苑》卷5之《青溪小姑》：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榖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栗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6]
青溪即东吴在建业东南开凿之东渠，这座小姑庙当在青溪附近，故有青溪小姑庙之名。这位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三妹，文中虽未交代她的神职，但她的威仪同样神圣不容侵犯。从蒋子文到青溪小姑，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趋势，以某种民间神为中心，他的亲属都有可能被当作神祇而得到民间的祭祀。蒋子文与青溪小姑的信仰在南京地区一度非常盛行，蒋子文在六朝时一直不断得到奉祀，官方常有向他祈求风调雨顺的活动。据清人甘熙《白下琐言》卷3记载，清代初年淮清桥之东尚有青溪祠，“旧祀青溪小姑”，足见这一信仰在南京影响之深远。
南京四境山水环绕，动物众多，由此也产生许多与动物精怪相关的故事，《异苑》卷8《鼍魅》载：
元嘉初，建康大夏营寡妇严，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曰：“我华督，造府。”径沿西墙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鼍。察其所出入处，甚茔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鼍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乃绝。 [7]
在精怪类故事中，独身的男女最容易受到幻化成人形的精怪的诱惑，这则故事中的鼍即扬子鳄，长江岸边的南京处在扬子鳄的活动区域内，这也是这种故事产生的现实因素之一。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古代南京一直是佛教活动的中心，高僧云集，丛林众多。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其始持精灵报应之说，行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术之势，以渐深入民间”
，涉及南京的志怪小说也常有这方面的内容，如《异苑》卷5《灵味》云：
灵味寺在建康钟山蒋林里。永初三年，沙门法意起造。晋末有高逸沙门，莫显名迹，岩栖谷隐，常在钟山之阿。一夜，忽闻怪石崩坠，声振林薄。明旦履行，惟见清泉湛然。聚徒结宇，号曰“灵味”。
魏晋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部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作品，记录了东汉末期到晋宋间的名士言行与轶事，其中有不少故事涉及南京。在某些故事中，出现了南京当时的皇家园林、城塞建筑、水道沟渠、宗教寺庙等建筑或景物，成为魏晋文言小说中南京因素的体现之一。
《世说新语》中出现的皇家园林是华林园，言语篇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8] 华林园始建于东吴时期，此后一直是南朝各代的皇家园林，言语篇这则故事体现了简文帝对山水自然之乐的深刻体会，也间接可见华林园中景色之秀丽。此外，雅量篇中也有一则与华林园有关的故事：“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9]
六朝建康最初并没有城墙，城市周围的几座城塞，起着拱卫城市的重要作用，孙权修建的石头城就是其一。《世说新语》中石头城多次出现，政事篇中有晋成帝在石头城被任让胁迫杀掉钟雅、刘超的故事，背景是当时苏峻叛乱，成帝将宫城迁到石头城避难。方正篇中有王敦“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的故事，当时的石头城因为地势险峻是争夺建康者必夺之地，王敦叛乱，便先攻占石头城，石头城可谓是东晋政局变幻的见证者。
南京东南的青溪开凿于东吴时期，既是建康东南的险隘，也是水运通道与风景名胜。《世说新语》德行篇周镇的故事中出现了青溪：“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10]
瓦官寺兴建于东吴兴宁二年，是南京较早的佛教寺院，也是当时名刹，僧人一度有千人之众，《世说新语》中常出现它的身影。文学篇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时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11] 此外，当时士人也常在瓦官寺集会，品藻篇中写刘真长、王濛、桓伊等人在瓦官寺臧否人物的故事，凸显了作为宗教场所的瓦官寺在世俗交际中的影响力。
要而言之，魏晋时期的小说篇幅短小，虽然南京屡有出现，但缺乏对城市比较深入的描写。志怪小说中某些涉及民间信仰、精怪妖异、佛教灵异的内容与南京关系较为密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而志人小说中出现的石头城、瓦官寺等南京本土因素与当时的名士风流融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六朝文化基因，南京因魏晋名士而名声大噪，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化符号，并以这种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意蕴在此后的小说中不断出现。
隋唐时期的南京，失去了六朝都城的重要地位，在小说中的出现也远不如长安、洛阳频繁。在隋唐小说中，涉及南京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倾向：凸显南京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描写本朝南京发生的逸闻轶事；记录前朝旧事与文物。唐代的南京是漕粮转运的枢纽之一，在区位地理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作为东南地区的大都会，吸引四方士人汇聚于此，《玄怪录》卷2《尼妙寂》中的妙寂为了破解被杀的亲人托梦给她的隐语，“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县，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依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省吾惑者。’于是褐衣之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徒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
。家住江州浔阳的妙寂为了破解隐语来到上元县，就是认为这里“四方士大夫多憩焉”，必然有高见之人能帮助她，最后果然在李公佐的帮助下破解了谜题。文中的瓦棺寺是从东吴就已建立的南京名刹，梁代兴建的瓦官阁约有60米高，是登临的绝好去处，唐代有不少与瓦官阁有关的诗歌。
与本朝相关的逸闻轶事，或是写帝王德政，如《金华子杂编》卷上：“高皇（唐高祖李渊）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帷。”
[12]
这则故事一方面体现了李渊对文物典籍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文教繁盛的金陵还是保存了一大批典籍字画。或是写文人轶事，同书卷下载：“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常跨驴策杖经阓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群儿令笑，因吟咏而去。”
[13]
辛文房评韦楚老诗“气既沉雄，语亦豪健”
，而这则逸闻中的韦楚老同样是一幅古貌古心、遗世独立的精神状态。
隋唐小说中有一些内容主要是关于前朝文物与六朝旧事，这些故事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沧桑感。例如《刘宾客嘉话录》载：“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在。”
一盏从东晋保留到唐的长明灯，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又如《金华子杂编》卷下载：“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澈，皎洁鉴人，心腑洞然。见着大惊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镜投于大江中。既投而后悔之，方诉于人，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
秦淮河作为南京一条重要水系，见证了南京城市的发展，历史在这条河流中不知遗留了多少古物，这则故事中淘河者打捞上来的古镜就是其中之一。这类描写南京古物的内容，故事性并不强，但这些见证历史的古物，凸显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厚重历史底蕴，这也是南京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
这种对前朝旧事的关注，有时候还会以志怪的题材出现，《传奇》中《颜濬》就是一则这样的传奇小说。小说写主人公颜濬落第之后去建业游玩，同船结识了隋朝宫人赵幼芳的鬼魂，中元日在瓦官阁又与陈代的张贵妃、孔贵嫔一起饮酒赋诗。他们之间谈论的是陈隋易代之际的遗事，对于颜濬来说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建业作为六朝古都，古迹荒冢皆在，又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这座城市过去的悲欢离合，与亡灵的对话就是其中一种。南京是一座容易唤起怀古思绪的城市，颜濬与前朝宫人之间的偶遇，既包含了对美好生命易逝的感伤，又与南京城市本身的历史沧桑感有机融合在一起，对南京城市形象在后代的呈现也有一定的影响。
宋元时期，特别是在宋代，南京在小说中的出现较隋唐时期有所增多，但作者们关注的焦点依然不外乎志怪与志人两大类。从其中志怪的内容来看，《稽神录》、《谈苑》、《道山清话》、《铁围山丛谈》、《夷坚志》等笔记类小说中都不乏与南京有关的怪异故事，如《稽神录》卷1写王瞻泊舟秦淮，病中为冥吏所招之事，类似这样的怪异故事还有不少，但大多无甚新意，与前代的故事多有相似之处，对城市文化研究意义不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反映南京本地民间信仰的故事，《夷坚支景》卷9《建康三圣庙》写南京地区的一种民间淫祀：“建康土俗多事三圣，所在立庙，而塑像唯一躯，莫知为何神，灵威颇著，吏民奉之尤谨。”
官吏到任必先去庙中祭祀，不然就会惹祸上身，甚至因此丧命，至于三圣究竟是历史上何人，又能给百姓带来什么样的福佑却没有明确记载。而《夷坚乙志》卷4《张津梦》则是另一种南京民间信仰的体现：
张津，字子问，绍兴戊辰，自常州录事参军岁满赴吏部磨勘。同铺有张聿从政者，建康人，罢夔路属官来，亦有举将五员，当改秩，而其一人尝坐累，铨曹以荐章为疑，方上省待报，未决可否也。聿忧之，几废寝食。忽见津至，审其姓名，大喜。铺吏问所以然，曰：“昔年至蒋山谒宝公丐梦，梦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则改官。’寤而讯诸占梦，皆莫能测。今与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加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时秦丞相当国，以聿乡里之故，为下其事，适以是日得报，二人遂同班引见。津次当第三，聿班在四，而军头司误易之。乃诣殿下，聿立于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
蒋山位于南京，魏晋时期因蒋子文传说而得名，宝公即南朝高僧宝志，他生前禅学造诣颇深，又有许多灵异事迹流传，死后即葬在蒋山。这则故事写建康人去蒋山向宝公乞梦，在当时世俗迷信乞梦的社会背景下，宝公能成为南京人乞梦的对象，可见他在本地民间信仰中的重要性。
宋代涉及南京的志人题材小说，虽然同样内容驳杂，但从整体上看，依然呈现两大趋势：追述前朝旧事与描写本朝轶事。隋唐时期，涉及南京的志人小说追忆的是六朝时的故事，到了宋人笔下，涉及南京的前朝旧事主要是指南唐了。南唐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文化艺术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足以让北方的士大夫对大江以南的这个政权充满好奇。随着南唐覆灭，李氏朝廷文人北上供职，南唐旧闻越来越多的走入北宋士大夫的视野之中，并出现了专门写南唐旧事的笔记小说《南唐近事》。具体来看，在宋代文言小说涉及南京前朝旧事的内容中，既有写南唐帝王轶事的，如《清异录》卷上《偎红倚翠大师》写李煜微服到金陵娼妓家中行乐：
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酝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为谁也。煜尝密谕徐铉，言于所亲焉。
也有一些故事写民间轶事，如《江淮异人录》卷下《钱处士》：“钱处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尝止于金陵杨某家。初，吴朝以金陵为州，筑城西接江、东至潮沟。钱指城西荒秽之地，劝杨买之。杨从其言。及建为都邑，而杨氏所买地正在繁会之处，乃构层楼为酒肆焉。”
虽然故事是写钱处士有预知之神通，但也涉及南京城市变迁，从杨吴时以金陵为州，到建都于此，再到南唐对金陵的建设，原本多为荒地的城市西部在改造中成为繁华的街区，杨某也因此得以获利。
在宋人文言小说中，涉及南京的本朝轶事更多。王安石曾知江宁府，后又终老于此，宋人文言小说写南京本朝轶事，王安石是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青琐高议》后集卷2写：
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屦，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王安石在金陵的轶事还有很多，《侯鲭录》卷3写他将朝廷所赐黄金送蒋山修寺为朝廷祈福，《萍州可谈》卷3写他在钟山与当地老农之间的交往，《避暑录话》卷1写他每日必骑驴游钟山，累了就在树林中睡觉。可以说，王安石的足迹踏遍了钟山一带，留下了一段文人与南京之间的佳话。
此外，关于赏心亭的故事也值得一提，《春明退朝录》卷下载：
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临秦淮建亭，名曰“赏心”。中设屏及唐人所画《袁安卧雪图》，时称名笔。后人以《芦雁图》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鹭亭于其西，皆栋宇轩敞，尽览江山之盛。
《袁安卧雪图》传为王维所画，是一代名画，而丁谓所建赏心亭也成为秦淮河边的名胜，《景定建康志》称其为“金陵第一胜概”。《渑水燕谈录》卷7写到赏心亭：“岁久颇失覆护，缣素败裂，稍为好事者窃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诣观之，惜其剽取已尽，嗟之尤久，作诗题其旁云：‘昔人已化辽天鹤，往事难寻《卧雪图》。’”
赏心亭与《袁安卧雪图》可以说是宋代的南京地标之一，吸引了不少文人登临观赏，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等皆有与赏心亭相关的诗词留存。
南宋时期，建康处于宋金对峙的前沿，宋高宗曾数次驻跸于此，金兵也曾多次攻破南京，当时文言小说涉及建康的内容多与战争有关。《清波杂志》卷5《辛巳扰壤》是绍兴辛巳南北交兵时，作者在建康城中的亲身经历，展现了面对战争威胁，城内百姓的惊恐不安。《独醒杂志》卷8则记载了一则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建炎三年，伪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独通判庐陵杨公邦义毅然不屈，先自书其衣裾曰：“宁为赵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仆，曰：“吾即死矣。”敌居数日，其酋帅有张太师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纸书死活二字，使示公曰：“无多言，欲不降，书死字下。若归于我，书活字下。”公视吏有傍簪笔者，即夺笔书死字下。敌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数日，囚公以见四太子，公大骂不绝口，敌怒甚，杀之，剖其腹，取其心。
元代以北京为都，南京的地位有所下降，在文言小说中出现较少。元人孔齐所撰的笔记小说集《至正直记》中有一些内容涉及南京，如卷1《集庆官纱》：“集庆官纱，诸处所无，虽杭人多慧，犹不能效之。但阔处三尺大数以上，杂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净者，尤妙，署月之雅服也。” [14] 写南京出产官纱制作精良，外省人无法效仿，是夏衣制作的上乘布料，说明南京织造业在元代已较为出色。卷4《建康儒学》写至元以后有儒生偷窃儒粮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儒生生活状况的恶化。作者迷信风水之说，卷1《地理之应》和卷4《钟山王气》都在讨论金陵王气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而卷4《水向西流》更是将金陵人多薄情的原因归结为“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无义寡恩” [15] 。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从魏晋到宋元时期文言小说中的南京书写，时代不同，南京在文言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也略有不同，不同时期的作者们关注的焦点也不一致。受限于自身形式方面的限制，文言小说中关于南京的内容多为只言片语式的，虽然偶有涉及南京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但总体来讲仍十分简略，显然无法构筑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城市形象。这种现象要到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明清时期才能被打破，南京这座城市才会以一种更为立体生动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1] （唐）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2] 同上。
[3] 左思《吴都赋》，见（梁）萧统编《文选》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页。
[7] 同上书，第668页。
[8]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9] 同上书，第856页。
[10]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61—762页。
[11] 同上书，第811页。
[12] （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3] 同上书，第15页。
[14] （元）孔齐《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5] 同上书，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