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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名称，总是耐人寻味，有以所居方位命之，如东山、南山；有因使命而命之，如五岳之首的泰山。每一座山的名字都是山的大封面，隐含着山的身世和丰盈的故事。而多山的重庆，有一座山的名字格外有声有色有故事。歌乐山，这是一座会唱歌会起舞给人带来快乐的山吗？
歌乐山在重庆主城的西面，那里有多山之城难得的坝子平坦地：沙坪坝、西永大学城……而歌乐山突然就拔地而起，仿佛让世界都没有准备，大吃一惊。
这也难怪传说中有“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宴宾客于歌乐山”，歌乐山因此得名。想一想做大事的伟男子大禹，可以随随便便找个地方来宴请宾客吗？那肯定会是个特别之地。被神话选中的歌乐山自然就是座特别之山。早在明代，它已成为渝州的名山胜地，抑或还回荡着上古的宴酣之乐、丝竹之声，中古的刀光剑影、王朝兴替，近代的开埠风云、抗战烽烟，直到现在的万家灯火、流光溢彩，多少被人传颂和被人忘却的故事，都被歌乐山巉岩峭壁紧紧搂住，温柔地抱在了怀里。
歌乐山，在很多人的心里是和一本小说有紧密联系的——长篇小说《红岩》。这本由重庆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抒写了一群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追求光明公平的社会而在重庆城、在歌乐山下奋斗、流血、牺牲的故事。61年来，其发行量超过1170万册，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发行量最高的作品。“红岩精神”也成为重庆的一种城市骨骼，永远感召重庆人的一种力量。一本书、一座山，一个无数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由与信仰的传奇。无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黄山之奇的歌乐山，就这样在历史里有了厚度，带着亘古不变的悲怆与壮丽。
歌乐山长什么样子？
正如我们开篇描述的，山，在嘉陵江畔忽然无端拔起，巍峨耸立，一削千尺。古巴蜀人用青石板、青石条，在连绵不绝的山石茂林中，硬生生地开辟出一条连接渝州城与锦官城的官道。400多年来，贩夫走卒、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在这条道上来来往往，悲欢离合，以巴人骁勇坚韧谱写生死传奇。虽历经岁月洗礼，迄今仍有一段古道完好保留下来，成为著名山城登山步道“三百梯”。“三”在这里只是虚数，意指山道石梯级数众多，陡峭难登。
即便是沿盘山公路驱车上山，驾驶难度系数之高，也让自驾旅游的外地人胆战心惊，不可思议：堂堂直辖市主城区居然有这么难开车的地方，搞错没？之字形上攀的陡峭山路，刚够两车并行。如果迎面而来的是公交车或者重卡车，几乎是两车贴身而过。车顶上不时有树枝划过，哗哗作响。车的动力稍差一点，发动机一路声嘶力竭，好像随时要掉下悬崖的样子。外地司机一路全身直冒冷汗，一路内心暗自叫唤：李白诚不欺我，蜀道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
但本地司机们却轻松地握着方向盘，神情笃定。因为大多数重庆司机王者般的开车技术，就是在歌乐山上一个又一个的弯道中硬“弯”出来的。“自驾没去过折多山，就先跑一圈歌乐山十八弯。”这是重庆司机们的共识。当重庆人从4S店提出新车，必定先去歌乐山十八弯溜达一圈，检验车的动力、侧倾、抓地以及方向盘的手感，和爱车一起，体验一把极致驾驶的乐趣。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生就一双健壮的小腿。爬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往山林深处去。记得一次暴风骤雨中，和同伴一起，穿起雨衣，强登歌乐山。耳畔松风鸣涧，四周寒气逼人。山顶一挂急流，争着喧嚣而下，水石相击，飞珠溅玉。当我们艰难地穿过密林，来到半山腰的一块平畴时，暴雨骤停，金色的阳光从云层后透出来，呈现在眼前的是“芳草池塘处处佳，竹篱茅屋野人家”的田园景物。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以及田埂间杂种着的桃树、李树，粉中有白，黄中渗绿，热热闹闹、层层叠叠，向山峰那边蜿蜒而去。山峰脚下，是白屋红瓦，一处农家的立春时光。
这山水画，是属于艺术家们的。
遥想当年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一跃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便有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渝州。而渝西的歌乐山自然成为他们常来常往、具有文艺腔调的私宠之山。郭沫若、冰心、老舍、臧克家、萧红等众多文学家蛰居这里，留下无数名文佳句。1940年冬，当代著名作家冰心，受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邀请，举家从昆明搬迁至重庆歌乐山上的林家庙5号，远离市声，甘守寂寞，过起了清苦而安静的山居生活。这座被冰心命名为“潜庐”的小小房舍，是一栋砖木结构的2层小楼，坐落在歌乐山的半山腰上，四周有苍翠的松树和常绿的灌木环绕，推开卧室的窗子可以看见狮子山和云顶山，山脚下就是清澈见底的嘉陵江。碧水青山，乱世中的田园生活，让冰心不仅创作出广为流传的《我的童年》《我的母亲》《关于女人》等精品佳作，更是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20世纪50年代，她写下名篇《小桔灯》，文中那个“光脚穿着草鞋”的歌乐山小女孩，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形象，作品赢得了海内外亿万少年儿童的喜爱。
而与歌乐山最为亲厚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臧克家。就算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也一定知道他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在歌乐山的一个小院里，臧克家隐居了4年。青峰、绿竹、溪流、云烟，以及满山的红杜鹃，歌乐山的美景洗涤了诗人的眼睛，歌乐山淳朴、勤劳的山民，温暖了诗人的心。他看着田里的秧子长成稻谷，小园子里各种青菜又肥又嫩；他站在院坝就会闻到大田里熟透了的稻谷香、坡上开始挂黄的苞谷香，更让他如醉如痴的是初夏晚风里，不知是哪里吹来的黄桷兰香。重庆人把两广人叫作白兰花的花树叫作黄桷兰，不仅因为它和重庆市树黄葛树外形类似，更因为它和黄葛树一样遍布这里的城市、乡间，都有一股子坚韧不拔的劲头。它们会让所有离乡背井人的乡愁，庇护在黄葛树的亭亭华盖和黄桷兰的幽幽甜香之中，熬成祛病除灾的酒。在歌乐山清苦的山居岁月，诗人写下了《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等大量名篇。离开歌乐山后，他更写下了名诗《歌乐山》。诗中，他反复深情地吟哦：
歌乐山 歌乐山
我放弃了歌乐山
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对于山环水抱、重峦叠嶂的歌乐山，最得它仙气与灵性的是国画大师们。1938年，才30多岁的画家傅抱石，第一次站在歌乐山脚，仰望“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歌乐云景，心中多少是有几分凄凉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在那个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时代，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辗转千里到达后方重庆，何其艰难。为躲避惨烈的敌机轰炸，傅抱石在歌乐山金刚坡租下一间农舍安顿一家老小，自号“金刚坡下山斋”。
听起来又豪气又雅致的“金刚坡下山斋”，其实是一幢极简陋、又因年久失修而凋零朽败的农舍。然而，傅抱石却异常中意。屋后，是苍翠金刚坡的山腰，泉水自山隙奔放；屋外，环以青翠的毛竹，满眼是一块连一块的梯田。以金刚坡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是画家时常攀登、徘徊、思索的乐园。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总是坚持步行，如同一个毛头小伙，手舞足蹈地奔向他的情人。而那条崎岖小径，即是他与歌乐山缘定三生，相识、相知、相守之路。他曾对友人感叹：“真是好景说不尽呵，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
每到夏季，狂暴的山雨袭来，四周顿时混沌一片。他戴上斗笠，冲进滂沱大雨中，看瀑布奔流，听雨打芭蕉，看雨雾弥漫，天地苍茫，“金刚坡下山斋”的两间房极小，不得已，他把全家人吃饭用的方木桌抬到门口，借着门外的光线，乘醉酒后的豪兴，决然放弃国画传统的皴、擦、点、染技法程式，创造出散笔乱锋、连皴带擦的“抱石皴”。以排山倒海之势，石破天惊地给千年来被束缚于条条框框中的中国山水画，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犹记得第一次看到抱石先生代表作《巴山夜雨》时的震动。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情绪淡然、笔墨简练、讲究留白，更少有夜色的描绘。而这幅画，大半画幅放置层层叠叠的山峦，画中山脉层层向上，直逼云天。全画笔墨如卷云之势纵横驰骋，乱头粗服而斑驳披拂，气势磅礴。那重重的山，密云丛生的雾，层层叠叠的房舍，烟雨弥漫的夜色，小径、酒肆、小屋透出微微光亮……传神地描绘出烟笼雾锁、缥缈秀润的雨中夜色，渲染出画家内心的孤独，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和对友人的思念，“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金刚坡岁月”，是傅抱石艺术飞跃、成就显著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自谓“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阶段”。歌乐山的山水，让画家内心激荡、灵感喷涌。山涧、流泉、峰峦，狂风、暴雨、乌云，流淌在他的血液里，然后，成了墨，成了画，成了《云台山图》《潇潇暮雨》《丽人行》《大涤草堂图》《屈原》《万竿烟雨》。一幅又一幅，源源不断问世的佳作，是歌乐山给傅先生最好的礼物，也是傅先生给歌乐山最深情的情书。
国画巨擘傅抱石，与他的艺术圣地歌乐山朝夕相伴8个春秋，直到抗战胜利，才随中央大学回迁南京。
而另外一个画家，则永远留在歌乐山的怀抱中。他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被誉为中国画坛画虎第一人，享有“虎痴”盛誉。除却画虎，他还创下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白宫的画家；第一个由政府派出，赴欧美宣传抗日、募捐的画家……两年时间，他在美国、法国举办100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20余万美元，取得巨大成功。涓滴归公，他将钱全部寄回国内支援抗战，被美国新闻界赞为“民族英雄”。然而，他自己回到香港后，竟然囊中空空，无返渝旅资。因为过度劳累，善子先生回国后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在重庆宽仁医院溘然长逝，永远长眠在歌乐山松林坡的青峰明月间，享年58岁。张先生离去，备极哀荣，重庆各界举行了公祭和盛大的追悼会。据当时新闻报道，先生下葬时，“民众自发前往悼念，山上山下，长队十里”。“识与不识，皆哭先生”。这一天的歌乐山，铅云低垂、草木萧瑟、山水同悲。
除了张善子先生外，歌乐山应该也为一位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奇女子痛哭过。她是著名女作家萧红，曾在歌乐山上写下了《滑竿》《林小二》《长安寺》《莲花池》等名篇。萧红旧居，位于歌乐山林家庙附近，开窗即见对面山顶的佛教名刹云顶寺，晨钟暮鼓隐约相闻。1940年萧红离渝去港，仅过两年，便病逝于香港太平山。太平山与歌乐山虽相隔千里，却犹如重庆与香港，在冥冥中有着宿命般的相似。不知道在太平山颠沛流离、辗转求医时，萧红是否曾怀念过歌乐山云顶的朝霞与云雾。但我却相信，当她带着无尽的怅恨合上双眼，彼时的歌乐山，定是满山松风呜咽，溪流悲鸣。歌乐山万分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强留下这位天才作家，让她得以在黄葛树下继续写作。如是这样，近代中国文学宝库又会多几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毕竟她去世时年仅31岁，正是写作的巅峰时期，只能“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1949年以后，歌乐山烈士陵园旁的荒坡上，挂牌成立了西南政法学院，被誉为政法界的“黄埔军校”。后来一墙之隔，又建立了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于是，春天的花香、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云雾里，莘莘学子欢快的背影、琅琅的书声，让歌乐山的悲壮沉积于历史，变得青春、时尚。
薄雾蒙蒙的清晨，穿着白衬衫白球鞋的少年正在深情地朗读普希金的诗：“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原来听起来粗糙而阳刚的俄语也会有脉脉含情的温柔；艳阳暖暖的午后，白发苍苍的教授正在给台下的少女少男们讲解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生涩的日文中忽然出现了《长恨歌》；月上柳梢的晚上，四川外国语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大赛上，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针砭时弊，挥斥方遒，而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学也正在进行一场辩论赛，观点碰撞、思想交锋、火光四射；还有十里桃花中衣袂翻飞的曲裾深衣、松风晓月里的吉他与尤克里里、朝霞漫天时野餐垫上散发阵阵香气的焦糖玛奇朵与提拉米苏……青春、时尚的气息充斥着校园的每个角落，然后慢慢地溢出了，在整个歌乐山流淌、碰撞、跳动、传递。
校区外的那条小铁路，本是被废弃的重钢运输线路，也被打造成了文创景区。古旧的站台、信号灯，狭窄的老铁路两边，春天绿草入毡，秋天开满了小黄花，还有一个与《千与千寻》同款的隧道，举起相机、手机，随便一咔嚓，就是一张超美的海报。记得一个春天的周末，我穿着鹅黄连衣裙，光脚踩在运动鞋里，一边拍照一边和朋友嬉笑打闹，看着锈印斑驳的老铁轨在森森绿树和白色黄色小花的包围下不知道通往何方。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歌乐山下这条记录着川外、西政学子一茬又一茬被挥霍的青春的小铁路，是通往全世界的。他们在炎热的夏季告别了校园，告别了歌乐山，去到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巴黎的塞纳河，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但那长长的石板坡，盘根错节的黄葛树，雨后淡淡的云雾，会在他们的梦里，反反复复地出现。
（吴一汀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