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播与石窟的营建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前563—约前483年），他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本是净饭王的太子。但宫中的生活不能使他愉快，他一直思索着人生的意义。由于苦思不得其解，便决定出家修行，在树林中苦修了六年。据说后来在菩提树下他一下子大彻大悟了，从此开始传道说法。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不断弘法，倡导和平慈爱、自我牺牲、克制欲念、禁戒残暴、诚信无私，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人人平等。释迦牟尼与中国的孔子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那个时候，印度存在许多小国，即使在释迦牟尼死后很久，佛教势力仍不太强大。

公元前3世纪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阿育王十分崇信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据说他曾建造八万四千座佛塔。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印度都有佛教僧伽组织，同时佛教在中亚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也大大加强了。

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经中亚传入了我国的于阗一带。史载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时候，曾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很多人认为这个“祭天金人”就是佛像。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那时的匈奴人已经信仰佛教了。史载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曾派遣蔡愔等人到西域迎接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到京都讲佛法；次年，于洛阳城建立白马寺，作为高僧们宣弘佛法之地。白马寺就是正史上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寺庙。佛教初传中国时，受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强烈抵制，因此佛教与儒、道之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没有太强烈的儒家思想观念，佛教信仰很快就流行开了。所以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佛教石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就长时期在凉州传教。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从小就出家当了和尚，受过严格的教育。9岁时，他随母亲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拜名僧盘头达多为师，渐渐显露出才华。12岁回疏勒时，已较有名气。后来，龟兹王亲自到疏勒迎接他到龟兹新寺讲经。那时，西域诸王每听罗什讲经，都要长跪座侧，让罗什踩背而登座。鸠摩罗什的名声传到了中原，前秦王苻坚十分仰慕，决定把他请到长安，于是派大将军吕光伐龟兹。他对吕光说：“其实我并不是想要龟兹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鸠摩罗什，贤哲之人乃国家之宝，你们只要得到鸠摩罗什，就马上通过驿站给我送来。”383年，吕光击败龟兹，得到鸠摩罗什和2万多峰骆驼，全胜而归。可是当他回到凉州时，却传来了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兵败的消息，于是便不再东进，于386年在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建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也不得不留在姑臧。吕光并不信佛教，因此也不重视鸠摩罗什。然而，当时已建立了后秦的姚苌想请鸠摩罗什到关中去，吕光却加以阻挠，使他未能成行。直到姚苌之子姚兴继承王位，于401年派兵打败了后凉之主吕隆，鸠摩罗什才得以入关。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让他在长安的西明阁及逍遥园讲经和译经。鸠摩罗什于409年逝世，他在晚年除了讲授佛经外，还十分勤奋地翻译佛经，共译经74部384卷，并有弟子3000人，对于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统治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还不惜耗费巨资，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开凿石窟。当时的河西一带也开凿了大量石窟寺，现在所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石窟是甘肃省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北凉王沮渠蒙逊十分崇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于凉州城（今武威市）东南的天梯山开凿了石窟，称为“凉州石窟”。与此同时，张掖附近的金塔寺石窟、马蹄寺石窟，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也相继开凿，而以上几处石窟都在古代凉州境内，有人认为它们都属于凉州石窟的范畴。366年，敦煌开始了石窟的开凿。后来北凉为北魏所灭，北魏把凉州的大部分僧人接到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些凉州僧人成了北魏初期佛教的主导者，著名的凉州高僧昙曜还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可见凉州佛教的深厚影响力。

敦煌与西域接近，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在佛教传入初期，来往于西域和中原之间的中外高僧们常常在敦煌讲经说法，或作短暂停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敦煌一地的佛教发展。北凉灭西凉以后，罽宾僧人昙摩蜜多就从龟兹来到敦煌，修建了严净的寺院，当时佛教的传播也许会使深受战争创伤的敦煌人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吧。北魏后，佛教在敦煌快速发展，一些有名的高僧出自敦煌，寺院与石窟的开凿也十分盛行。佛教的繁荣，使敦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佛教都会。

《魏书》就记载了敦煌地区佛教僧人与当地人民相交融，村坞中也多有塔寺的情况。魏正始年间（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了许多佛经。在敦煌期间，他从罽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了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法护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跟随他的僧徒就有1000多名。因他世居敦煌，所以人们称他为“敦煌菩萨”。法护的弟子竺法乘早年跟随他在长安、洛阳笔录译文。后来，法乘回到敦煌，兴建寺庙，为大众说法。史书记载他“忘身为道，诲而不倦”，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护。此外，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也是著名的高僧，他们曾与竺法护在长安山寺隐居。敦煌人宋云自幼出家，后来到北魏东都洛阳。516年，胡太后派他和慧生一道去西域取经。他们从青海到鄯善，历尽艰辛，由塔什库尔干进入阿富汗，然后转道巴基斯坦，参观了许多佛教名胜。他们向当地国王介绍了中国的周公、孔子、老子等人物。他们的事迹在巴基斯坦流传很广，至今许多普通的巴基斯坦人还能说出这一段友好交往的故事。宋云和慧生都写过游记，可惜已经失传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本书开头所记的那个故事，内地的高僧来到敦煌开凿洞窟修行。佛教的僧侣们不仅要在城里兴建寺院，为了更好地修行，他们还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凿石窟，进行禅修。莫高窟最早开凿的石窟就是僧人们修行所用的禅窟。窟室很矮小，仅够一个人在里面打坐。有人推测，现存第268窟可能就是乐僔所建的洞窟。这是一个高1.5米左右的小型洞窟，中央是一条宽不足1米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有两个仅能容身的禅室，大约就是修禅的地方。

但仅仅有禅窟是不够的，和尚们除了个人的修行外，还要举行一些仪式，进行礼拜活动，于是另一种类型的洞窟——礼拜窟就产生了。礼拜窟往往窟室很宽敞，能容纳较多的人；正面塑出高大的佛像，墙壁上还要画出很多与佛教相关的壁画。第275窟就是具有礼拜性质的石窟，正面是一个高达3.35米的弥勒菩萨像，两侧的壁画分别是有关释迦牟尼生平的佛传故事和释迦牟尼前世传说的本生故事。这样的故事画在龟兹地区石窟中是十分流行的。早期敦煌佛教与西域有着密切联系，龟兹风格也自然影响到了敦煌壁画。浓厚的西域风格是早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北魏以后流行的礼拜窟主要是中心塔柱窟。

公元420—589年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方由汉民族政权占据，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方先由少数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占据，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分别被北齐与北周所取代。敦煌则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时期。

公元442年，北魏击败了北凉沮渠氏在敦煌的余部，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机从伊吾打回敦煌，并奉表归降于北魏，于是北魏任命李宝之弟怀达为敦煌太守，授予李宝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等职。三年后，又征李宝入朝，设敦煌镇。当时敦煌几经战乱，经济十分萧条，而且北方的柔然、南方的吐谷浑时常威胁着处于边境的敦煌，北魏朝廷曾打算放弃敦煌。直到5世纪末，北魏击破柔然，敦煌才算安宁下来。孝昌年间，北魏改敦煌镇为瓜州，并委派魏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这可能是敦煌历史上第一次由宗室来担任地方官，无疑给敦煌文化的再度繁荣带来了契机。由于元荣崇信佛教，在敦煌大兴佛寺与石窟，莫高窟的营建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莫高窟第285窟有大统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题记，正好是元荣任期内所作的，从这个洞窟的内容及艺术上可以看出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莫高窟的碑文也记载元荣曾开一个大窟，虽说不一定是第285窟，但崇信佛教的元荣从中原来到敦煌，必然带来了一批开窟造像和绘制壁画的工匠，他们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自然会产生重要作用。

由北魏到西魏再到北周，这三个朝代的更替，在敦煌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只不过由中原朝廷新派官员来驻守敦煌，因此，这100多年是敦煌政治安定的时期。北周政权在与东面的北齐，南方的梁、陈对峙的情况下，十分注重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北周静帝还把千金公主嫁给突厥可汗沙钵略为妻，以和亲的办法赢得了西部的安宁。当时，西域的于阗、鄯善、龟兹等国都先后派使者与北周通好。这样，处于丝路要道的敦煌，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能得到交流与促进，进入了十分活跃的时期。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时，也兴建了一座大洞窟。在他的带动下，当时佛教石窟的开凿也很兴盛。于是，在北朝统治者的倡导和佛教僧侣们的努力下，敦煌便成为一个佛教的都会，之后的敦煌文化史几乎都与佛教有关。 6dHAs7JtIsDNT5o3HN3Al+TvB4t+vTEAIWutQFGUD6D1G7WpKSLtwA1nN7bf0s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