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杜尔·莎茨曼

1908年，阿尔杜尔·莎茨曼几乎要辍学了，因为父亲死后，母子俩立即陷入了贫困。

首先，他们不得不从卡伊塞尔斯特拉斯近旁的那套大房子搬到奥得河另一边的一栋又小又差的房子里住。阿尔杜尔从这里去大学本来只要走几分钟就到了——走到桥边，过了桥就是，但现在的情况愈来愈表明，他不得不另想办法，找个工作来养活母亲和他自己。

可是阿尔杜尔·莎茨曼，这个圣马丁中学的德国文学教师古斯塔夫·莎茨曼的名副其实的儿子，却很顽固也很有毅力，他有他的打算，要为实现它而奋斗。因此他马上写了一份有几页纸的手稿，说明他将来有志从事科研的设想和计划，并且提出了许多金光闪闪却并不高明的假设，请求大学领导层可以给予他金钱资助。为了不触动教授们保守的想法，他把他的文章发刊出版，他打心底坚信，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

这种自信是他父亲灌输给他的，要以哈维、巴斯德、科赫为榜样，当然最大的榜样还应属歌德。此外，年轻的莎茨曼这种研究科学的志向也是在母亲的照料下培养的，她很爱她的这个儿子，所有的母亲对独生子都是这样。阿尔杜尔认为自己和他的一些同龄人是不一样的。那些人在他看来都很肤浅，看问题没有深度，不懂反思，也不会提出一些使他们的父亲感到骄傲的、表现了强烈求知欲的问题。年仅二十五岁的阿尔杜尔却把别人都看成是孩子，是不懂对周围世界的选择、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孩子。

所以尽管阿尔杜尔·莎茨曼对人的头脑进行过生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懂如何与人打交道。他把人的脑袋看成是一台机器，一台内部结构完美无缺的机器，他也把它看成是一个乐器，一种挑战。

他在大学的学习是最后一年了，已经走在这条科学研究的大道上。他对他那篇天才的毕业论文已经有了构想，他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用手术刀进行解剖实验，研究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当他决心这么做的时候，他也成功做到了。

在他看来，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阿尔杜尔·莎茨曼了，他不仅这样想，还这样自称。现在就是要使他的这些想法尽快地实现，要争取时间达成目标，但也要遵守时间和因果的发展变化。

他向大学校长提交申请书的时候，已经用心学习了六年医学、哲学、大自然的历史和化学这些领域的知识，他在莱比锡的一个精神病医院里当过两年助理，也参加了好几次实验性的开颅手术，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到他可以在这个大学里工作。这之中有几个因素：首先是莎茨曼的科研活跃度有点乱七八糟，就像大学里的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歇斯底里”；其次是阿尔杜尔大张旗鼓地表明他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第三就是他的犹太出身。但是如果从一些大的方面来看，他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却能使他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中有重大的发现和转折。他的乱七八糟比韦伯的粗心大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思想观点也没有达尔文那么有革命性，但他的同化观点却比弗洛伊德的还更深刻。

在这个世纪之交，在阿尔杜尔·莎茨曼的青年时代，科学研究就像浪涛一样滚滚向前，突破了到那时仍采用的旧方法，开始向前迈进，改变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旧思想。阿尔杜尔·莎茨曼也随波逐流，从康德到精神病病原学，到自然选择学说，再到研究大脑的构造，他绕着这些圈子不断思考。当他为科研工作申请资助的时候，他也给学校办事处交了一份他研究人脑边缘系统里的下丘脑以及它的结构和功能的报告。他想完成这项研究工作，要永远让人们知道，人的所有的情感，包括仇恨和恐惧、对罪恶和失望、对爱和心醉神迷的感觉，最有可能就是这个神经系统掌控的。这种想法，因为它的单纯和理所当然，表现出了一种纯净的美，使他非常着迷，使他感到高兴，就像一个孩子有了发言权，现在他可以大胆地发言了。不久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在“烟卷下”酒馆里喝酒的时候，他的自满再一次爆发，他用演员的腔调跟他们讲着下丘脑在爱的情感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他在父亲死后首次参加社交活动。

阿尔杜尔需要有他的听众，听众就像空气一样，对他来说不可缺少，在他的同学们中有一种舆论，认为他是他们的社交灵魂。女人们也很喜欢他，特别是格列塔和玛莉耶姊妹俩，她们经常在酒厂的附近一带绕着转。但是在这个爱热闹和社交的单身汉的家里，却没有人来。他有孝心，要照顾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在父亲死后真的受不了。在家里和学校的办事处，他都要看书，他也离不开古斯塔夫·莎茨曼留下的那些书。他成了一个书虫，一个思想家，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上定会获得某种荣誉，他已经扮演起了父母早就为他定好的角色，而且他自己也打心底里接受。

他在边缘系统-下丘脑的研究中提出的观点使他获得了走向科学世界和个人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一切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得到肯定就有了信心，信心在这个现实中是一定要有的。一切能够理解的东西、成为架构的东西，就像德国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都被永远饥饿的智慧吞食了，都被用来建造以概念、系统和等级为底的高楼大厦。

但是阿尔杜尔并不经常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过早地接受了怀疑主义，而当这种肯定到来时，他感受到了一种神魂超脱般的狂喜。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这种肯定对他有双重价值。当他晚上看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著作时，他总是要高兴地大叫一声：“是的！”这个时候，他就要把这些著作扣在桌上，书脊朝上，在房间里像患了精神病一样地走来走去。母亲看着他感到很不安，后来她也放纵了他这一举动，因为她的丈夫年轻时也是这样。

当古斯塔夫·莎茨曼还在世时，那个年纪的阿尔杜尔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和他聊天。阿尔杜尔当时说话又急又乱，双手在空中胡乱飞舞，使得老莎茨曼很生气，觉得非给他上几堂简单的语法课不可。他总是想让儿子讲话的时候能够讲得既简单又明白，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无疑可以证明一个人的理智是非常清晰的。他们有时候要讨论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这时候，母亲总是把茶水给他们送来，她认为这样的两代人不频繁的会面是一种男人的游戏，就像打猎一样。阿尔杜尔这时摆出一种富有挑衅性的架势，他神气十足地大声说出了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一句话：“没有磷就没有思想。”或者“思想之于脑子就像尿之于肾脏”。这激怒了他的父亲，两个人开始争吵起来，很快他们就像在两个不同的讲经台对着对方发表意见，谁也不听谁的。阿尔杜尔后来觉得他根本不应该到父亲这里来。老莎茨曼要对每一种概念都“下定义”，他引用歌德和海涅的话，要弄清他不懂得的一些医学或者生理学的定义，为的是抵挡那已太老旧的浪漫主义智慧。这倒使得阿尔杜尔发热的头脑变得冷静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不再要求父亲相信他的那些关于这个世界秩序的新发现了。

虽然父亲曾多次听到过阿尔杜尔讲解大脑边缘系统和下丘脑，但他对儿子的那些假设的具体内容还是没有弄清楚，从五月到八月，他的意识中只有痛苦。

父亲的死在阿尔杜尔看来是很突然的，他一直无法释怀。随着父亲去世，他的童年到此也结束了，从此他也失去了在卡伊塞尔斯特拉斯的住宅。每天走廊里再也没有父亲的缎面制服闪耀过好几次的光彩，陷入了永恒的暮色中。父亲每天喝咖啡时也要抽烟，客厅里已经没有他留下的烟灰，办公室里再也听不到整理稿纸的声响，如今只留下了被遗弃的感觉，令人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俩，他和他的母亲来说，就不难离开这里，搬到奥得河另一边那栋较小的住宅里去了，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从流放到此的房子的窗子向外望去，现在正可以看见大学里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