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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大都是从唐诗宋词入门的。唐诗的风神秀发，宋词的清婉流丽，令人读来口吻生花，爱不释手。然而唐诗宋词读得多了，难免会想再读一些魏晋六朝的、两汉的，甚至先秦的诗歌。因为唐诗宋词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们有着悠长的渊源，如果溯流而上的话，我们最终会找到先秦的《诗经》和《楚辞》。
在《诗经》与《楚辞》之前，相传还有一些上古的诗歌，如尧时的《击壤歌》、舜时的《南风歌》《卿云歌》等。但这些诗歌形式整齐，意境美妙，绝非上古时代所能产生，无疑是后人的伪托，因此，读诗者浏览则可，深究则不必。中国诗歌的真正源头还是在《诗经》《楚辞》。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他又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要获得欣赏《诗经》《楚辞》的能力，先要懂得一些关于《诗经》《楚辞》的基本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三百零五篇，诗的作者不下数百人，可惜他们的真名实姓绝大多数已经湮没不可考了。这三百多篇都是周代的诗，最早的作于西周初年，最迟的产生于春秋中叶，涵盖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诗经》并不是最初的名称，在孔子的时代，它被称为《诗》或者《诗三百》，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将“诗”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后，才出现了《诗经》的名称。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十五个不同地区的诗歌。《雅》有《大雅》《小雅》，是周代首都镐京（现在西安西南）一带的诗歌。《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皇室祭祀时用的朝廷乐曲。这三百多篇诗，最初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后来由于乐曲亡佚，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就只能是有歌辞而无乐谱了。《诗经》作者的姓名虽不可考，其身份却是可以从诗中得知的。这些诗人中有王公贵族、领主官吏，也有庶民百姓、士兵工匠；有老者，也有青年；有男子，也有妇女。他们所吟唱的，有肃穆的祭歌，有典雅的礼曲，有庄丽的“史诗”，有威武的战歌，有哀婉的怨调，有热烈的恋词。有的嬉笑怒骂，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有的平铺直叙，描述农事劳作的艰辛；有的一唱三叹，感慨往昔富贵的消逝；有的豪迈激昂，讴歌戍边御敌的悲壮。林林总总的诗人，形形色色的主题，汇集成这样一部五彩缤纷的诗集。可以说，《诗经》既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又是文学艺术的一串明珠。遗憾的是，自从它被捧上儒家经典的宝座之后，历代的读书人只知它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而纯粹把它当作诗歌来欣赏的却不很多。直到现代，《诗经》才得以从“经”的灵光圈中解脱出来，而恢复其“诗”的本来面目。
先秦时代另一种同《诗经》迥异的诗体便是楚辞。楚辞的作者在战国时代有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但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楚辞的创始者屈原。屈原的作品中，以《离骚》最为著名。这首自叙性的抒情长诗，作于楚怀王未入秦前。它抒发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揭露了谗人当道的黑暗政治。后人将楚辞简称为“骚”，足见《离骚》的代表性。此外，还有《天问》《九歌》《九章》《招魂》《卜居》《渔父》《远游》等共二十五篇。其中《招魂》《卜居》《渔父》《远游》四篇及《九章》中的《悲回风》《惜往日》两篇，后人多怀疑是伪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闻一多先生说：“凡古代相传之事实，在无人提出反证，或所提之反证并不充足时，吾人只得暂时承认传说为不误，或至少为‘事出有因’。”（《闻一多论<九章>》）我们觉得这一说法比较严谨和慎重，在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之前，还是不要轻易地取消屈原的著作权。
先秦的另一位楚辞作者宋玉是屈原的同乡。他在顷襄王时为文学侍从，虽然也嫉恨当道的奸佞小人，但不如屈原的刚直骨鲠，“终莫敢直谏”。他的辞赋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他的作品不如屈原的瑰玮奇幻、博大热烈，但自成一种纤丽委婉的风格。后世以“屈宋”并称，足见他在文学史上还是很有地位的。
《诗经》与《楚辞》产生的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所产生的地区一南一北，相距也不算很近（《诗经》中只有《国风·二南》等少数诗歌产生于南方），与其说它们是文学长河中前仆后继的两朵浪花，还不如说它们是源头不同的两股涓涓清流，共同孕育了中国文学的滔滔长河。《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文学现实主义的滥觞；《楚辞》是屈原的激情和想象力的喷泉，是文学浪漫主义的杰作。《诗经》以四字句为主，多重章叠唱，显示了中原歌曲的特点；《楚辞》以参差交互的五、六言为主，很多作品结尾部分有“乱”（即乐曲尾声），体现了楚地歌曲的风格。历来谈《诗》《骚》相承者，多强调屈原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们细细玩味，《离骚》的美人香草与《三百篇》的托物起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说渊源所自，还不如认为独创一格来得切合实际。总之，《诗》《骚》相异之处多于相同之处，一南一北两朵奇葩，不妨在各自的土壤上怒放。后世文学“源其飙流所自，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并不说明二者在当初必然有继承关系。
《诗经》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儒家经典，《楚辞》也因其奇伟的魅力，使旧时读书人为之倾倒。因此，在过去，凡读书，无有不诵《诗》《骚》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楚辞》的读者群在急遽地缩小，《诗》《骚》爱好者的人数不要说同爱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人不能相比，就是同读唐诗、宋词的人也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闻一多先生认为：“（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校补》引言）对于今天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来说，第二条原因尤其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翻开《诗经》与《楚辞》，几乎每一句都有不认识的字。经查看注释总算认识了字之后，对整个句子的含义和前后句子的连贯有时仍不甚了了，还得再看注释中的串讲或者白话译诗。比如我们读“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诗经·秦风·小戎》）这样拗口的诗句，又何如读“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这样的唐诗来得爽快呢？再如我们读“文异豹饰，侍陂陁些。轩辌既低，步骑罗些”（《招魂》），又何如读“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来得容易理解呢？既然文字的障碍要花费如此繁复累人的努力才能消除，读者自然不容易提起兴趣来；而当今一般的读者又不可能为此再去学习关于先秦文字训诂的知识，所以《诗》《骚》读者群的萎缩，也就是时势所趋而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因为重视中国文学的源头，而青睐于《诗经》《楚辞》的人们还是有的，近年来关于《诗》《骚》的注释本、翻译本、赏析集屡屡出版就是一个佐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欣赏《诗经》和《楚辞》呢？我想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着眼。
首先，我们应注意《诗》《骚》作品的自然率真，一片天籁，纯从肺腑中流出，毫无矫揉做作之态。《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虽然阐发的是诗歌产生的理论，但用来评论《诗经》中的绝大部分诗篇，也是十分恰当的。《诗经》的作者群包括贵族官吏、将军士兵、农夫农妇、牧人工匠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没有一个是专业诗人，没有一个是终生以写诗为己任的。惟其如此，他们才不受任何拘束。他们只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哀者歌其情，乐者歌其喜。而且，在《诗经》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形成，桎梏人们思想的封建伦理尚未产生，民风十分纯朴，这也导致了诗风的纯朴，这是区别于后世诗歌的特点之一。这种特点在《国风》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郑风·褰裳》是一首情歌，诗中的姑娘对小伙子说：“你若爱我想念我，提起衣裳过溱河。你若变心不想我，难道再没多情哥。看你那疯癫样儿傻呵呵！”（译诗引自程俊英《诗经译注》）这样的作品大胆泼辣、毫不讳饰，完全是真情的宣泄，主人公的个性跃然纸上，使人读来不觉击节。又如《周南·芣苢》，是妇女们采芣苢时所哼的一首小曲，全诗三章，每章只换两个字，仅仅是反复咏歌而已，可以说无所谓什么主题思想，也并非有感而发，她们只是觉得采摘芣苢时十分愉快，或许还觉得默默地采摘未免有点寂寞，于是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哼起来。歌词十分简单，乐调虽已经亡佚，想来也不会非常复杂，然而感情的表露却是真挚的、流畅的，毫不遮掩，毫不虚假。方玉润评论说：“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诗经原始》）确实，这首诗给读者带来一种纯朴的美感，探究其所以然，不在技巧的高超，而在于感情的真实。这类诗歌在《国风》和《小雅》中还可以找到不少。
至于屈原，他的诗篇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憎、执着的追求，是世所公认的。由于他所运用的比兴象征手法远较《诗经》的比兴来得复杂，所以他描绘的意境更加深远，塑造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所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使人产生联想与共鸣，从而去体会诗人忧愤之深广、寓意之绵长。王逸说《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经序》），就是分析屈原寄托感情的方法。同时，屈原在《离骚》《怀沙》等诗篇中也有许多直抒胸臆的诗句，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这些深沉真挚的句子在屈原瑰玮奇丽的诗篇中更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总之，《诗》《骚》的感情真实自然，信口而出，随心而发，有异于后世的“做”诗，这是读者不可忽略的。
其次，读者可多留意《诗》《骚》所创造的意境。诗贵创意，能够无所依傍，道出从未经人道过的诗意，所谓词必己出，意自心来，便是佳作。《诗经》和《楚辞》处于中国诗歌的最早成熟期，它们之前诗坛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所以《诗》《骚》之作几乎篇篇都是创意。这一点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不过我们如果从这些诗意出发，顺流而下，看后人是怎样对这些新意袭用、翻用、脱胎、移用，以致将诗坛点缀得五彩斑斓，则可以进一步体会诗人创意之妙处。比如征人远戍，妻子相思萦怀，这是两千多年来诗人们无数次吟咏的题材，而其意境则首创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说的是日暮黄昏时刻，妻子的思绪越发深长，难以自已。清人许瑶光诗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再读〈诗经〉四十二首》）指出唐人闺怨诗之意境从《君子于役》而来。如白居易《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韩偓《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都有《君子于役》的遗意。又如《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向来被誉为写景的警句，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烘衬之妙。而随着这一意境的脉络，杜甫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出塞》）的名句，苏东坡有“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挝”的仿作等等，都从《车攻》这两句诗所创之意变化而来。《车攻》的作者名姓虽然湮没无闻，但他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却是不可抹煞的。至于《楚辞》，后人仰慕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绝世之才，更是有意识地从《离骚》等名作中汲取营养。其例不胜枚举。约而言之，如《九章·思美人》：“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请鸟传书的诗意从屈原发端，自此以后，绵延不绝，变化无尽，成为诗人十分喜爱的构思。刘向《九叹·忧苦》：“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是有意识的模仿。宋祁《感秋》：“莫就离鸿寄归思，离鸿身世更悠悠。”宋徽宗《燕山亭》：“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则更是拓开了一层。无名氏《御街行》：“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告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则在旧意外重翻新意，曲尽思致。《九章》短短二句诗意，至后世发展得蔚为大国，足见其所创意境生命力之强。总之，读《诗》《骚》作品而注重其创意之处，于读者不但能更好地赏玩本诗，对阅读后世诸多诗词都是有很大启发的。
最后，对《诗》《骚》有兴趣的读者，要注意到它们的缺点。再出色的诗集，再杰出的诗人，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本是常识，毋须赘言。但是因为《诗经》和《楚辞》曾经都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再专门提醒。《诗经》自被奉为儒家经典之后，不但在政治上被认为有敦厚伦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艺术上也被美化成无可逾越的巅峰。所谓“《三百篇》不可及也”的说法，在旧时是很有市场的。其实三百篇虽为诗家滥觞，但当时诗歌毕竟初初成型，稚拙、粗糙、直露、枯涩等毛病在所难免。这本赏析辞典所选都是艺术性较高的，倘若读者有意通读《诗经》，就会碰到像《周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一类的宗庙祭祀诗。这些诗如果在当时配上乐调和舞蹈，或许尚可一观；像现在这样只剩歌词，作为一首诗实在是无艺术形象可言。除了《颂》之外，《风》《雅》中也有不少写得平淡乏味的诗篇。即便是《诗经》所创意的构思，也存在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情况。比如《邶风·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两句，说的是送别者遥望着远行者逐渐消失，不禁站在那里潸然泪下。这一创意对后世影响绵长，远绍《燕燕》者不乏其人。王维《齐州送祖三》：“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梁朱超道《别席中兵》：“扁舟已入浪，孤帆渐逼天。停车对空渚，长望转依然。”都仿《燕燕》之意。张先《虞美人》：“一帆秋色共云遥，眼力不知人远，上江桥。”辛弃疾《鹧鸪天》：“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则不仅是模仿，又多一层转折。至于张先《南乡子》：“春水一篙残照阔，遥遥，有个多情立画桥。”宋王操《送人南归》：“去帆看已远，临水立多时。”再三摹写，委婉尽致。如果将这一意境的前后发展细细玩索，不难发现《燕燕》的初创不免直露了一些，含蓄转折不如后人。读者只要不将《诗经》当“经”读，而是当诗读，则自能洞见其瑕瑜。读《楚辞》也一样，屈原虽然是伟大的诗人，不可能篇篇绝唱，字字珠玑。他的作品中某些铺张扬厉的描写，虽然显示出奇瑰的想象力，毕竟也有繁复冗长之病。这种写法为汉赋滥觞，汉赋的堆砌词藻，不能不说在《楚辞》中已见端倪。再如钱锺书先生评《天问》曰：“《天问》实借《楚辞》他篇以为重，犹月无光而受日以明，亦犹拔茅茹以其汇，异于空依傍、无凭藉而一篇跳出者。《离骚》《九歌》为之先，《九章》《远游》为之后，介乎其间，得无蜂腰之恨哉！”实在是切中肯綮之论。《天问》一共问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天地日月星辰，王朝盛衰兴亡，无所不及，后世可以从中考见战国时代的哲学观、自然观等问题，颇具史料价值；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天问》与《离骚》《九歌》诸篇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屈原如此受人推崇，《天问》又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所以历来对此赞美多于批评。读者若客观地将它同《离骚》《九歌》等对读，我相信自能辨别出其中差异。
综上所说，对《诗》《骚》不必存畏惧心理，亦不必崇敬太过，根据自己的兴趣，慢慢读去，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能以清澄瑰丽的面目展现在你面前，你也自然能获得充分的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