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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种比较新的视角，古代小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它“主要研究小说与城市的关系，包括城市如何促进小说的发展和转型，以及小说又如何反映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在2004年，孙逊先生就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与葛永海合著，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长安与洛阳、汴京与临安、南京与北京这三组城市，凭借各自穿越历史长河迤逦而来的无尽意味，以及在相同或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现都与故都、首都与陪都的复杂关系，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极为亮眼夺目的一道风景线。在明清历史上，北京与南京无疑是关系密切、纠葛颇深的两座城市，在数量繁多的明清通俗小说中，北京与南京也被反复提及，与两座城市生活相关的各方面内容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本书以这一对“双城”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从政治角度看，明清两代的北京与南京关系复杂而微妙。明代初建，建都南京，使其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南京的政治地位跃升到新的层面。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后，有感于帝国北部在对抗游牧民族侵扰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选择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自此，明王朝正式以两都并行，北京为国家正式的政治中心，南京的政治地位则有所下降，但仍保留了一部分“中央级”部门，以政治次中心的地位来运行。崇祯自缢之后，留都南京成为南明小朝廷的政治中心，被无数忠于明王朝的士人寄予厚望，但它终究还是在关外八旗的马蹄之下被碾碎，为明王朝画上了句号。清代仍以北京为国都，南京不过是江南一省之都会，但对于遗民来说，南京代表了明王朝的政治正统性以及汉民族王朝最后的记忆，它凝聚了遗民心中浓郁的故都情结。北京与南京，明代的现都与留都，清代的现都与故都，政治上的关联提供了两者对照的可能性。
从经济角度看，明清两代的北京与南京无疑是各自区域的商业与消费中心。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官民人口数量庞大，城市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各地商贾远道而来，使北京的商业地位显得尤其重要。同时，商品的齐备也促进了消费的兴盛，商业文化对北京市民心态、市民文化都有所影响。南京作为江南地区的繁盛都会，也是南方商业经济的中心，虽然商业的发达程度与北京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南方城市中仍不失其领军地位。从明代的两都商业文化到清代的国都与省会之间的商业文化，北京与南京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体现了鲜明的差异与时代变迁。同时，经济的发达对城市生活各方面都有所影响，也为两座城市之间的比较与联系创造了条件。
从文化角度看，北京与南京之间同样具备比较的可能性。地处燕赵之地的北京延续了燕赵文化的影响，民风相对粗犷。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浓厚的政治文化与官场文化对市民生活影响明显，他们崇官且讲究排场。与北京相比，地处江南的南京更多地受到吴文化、江南文化的影响，民风较为柔弱。六朝给后世留下的是风流蕴藉的文化追忆，明清两代的南京在政治重要性上始终不如北京，受政治文化影响较小，与北京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政治文化、官场文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在市民生活方面，北京市民因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而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感，他们崇官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讲究排场。由于城市居民身份的分层，官僚贵族与市井平民之间在市民文化的表现上差异明显，官僚贵族追求精致与雅趣，而平民阶层则满足于世俗的一面。山水自然陶冶了南京市民平和的心态，经济的发达与物产的丰富促使不同阶层的市民都表现出重视生活的心理，他们纵情于南京的山水自然，追求声色之乐的满足，明清时期的南京是江南最为知名的休闲都会之一。可以说，北京与南京在地域文化、市民生活上的差异与联系，使这两座城市成为南北文化差异的典型体现。
如果说长安与洛阳，再现了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汴京与临安，氤氲着两宋双城的市井气与繁华梦——那么，明清小说中的北京与南京，则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凭借其风华绝代的都城影像以及城与人、城与城之间无法割裂的深沉眷恋，重重写下了最富韵味与魅力，亦是最为大气醇和的一笔，其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西方学者，如美国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林达·约翰逊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皆为公认的经典之作。而国内学者的著作，则有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林正秋的《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包伟民的《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等，这些著作或为通史性研究，或以某一时代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还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城市生活中，如吴刚的《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其中包括黄新亚的《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史为民的《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陈宝良的《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赵世瑜的《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五种，它们生动地展示了特定朝代的都城与一些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对于本书所探讨的北京与南京这两座城市，学术界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关于北京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有曹子西主编的十卷本《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北京史》（增订版）（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张仁忠的《北京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朱耀廷主编的《北京文化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罗哲文等编著的《北京历史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建伟主编的《北京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建雍等著的《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张艳丽主编的《北京城市生活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北京专史集成》，涉及北京历史文化的各方面，是关于北京城市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对南京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则有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通史》（2010年起陆续出版），薛冰著《南京城市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年安主编的《南京历史文化新探》（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等。
关于古代城市与小说的研究，刘勇强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较早涉及这一主题，他提出了“西湖小说”的概念，并对都市文学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杨子坚的《南京与中国古代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梅新林的《〈红楼梦〉的金陵情结》（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葛永海的《明清小说中的“金陵情结”》（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中“金陵情结”之比较》（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2期），聚焦于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与南京之间的不解之缘。而孙逊、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则梳理了古代小说中东京故事的源流以及影响。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立足于市民文学繁荣的明代，讨论了明代城市的一些特点，以及城市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从一种宏观的角度来探讨城市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城市都有所涉及。至于具体研究古代小说中“双城”意象的，则有孙逊、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宋莉华的《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载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宋词与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此为契机，孙逊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目前已有四种问世，包括谢昆岑的《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刘方的《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蒋朝军的《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以及邓大情的《广州与上海：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对于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北京与南京这样一对城市意象，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选取的角度不乏新颖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文献搜集与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涉及北京与南京的明清小说进行全面地掌握与阅读；采取文史互证的方法分析小说文本，结合明清时期的笔记、诗文、方志等材料，对小说中的城市生活相关内容加以分析；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对同一城市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与城市关系作比较，也对两个城市之间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作比较。
在技术路线与实施方案上，首先是对原始材料的把握，既包括从大量明清小说中梳理与北京、南京相关的作品，也包括搜集对明清时期北京与南京风土人情、文化民俗有所表现的各种其他材料；其次是了解相关课题最新的研究动态，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注重跨学科相关理论的吸收与运用；最后，确定研究的主要思路与研究的重点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绪论部分，对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现状的综述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此书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作说明。
第一章首先介绍北京与南京的历史沿革，把握两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梳理明以前小说作品中北京与南京的书写概况。古代小说对两座城市的文学书写，都经历了从简单的地域背景到涉及城市生活某些内容的过程，城市的某些特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奠定了明清小说北京与南京城市书写的基础。
第二章从北京与南京的政治地位出发。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宫廷气息与官场生活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大气磅礴的宫廷文化对京城官场与北京市民生活影响深远。在北京与南京官场的比较中，北京官员生活状态复杂，浓郁的权力文化与关系文化在官场掮客的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南京政治地位的衰落对官场生活影响明显，明清南京官场以安逸著称，晚清时享乐、淫靡之风的盛行远胜于北京官场。
第三章从商业与服务业的角度凸显北京与南京作为南北商业都会的性质。小说中的北京是全国性的贸易中心，城市商业中心受到城市布局的显著影响，庙市、琉璃厂等商业集市体现了北京商业的繁荣与多元。发达的商业刺激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小说中的北京城市服务业具有鲜明的北方特色。南京是江南地区的商业都会，城市商业中心集中在城南三山街一带，本土特色产业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南京城市服务业在规模、特色上与北京有一定的差异，较多的体现了南方城市生活的特色。
第四章论述小说中的市民生活。小说中的北京市井生活具有鲜明的平民特色，但北京市民又普遍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傲慢。戏园、饭馆、茶馆与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是观察北京市井文化的窗口。作为特殊的市民群体，旗人的生活习俗、消闲爱好，在旗汉文化的交融下，对北京汉人市民也有一定影响。小说中的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寓居南京的外省人与南京市民一起享受南京的“慢生活”。作为文化地标的秦淮河将南京的民俗活动、日常游览、娱乐消遣融汇为一体，是南京城市生活繁华、安逸的代表。休闲游览活动在南京市民生活中较为突出，不分阶层的游观活动塑造了南京休闲城市的形象。
第五章聚焦小说中北京与南京风月描写的变迁与差异。明代小说南北两京官妓不分伯仲，但北京城内的男妓之风已经开始显现。清代小说中的南北风月差异明显，北京妓女形象丑陋，市民青睐的伶人群体在北京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晚清南方妓女北上才改变了这种现象。南京保持了区域风月中心城市的地位，钓鱼巷妓院代表了晚清南京娼妓业的畸形繁荣，是南京城市生活特色之一。
第六章以《红楼梦》为个案。《红楼梦》中的北京与南京被赋予了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城市书写。曹雪芹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将金陵曹家的生活移置为京城贾府的生活，在文学重塑的过程中满足了自己多方面的心理需求，而大观园在书中处于天上与人间、北京与南京的纠葛中心。金陵的甄府是对应京城贾府的江南世家，甄宝玉的转变可以视作曹雪芹忏悔心理在书中的体现。金陵在书中具有现实故乡与精神故乡的两重意义，小说通过生而不能归乡的痛苦，表现了曹雪芹本人的归乡情结。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金陵最终在书中演化为一种意象化的城市符号。
第七章以《儒林外史》为个案。吴敬梓通过对南京地理空间的展示，表现了南京优越的自然环境对文人群体的吸引，南京兴盛的城市文化环境则为文人的理想生活提供了可能。通过寓居南京的外省文人，吴敬梓塑造了一种城市化的文人群体。书中以礼仪活动表现了南京与北京不同的城市文化，凸显了南京作为文人心中精神家园的地位，寓居南京的文人以自己的努力更新了南京传统的文化精神。明清小说中的“金陵情结”在《儒林外史》中主要表现为仰慕情结、理想情结与怀古情结。
结语部分，在前几章论述的基础上，总结小说中所体现的北京与南京的城市文化与城市印象，探讨作者心态以及他者视角对城市书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