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综观全球，早期人类社会是平等的，人类依赖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来维持生计。大多数情况下，狩猎和采集需要人类进行季节性迁移以跟随野生猎物，收获野生植物。包括玛雅在内的所有复杂社会的基础在于，从游牧式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向依赖当地可用食物来源的永久定居社区的转变。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偶然的选择、意外或必然性可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论是何原因，永久定居需要稳定的食物资源，这些资源必须近在咫尺且全年可得，或生产足够多的剩余食物，以支撑度过粮食不足的时期。多数情况下，这种生存基础来自于家庭粮食生产——农业和畜牧业——并且允许建立自治的定居社区。但农业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旧世界，人们经过几代人的试验，才从家庭养殖和种植的动植物中创造出稳定、可靠和多产的食物来源，从而产生足够的食物盈余，以支持全年定居型社区。
对古代永久定居点的探测取决于考古记录的变化。还有一个问题是，构成永久定居点的证据是什么。一些迹象表明，实质性建筑投资——房屋和储存设施——经常被使用。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永久定居点的证据，那么如何证明农业，甚至是家庭食物来源对于定居点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呢？至此，考古学家必须修复保存下来的有机残留物——花粉、种子、可食用植物的叶子，或是驯养动物的骨头和牙齿。但要区分野生和家养物种，考古学家必须依靠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探测早期定居型社区的遗址，它们在整个景观中的模式就能表明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例如，自治社区的聚落模式可能反映了一个地方区域内的一系列小遗址，这些遗址在规模或构成上都与同时代的遗址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增加粮食生产和其他资源生产的潜力，这些定居型自治社区可能会增加人口和社会差别，而不仅仅是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不平等是社会复杂性的发展基础。例如，能够生产更多食物、创造更多财富，或控制更多劳动力的个体（“强化者”）会获得地位，并且能够指导社区其他成员的活动。社会经济差异，尤其是那些导致部分个体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个体之上的差异，代表了复杂社会的根源。不平等的起源或许可以从房屋遗迹的差异中发现——有些房屋比其他房屋更大、设施更好。如果这些差异从一个社区延伸出去，一个地方区域内的遗址可能会因为自身规模更大，或是拥有独有的特征而显著，这表明这个社区可能比其他规模更小的邻近社区更有权力。通过这种方式，经济等级制度或社会政治控制通常在不同规模的遗址等级制度中反映出来——这个案例被视为普通的两级遗址等级制度。
个体一生中获得的地位和声望得到提高，但不可由后代继承，这就是成就性地位（achieved status）。相反，如果地位差异可以被继承，并世代延续，这就是继承性（获得性）地位［inherited（ascribed）status］——通过这种方式，因太年轻而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声望和财富的后代会从父母那里获得更高的地位。有些强化者不仅有能力将财富和声望传给后代，还能将其增加的权力也传承下去。如果社会内部特定的家庭或氏族垄断了高地位和权力，一个精英群体可能会诞生。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一个小的精英群体维持较高的地位、财富，最终其权力凌驾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这些地位差异可能由于同部族婚姻（限于一个族群或阶级的内部婚姻）而社会性增强，也可能因为意识形态而增强（通过源自非精英阶层的，独立的甚至超自然的神话）。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精英成员通常在社区中掌控核心政治和宗教地位。
当这样一个早期的复杂组织在一个领导人的领导下扩展并兼并了几个社区时，它往往符合酋邦的定义。这种扩张既可以通过婚姻联盟或类似的和平手段实现，也可以通过战争等强制手段实现。当一个社区扩张到控制其邻居时，我们可以开始称其为与酋邦有关的一片领土或一个政体。但酋邦通常强调对人民的控制，而非对领土的控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体并不像国家控制的领土那样庞大或完整。考古记录中有几个关键迹象表明酋邦级别社会的存在。包括以下证据：一定程度的工艺专业化和贸易，尤其是把外来（外国）材料作为地位和宗教的象征；征收和再分配贡品；继承的社会等级（房屋、丧葬习俗和社会财富的显著差异）；以及公共工程（通常是在权威人士的指导下，需要动员劳动力的大型建筑）。酋邦的一个较为标准的聚落模式特征是由规模或构成差异定义的。
在一个精英集团管理下，酋邦由一个几乎没有强制力或真正政治权力的酋长行使最终权力。酋长的权威往往取决于他作为战争领袖的成功，但最终他指挥其他社会成员的能力来自于对宗教和财富的控制。酋长通常凭借自己与超自然事物的关系以及自己德高望重的祖先获取权威。他的权力来自于人们相信酋长拥有与超自然事物联络的特殊本领，这种能力可以用来帮助或是伤害他人。为了确保这种超自然力量用于适当目的，人们会向酋长进献贡品——食物、商品以及劳动力，这些贡品是经济过剩的产物。然而，酋长的权力通常仅限于通过劝说和使用征收来的贡品来制定义务，以及通过宴会、送礼和仪式建立联盟。通过给予这些恩惠，酋长获得了臣民和盟友持续的忠诚。
随着人口和组织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最重要的是，社会领导人或领导集团手中的权力增加，酋邦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完整，直到它符合一个国家的定义。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发生。其中之一便是战争，因为战争常常孕育权力。战斗的成功通常需要良好的组织和清晰的指挥与控制路线，这些都来源于领导者，同时给予了战争领导人对其他人的强制权力。当这种来源于组织的强制权力和在战争中完善的指挥路线扩展到整个社会时，国家就可能产生。社会内部权力平衡的这些变化可以用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由于一个酋邦征服和接管另一个酋邦而增加的人口和资源。
与酋邦不同的是，国家是由他们所控制的领土来定义的——简而言之，它们形成了一个有边界的政体或王国。大多数玛雅政体规模较小，因此，无论何时，玛雅地区都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管控着一片相对有限的领土。但也存在明显的特例，一些国家发展成为更大、更强大的王国，统治着小型政体。一个国家级社会存在许多考古学指标，首先最明显的证据是集中政治控制，还有商品生产和分配管理、主要公共工程及真正的城市。就聚落模式而言，通常在一个区域内至少存在一个由规模和构成差异来定义的四级遗址等级制度，其中一个遗址起主导作用（政治首都），它比其余遗址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瓦夏克吞位于蒂卡尔以北，路程大约要步行一天（约40千米）的中部低地。西尔韦纳斯·莫利于1916年组织了一个考察队前往该遗址，瓦夏克吞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地区。莫利创造了“瓦夏克吞”这个名字，意为“八块石头”（eight stone），9号表彰石碑，一块在玛雅长纪历（Long Count）中有着8伯克盾（Bak'tun）的纪念碑（见第三章），莫利发现它时，这是最早的已知的玛雅日期（公元328年）。经过莫利的初步侦察之后，瓦夏克吞成为了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1926年—1937年）在中部低地进行第一次全面考古调查的地点。参与者包括弗兰兹·布洛姆（Franz Blom）、奥利弗·里基森（Oliver Ricketson）、伊迪丝·里基森（Edith Ricketson）、A.莱迪亚德·史密斯（A. Ledyard Smith）、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埃德温·舒克（Edwin Shook）以及罗伯特·沃科普。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为低地玛雅考古学提供了许多“第一”，包括发现低地第一座主要的前古典庙宇“建筑E-VIII-sub”，以及第一个极为齐整的建筑组合E。该遗址的测绘引起了对低地玛雅遗址的初期定居点的调查，罗伯特·沃科普对家庭遗迹的挖掘建成了玛雅地区最早的家庭考古学。中部低地的第一个考古学年表建立在罗伯特·史密斯的瓦夏克吞陶器序列之上，同时还结合了历法铭文、建筑发展和其他指标。陶器年表反映了瓦夏克吞人的占领期：起源于前古典期中期，结束于古典终结期。几乎所有在中部低地的其他挖掘工作，包括后来在蒂卡尔的工作，都以瓦夏克吞年表为起点。
玛雅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理位置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规模、组织和权力上也有差异。与其他早期国家一样，战争使一些玛雅政体在领土和人口规模上都得以扩张。因此，一些最具侵略性和最成功的玛雅国家控制着庞大的政体，这些政体拥有数以万计的人口。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通常被制度化为一个领导者或国王担任的最高职位，它统治着大多数玛雅国家。尽管玛雅国王的权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兴衰，但他们的权力由宗教、战争以及臣民的幸福来衡量。这些国王至少拥有一些强制权力，比如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国家崇拜或宗教，以及行政人员和官员、宫殿守卫和军队等级制度支持。
世界各地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工业化前的国家（preindustrial states）。总的来说，这些国家与先前提到的早期文明相对应，它们由自身的建筑和艺术风格、工程成就、文字体系以及城市定义。国家的特点还包括专职的手工艺专业化和复杂社会分层（将社会划分为统治精英阶层和非统治精英阶层），但顾名思义，工业化前的国家与18世纪、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现代工业国家（modern industrial states）截然不同。工业化前的国家不具备现代国家典型的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快速通信和高效运输。工业化前的国家依靠人力和畜力，而非更强大的能源，如蒸汽、电力、内燃机和核能。这意味着，工业化前的国家的经济产出远低于现代工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