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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朝帝都，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的北京，历经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其名称与归属在历史上也屡次变更。清人修《畿辅通志》卷13《建制沿革》记载了清代以前的北京建置：
顺天府，《禹贡》冀州之域。周武王封召公奭于此，是为北燕。秦为上谷郡地。高帝时为燕国。元凤元年置广阳郡。本始元年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入上谷郡，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置幽州刺史治于此。建安十八年改属冀州。三国魏为燕国。晋太康中改属幽州，永嘉后，后赵改为燕郡，仍属幽州。永和六年前燕徙都于此，其后苻坚、慕容垂迭有其地，州郡之名如故。后魏为幽州治。北齐置东北道大行台，后周改置总管府。隋开皇三年，废燕郡置幽州总管府如故，大业三年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武德元年复为幽州，仍置总管府，六年改大总管府，七年改大都督府。贞观元年属河北道。开元二年置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更州为范阳郡，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乾元元年复改郡为幽州。五代后唐复为幽州。晋天福中入于辽。会同元年改幽州为幽都府，升为南京。开泰元年改南京为燕京，幽都府为析津府，属南京道。保大末入于金，天辅七年入于宋。宣和五年为燕山府，属燕山路。寻仍入金，天会三年仍曰燕京析津府，七年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改燕京为圣都，寻改中都，析津府为大兴府，建都焉。元太祖十年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仍旧，定都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二十一年改大兴府为大都路总管府。明洪武元年八月改大都路为北平府，九月置大都督分府于此，十月隶山东行省，二年三月置北平行省，以北平府隶焉，九年改北平行省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元年正月以北平为北京，称行在，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北京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城市发展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将以历史演进为线索，对北京在不同时代所经历的变化作一简要回顾。
作为人类发祥地之一的北京，约在二十至七十万年前，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被称为“北京人”的原始人类。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打磨石器以及火的使用。此后，这里还相继出现了新洞人和山顶洞人，可见这一地区是适宜原始人类生存的。到了新石器时期，北京周围先民生活的遗迹越来越多，出土的石斧、石铲、石纺轮、装饰品、陶器等说明先民的生产生活已有了很大进步。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颛顼曾祭祀“幽陵”，“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名称。此后，幽州建立了最初的都邑，称为“幽都”，帝尧派和叔来管理幽都，治理北方。
夏商两代，活跃在北京地区的是被考古界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种青铜文化，文献记载中的孤竹与燕毫部落大致处于这一时期。作为商朝的北方附属国，他们巩固了商朝的北方边境，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周代分封同姓贵族召公奭于北燕，建立燕国，到燕襄公时，燕国即以蓟作为都城，其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外城的西北部。
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在原燕都蓟城一带，设立广阳郡，郡治蓟城（今北京城西南），辖蓟、良乡等县。当时的蓟城虽然只是一郡的治所，但在旧燕国地区仍具备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立卢绾为燕王，以蓟为都城，其后又立刘姓宗室为燕王，随后又经历了国除再复设等变化，但蓟始终是广阳地区的中心。东汉时期，北京地区先后隶属于幽州、广阳国、上谷郡、广阳郡，治所皆在蓟城，辖蓟、广阳等五县。秦汉时期，北京地区的手工业工艺水平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后代出土的青铜器、陶器、金玉器物大都造型精美、制作精良。
曹魏时期，北京地区属幽州刺史管辖，广阳郡改称燕郡，太和六年（232）又改为燕国。西晋初年，幽州辖区与汉魏大致相同，泰始十年（274）分幽州（东部）五郡置平州，幽州实际统辖郡国七，县三十四，幽州初治涿，后改治蓟。十六国时期，前燕曾以蓟城作为国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在北京地区建立政治中心。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基本上属于幽州管辖，治所仍是蓟城。
隋初，幽州设总管府，大业三年（607）改幽州为涿郡，仍治蓟城。唐初改郡为州，复称幽州，治所仍在蓟城，天宝时曾改称范阳郡。安史之乱后，复置幽州，归卢龙军节度使节制。隋唐时的幽州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唐代先后在蓟城设置高规格的军事长官以统领河北地区的军事。当时的幽州果木业发达，栗是重要贡品之一，丝织业也具备相当规模，绫、绢都是向朝廷贡献的土产。此外，幽州与关内外交通便捷，是关内外商品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公元938年，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同年，耶律德光以幽州为契丹国南京。辽南京最初军号卢龙，设幽都府治南京，开泰元年（1012），改幽都府为析津府，仍治南京，又称燕京。在辽代五京之中，南京是规模最大的，城周二十余里，开八门，大内在城中西南角，幅员五里。“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辽南京商业发达，城北有互市市场，“陆海百货，萃于其中”
[1]
，在出使的宋使眼中，辽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2]
。不仅如此，辽南京手工业也颇为发达，幽州丝织品在北宋境内享有盛誉，而龙泉务瓷窑出产的白瓷也是当时知名的工艺品。
宣和二年（1120），宋与女真订立“海上之盟”，宋金联合攻辽。宣和五年（1123），金人攻占燕京，抢掠一空后把一座空城留给宋人。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伐，燕山府落入金人之手，金人更其名为南京。天德五年（1153），金海陵王迁都于此，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金海陵王迁都影响深远，标志着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并延续到元明清三代。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周计三十七里多，设城门十三座，宫城在城中央南部，周回九里三十步，“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
，城中居民坊区也增加到六十坊。
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1264年，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府名仍为大兴。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正式成为元朝的国都。期间，元朝在金中都旧城东北开始营建新的都城，直到至元三十年（1293），整个大都的建设工程才算最后完成。大都的设计完全恪守《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念
，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它的富丽、雄伟为世界所羡慕，被西方人称为“汗八里”，也即大汗之城。大都坐北朝南，呈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城周二万多米，开十一门，皇城在城南部中央偏西。城中街道非常规整，“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
，笔直的干道将城市划分成棋盘形，坊巷也因此颇为规整，当时的巷道多被称为街通或胡同，胡同的用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大都商业发达，南来的商船通过大运河进入海子，沿岸酒楼遍布，而海子附近的钟鼓楼周边，米市、面市等生活日用市场一应俱全。西城羊角市一带则有牛羊市、骆驼市等牲畜市场，甚至一度存在贩卖人口的人市。对于大都市集之兴盛，百物之辐辏，黄仲文的《大都赋》、马可波罗的游记等多有表现，以文学的形式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富庶。
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明初曾有建都北平的打算，但战争使大都遭受重创，南方物资的北运也因运河淤塞而难以得到保障，只能作罢。长期就藩于北平的燕王朱棣继位之后，深知北平重要性的他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以北平为北京，称行在，准备迁都。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营建基本完工，九月，下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顺天府作为北京地区行政机关，下辖22县，大兴、宛平两县称京县，以北京城中轴线为两县行政区域的分界线，而北京城区则被划分为五城，设36坊。经过明初修整之后的北京城，城周共计四十里，设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九门，其名也被清朝延续使用，此即所谓北京内城。大内又称紫禁城，宫阙规制一如南京，周围六里，开四门，紫禁城被皇城所包围，皇城周围十八里有余，有六门。明中叶，城外居民日益稠密，为了加强防御，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增筑一道外城，原准备将整个京城包围在内，但最后只修成了正南一面，此即所谓北京外城，共长二十八里，设七门。
北京作为明王朝的首都，大量的人口集聚促进了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北京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座消费城市，到明中期已经是“生齿益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了
。城内不仅有众多店铺，还有许多固定举行的市集，如都城隍庙庙会、东城的灯市、东安门的内市等都盛极一时。随着内城人口的趋于饱和，外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外地客商多在外城居住与贩货，正阳门外大街已成为北京最繁华的街市之一，而大明门外的棋盘街更是“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
。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抵京，十月，宣布“定鼎燕京”，以北京为清王朝的首都。清朝以顺天府为首都地方行政机关，下辖24州县，仍以中轴线划分大兴、宛平二县。清代北京实行满汉分治，内城为八旗驻防与眷属住所，汉人等被迁往外城居住，外城则被划分为五城十坊，当时有“内八旗外五城”的说法。
清代北京比明代更加繁荣，私营手工业作坊明显增多，南来北往的商贩将众多的物资带到北京进行交易，其中还有俄罗斯、朝鲜等外国商人。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特别是前门外成为主要的商业区，同仁堂、合香居、六必居等字号更是闻名天下。此外，江米街、琉璃厂、振武坊、瞻云坊、花市大街等，也都以特定的商品市集而盛极一时。
1911年，清帝逊位，1912年至1928年期间，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28年北伐完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宣布以北京为首都，千年古都迎来了新生。
中国古代“小说”之名虽然在先秦就已出现，但与诗歌、散文等文体相比，古代小说“出道”却要晚一些，大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粗陈梗概”、“丛残小语”性质的古小说出现。唐以前的古小说，鲁迅先生从其记载内容的差异上划分出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两大类，志人小说记人物琐事轶闻，志怪小说记神鬼怪异等超现实的内容，它们都属于篇幅短小的笔记体小说。唐代传奇的出现改变了古代小说的格局，它们“篇幅曼长，记叙委屈”，在艺术形式、思想意蕴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宋元时期民间“说话”技艺催生了一种新型小说——“话本小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称其为“一种平民底小说”。大体上来看，明清章回小说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小说主要有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三种形式，它们分别代表了文言与白话小说的主流。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明以前的小说发展，下面将从魏晋、隋唐、宋元三个时期对小说中的北京书写作一扼要的介绍。魏晋时期，古小说有志人与志怪两类，志人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志怪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在涉及北京的魏晋小说中，内容主要以志怪为主，《搜神记》中有几则写到汉代北京发生的异事。卷6《黑白乌斗》写燕王刘旦谋反之前，“有一乌一鹊，斗于燕宫中池上，乌堕池死” [3] ，同卷《鼠舞门》同样是涉及燕王刘旦的故事，“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4] 。刘旦是汉武帝第三子，元狩六年（前117）封燕王，武帝本想以他镇守边陲，拱卫藩篱，但是刘旦在武帝死后两次谋反，第二次被告发后自杀而亡。《搜神记》中的内容在《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当来源于此。当时的人相信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的理论，上述动物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预示刘旦必败的征兆而被记录下来。当时的北京地区地处边陲，汉朝曾先后册封异姓与同姓为燕王，其中卢绾、刘旦都曾谋反，可见燕地虽偏，却容易激发封王者的问鼎之心。
此外，任昉《述异记》中有一则涉及“招贤台”的典故：“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
招贤台又名黄金台，传说是当年燕昭王礼贤下士所建。关于招贤台的遗址，有易县、北京等多种说法，清人孙承泽《天府广记》认为在北京城东南16里处。任昉说招贤台在燕王故城（西周初期燕国的都邑在今房山县董家林村周围），而燕国直到燕襄公时才迁都于蓟，这里的故城当指最初的都邑，所以招贤台在北京周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南朝的任昉还在追忆战国时幽州的遗迹，也使招贤台这一古迹逐渐固化为一个意象，反复出现在后人的诗歌中，成为怀才不遇者表露心情的一个发泄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是一例。
隋唐时的幽州虽然是河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但与辉煌的长安、洛阳相比，黯淡了许多，在笔记小说中出现的并不多。一方面，某些故事延续了魏晋时期的志怪风格，写幽州发生的怪异之事，如《本事诗·征异第五》中“幽州衙将张姓”的故事，写张姓衙将娶妻孔氏生五子，孔氏死后续娶李氏，李氏虐待前妻之子，孩子们在母亲墓前哭诉，死去的孔氏从坟墓中走出，留给丈夫一首诗。张姓的上司知道后处罚了李氏，将她流放岭南。另一方面，作为北方军事重镇，某些与幽州有关的故事多与军事行动有关，如《朝野佥载》卷1的两则故事：
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温饭为飧，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 [5]
幽州都督孙佺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 [6]
唐延和元年（712），幽州都督孙佺率部十二万讨伐奚族和契丹，唐军败绩，孙佺与副将被送到突厥，随即遇害。上述两则故事都在说明当时出兵的种种不利迹象，以及主帅的固执，虽然其中的理由现在看来略显牵强，但幽州在笔记小说中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反而凸显了这里作为军事前线的地位。
幽州作为军事前线，与战争有着解不开的联系，不但外敌常有侵犯，内部军事将领也常有作乱之举，《朝野佥载》卷3写武则天时，“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而《隋唐嘉话》卷中也有涉及“高开道作乱幽州”的内容，足见唐代幽州是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
宋代时，幽州地区先属辽后属金，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中，对于中原士大夫来说，这既是故土又是异国，情感较为复杂。宋人笔记小说对幽燕地区被割走的历史痛心疾首，对后周与北宋初期的北伐未成而深感遗憾。不少笔记小说的内容都与中原王朝试图收复幽州的军事行动有关，《渑水燕谈录》卷9载：
幽蓟八州，陷北虏几二百年，其间，英主贤臣欲图收复，功垂成而辄废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关南，欲乘胜进攻幽州，将行，夜中疾作，乃止。艺祖贮财别库，欲事攻取，会上仙，乃寝。柳仲涂守宁边，结客白万德，使说其酋豪，将纳质定誓，以为内应，掩其不备，疾趋直取幽州，会仲涂易地而罢。河朔之人，逮今为憾。
《默记》记载了宋太宗“平太原，既擒刘继元以归，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师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
。虽然兵围幽州，但最终因内部哗变而失去机会，无法收回故土。
宋与辽金虽然长期对峙，但是双方也互有使者往来，宋朝出使的使者对沿路见闻多有记录，留下的各种“行程录”成为了解当时河北地区的一扇窗口。在这些使者当中，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被扣留15年才返回南宋，他的《松漠纪闻》对当时金廷内部，以及燕京城内状况记载颇多。金人统治下的燕京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城中的回鹘人靠着精湛的手工业生存，他们“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 [7] 。
洪皓注意到，金人对佛教甚为礼敬，城内佛寺众多：“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甚厚。” [8] 当时燕京某些僧人也颇为富裕，洪皓曾写到有僧人放债能达到“金六七千缗”。对于城内百姓的生活，洪皓记录了“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9] ，可见茶肆等公共娱乐场所在燕京也非常普遍。
对峙与战争给普通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小说中描写战争悲欢离合的内容也有与燕京有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太原意娘”的故事，这则故事原出自洪迈《夷坚丁志》卷9，后来被说话艺人改写为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并被收入冯梦龙《古今小说》中，影响深远。意娘在遭掠时自刎而死，韩国夫人悯其贞节，以其骨灰为自己陪葬，其后意娘的芳魂屡屡现形，直到遇到故人杨从善与丈夫韩师厚，才被接回金陵安葬。洪迈的记述较为简略，而话本小说则大大增加了篇幅，不但生动描绘了意娘的幽怨、杨思温的侠义、韩师厚由痴情到薄情的转变，还将金代燕京的繁华与富庶表现了出来，如写到燕京的酒楼：“原来秦楼最广大，便以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凳。当夜卖酒，合堂热闹。”
到了元宵灯节的时候，如同过去的汴京一样，“燕山装那鳌山，也赏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观看”，街市之上同样热闹非凡：“莲灯灿烂，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骈阗，便是列成王母队。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
宋人虽然视金人为夷狄，但在金代文人自己的著述当中，当时的燕京却是文人汇聚之处。刘祁《归潜志》中不少内容属于志人小说的性质，记载了许多发生在燕京的文人轶事，如卷9云：“李屏山在燕都时，与雷希颜、张伯玉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饮啗，因相戏言：‘之纯爱酒如蝇，希颜见肉如鹰，伯玉好色如僧。’遂相与大笑。”
李屏山即李纯甫，曾三入翰林，文风雄奇简古，为时人所称道。类似这样描写燕京文人轶事的内容在同书中还有不少，从中不难窥见金代文人豪放恣肆的精神状态。
元代是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元代文言小说如《山居新语》、《南村辍耕录》、《至正直记》对大都的宫室名胜、文人轶事、市井奇谈等都有所涉及。相较于此前的小说来看，元代小说对北京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古代小说在对城市的书写上，都城往往有着天然的优势，容易受到更多的关注。
大都在金中都旧址之外另筑新城，因此有较大的施展空间，蒙元皇室虽然出身马背之上，但在大都营建上表现出的大气磅礴不在汉唐王朝之下。《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条用了较大篇幅由外向内介绍大都的殿阁楼台，而同书中另一些条目则着眼于具体的胜景，如卷1“万岁山”，写皇家园林的富丽雅致：
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
，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之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也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岁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
作者还听故老说此山传闻来自朔漠，当年金国欲镇压蒙古王气而“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但金还是亡国了，过去的厌胜之山反成为大元的内苑景致，作者对大元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元代文言小说中也有不少志人性质的篇章，描写大都中文人学士等的轶事琐闻，如《山居新语》有一则关于揭傒斯的事迹：
元统间革去群玉内司，并入艺文监，通掌其事。监官依怯薛日数更直于奎章阁，盖群玉内司所管宝玩贮于阁内。时揭曼硕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言。一日，揭公为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漫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阁下，忽传太后懿旨，问阁中有谁，复奏有揭监丞。再问莫非先帝时揭先生耶？遂赐酒焉。又一日，再问是某，以古玉图书一令辨之，详注其文而进，亦赐酒焉。”是时阁下悄然，余者皆是应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终日而散。后十余年，余归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谈旧事，屡及此者，莫不以长厚老成称之。
元代大都教坊中不少官妓色艺双绝，娴于应对，与当时的文人之间交往密切，留下不少逸闻轶事，如《南村辍耕录》卷19“妓聪敏”载：
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马版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温尤属意焉，因戏谓曰：“我比元鼎如何？”对曰：“参政，宰相也；学士，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郭氏亦善于应对者矣。
元代文言小说还有一些内容涉及大都市井生活与奇谈异闻，如《山居新语》曾写到“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10] ，因为元仁宗肖鸡而不许都城中人倒提鸡。同书还记载：“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巳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 [11] 记载奇谈异闻的，多属志怪题材，如《南村辍耕录》卷22“犬胁生子”、卷23“鬼爷爷”等，内容多有与前代相似之处，无甚新意。
总体来看，从魏晋到宋元，小说中涉及北京的内容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描写内容的广泛程度也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好与北京政治地位的提升是相一致的。从魏晋到隋唐，涉及北京的内容较少，且多与边境、战争等有关，到了辽金元时期，北京开始成为国都，涉及北京的内容明显增多，城市生活的某些方面也开始走入作家的视野之中。客观来看，明以前涉及北京的多是笔记体小说，篇幅短小，属于见闻杂记的性质，对城市印象与城市生活的展现还较为单一，真正构筑起立体而多元的北京城市图景则要依靠明清长篇通俗小说来完成了。
[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 同上。
[3] （晋）干宝《搜神记》，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4] 同上书，第321页。
[5]
（唐）张
《朝野佥载》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6] 同上书，第20页。
[7] （宋）洪皓《松漠纪闻》，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8] 同上书，第31页。
[9] 同上书，第39页。
[10] （元）杨瑀《山居新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2页。
[11] 同上书，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