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敦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的大臣，他迫使北周静帝让位于他，然后逐步统一了中国。所以对于包括敦煌在内的北方大部分地区来说，从北周到隋代并没有经历什么战乱。

隋朝对于敦煌和河西地区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隋朝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同西域的交往，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敦煌间，主持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之间的联络、贸易及交通等事宜。裴矩亲自到敦煌等地考察，并利用与胡商接触的机会，了解西域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及服章物产等，写出了《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从敦煌往西的三条道路，指出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此书虽然已佚，但其中的序言部分却保存了下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第二，隋炀帝因《西域图记》对西域更感兴趣，便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五月合围吐谷浑于覆袁川，降者10余万人。六月到了张掖，在那里召见了西域27国的使节，下令当地的人民盛装观看，队伍长达数十里。虽说这是隋炀帝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做法，但也显示了隋王朝的强盛和河西的繁荣。而且，隋朝对西域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就表现出许多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形象及服饰特征。

隋文帝幼年是在寺院里长大的，所以他一直对佛教十分崇信。他成为皇帝后，尊佛教为国教，于开皇二十年（600年）下诏要求保护各地的寺院及佛像，对破坏佛像者要处重罪。仁寿年间（601—604年），他又遣中使专程到瓜州崇教寺建舍利塔。当时的敦煌称为瓜州，而崇教寺就是莫高窟。由于皇帝的提倡与扶持，各地的佛教迅速地繁荣起来。在隋朝短短的37年间，敦煌莫高窟兴建洞窟达94座，而且有不少是大型洞窟，这在莫高窟营建的历史上非常突出。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期内兴建这样大规模的石窟是很难想象的。

隋朝末年，政治动乱。李轨于617年在武威独立，自称河西大凉王，占据了河西五郡之地。唐朝于开国的第二年（619年）消灭了李轨的势力，收复了河西。次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等反唐，两年后叛乱平息。不久又有动乱，经过了六七年，才逐渐安定下来。所以，贞观初年的西北边陲极不稳定，当时的政府禁止百姓出入西北边境。当年玄奘经河西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只好昼伏夜行，偷偷过了玉门关，经大沙漠而到达西域，其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等玄奘于贞观十八年（644年）从印度回国时，边禁早已取消，丝绸之路已经畅通，唐太宗令敦煌太守出迎玄奘于沙漠之中。

由于唐朝平定了西突厥和龟兹，并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敦煌由西部边陲城市变为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迎来了经济文化繁荣的高潮。唐代前期的敦煌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当时的《沙州图经》等文献记载，沙州刺史李无亏曾修“长城堰”，“百姓欢庆”。其后，他陆续修建了不少水渠，如宜秋渠、北府渠、孟授渠等。对此，边塞诗人岑参作《敦煌太守后庭歌》，颂曰：

敦煌太守才且贤，

郡中无事高枕眠。

太守到来山出泉，

黄沙碛里人种田。

敦煌耆旧鬓皓然，

愿留太守更五年。

《资治通鉴》也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年），河西陇右已是富甲天下了。敦煌曲子词中有“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的歌词。当时的元宵灯会，号称“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

当时的敦煌是联结西域与中国内地商业贸易的中心，内地的丝绸、茶叶、陶瓷通过敦煌输往西域，而西域的畜产品及珍禽异兽等也由这里运往内地。历史文献中记载敦煌一地有许多少数民族及西域各国的商人活动，敦煌壁画中也能看到不少外国人的形象。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敦煌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莫高窟的营建也进入了黄金时代。唐前期共建造洞窟140多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大佛窟以及大型洞窟的建造多了起来，如开凿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的莫高窟第96窟，俗称大佛殿，内有高达35.5米的大佛；开凿于开元年间的第130窟，内有高26米的大佛；榆林窟第6窟也有高23米的大佛。开凿于大历十一年（776年）以前的第148窟，内塑长14.5米的涅槃佛像。这些规模宏大的洞窟，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仅此也说明了唐前期敦煌一地雄厚的经济力量。

公元781年，敦煌进入了吐蕃时代。

吐蕃民族是藏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公元629年起，松赞干布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633年，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唐朝初年，吐蕃即与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唐蕃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然而松赞干布以后的赞普不断加强军备，逐渐向四川南部及西域、河陇地区扩张势力，终于在唐朝因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西部的情况下，一举占领了河西地区。

吐蕃统治时期，尽管在敦煌实行落后的部落制度，然而吐蕃民族笃信佛教，所以，这一时期不仅完成了一批唐前期未建完的洞窟，而且新开洞窟50多个，营造洞窟的规模不亚于唐前期。这一时期的大型洞窟有：第158窟，内塑长15米的涅槃佛像；第365窟，内塑七身佛像，称为七佛堂。吐蕃时代僧侣的地位很高，一些高僧甚至能参与政事，而当时的高僧中有不少都是汉僧，这也就决定了石窟艺术保持了唐前期以来的风格。只是在表现帝王的场面时，一般都要画出吐蕃赞普的形象，与中原式帝王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如第159窟、231窟的维摩诘经变中，就画有吐蕃赞普听法的场面。

吐蕃时代的佛教艺术继承了唐前期的传统风格，人物造型丰满，笔法流畅，但色彩已由华丽绚烂走向简淡。莫高窟第112窟、159窟、231窟以及榆林窟第25窟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