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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史上，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宋代虽然再次实现了统一，但已无复大唐帝国的雄风，内忧外患的交困终于使统一局面归于夭折；南宋的半壁江山虽然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了一百五十余年，但最终也覆亡于蒙古的铁蹄之下。宋代士大夫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作过种种改革的探索，其间也伴随着激烈的党争。在宋代思想界，传统的章句之学逐渐让位于心性之学，儒学在吸收禅学等因素的基础上蜕变为理学，其消长隆替也与政治斗争声息相通。植根于这一时代土壤的宋诗，自然打上了思想文化的独特印记。就诗歌艺术而言，宋诗在唐诗之后面临盛极难继的局面，其辟蹊径，求新变，则势在必然。宋诗在题材的拓展、技巧的丰富、风格的多样等方面，都能于唐诗之外独成蔚然大观。在此，我们拟对其发展流变作一提纲挈领式的介绍。
宋初社会相对安定，诗坛也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多流连光景之作。在太祖、太宗朝，有一批文学之臣如徐铉、徐锴、李昉等都学习白居易平易自然的风格。其后王禹偁标举“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学白之外还以学杜自勉，时有关心国事民生之作。稍后又有晚唐诗派的流行，其中大多是隐士或僧人，前者有潘阆、魏野、林逋等，后者有所谓“九僧”；此外，寇准虽位致通显，作诗也与他们同调。这一派追踪贾岛、姚合的诗风，多写清幽的隐居生涯，诗体以五律为主，刻意锤炼中间二联，尤重写景，无非风云月露、花鸟竹石之类。这两派的诗都失之浅薄琐碎，纤丽工巧有余，深厚浑成不足。有鉴于此，在真宗朝就有一批位居馆阁的文臣学士提倡学习李商隐，以典故与词藻装点律诗，作品雍容典雅，富丽精工，一反以往的平易率直，确有矫枉之力，但其雕琢模拟、浮华侈丽的流弊也颇受诟病。其代表人物为杨亿、刘筠、钱惟演。他们集于秘阁编书，相互唱和之诗编为《西昆酬唱集》，故这一诗派称为西昆派。当时西昆体诗风行一时，效尤者甚众，虽助长了形式主义，但它首开转变之风，为此后宋诗的成熟提供了技巧的借鉴和有益的艺术经验。
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一批开明的士大夫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导致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与此相联系，在文学上也发生了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了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作家。在诗歌方面，欧阳修、梅尧臣并称“欧梅”。在他们的努力下，诗歌开始由雕章琢句转为以气格相尚。他们致力于恢复风雅比兴的传统，以诗歌反映国事民生，针砭时弊，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创作中汲取滋养，着力于古体诗的创作，发展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风格趋于质朴刚健。梅尧臣诗清新淡雅、古硬老健；欧阳修诗雄肆奇逸、疏宕畅达；苏舜钦则以雄豪奔放见长。要之，他们的作风与晚唐的纤丽与西昆的浮艳大异其趣，但他们也服膺于西昆诸公的雄文博学，肯定其转变风气之功。他们在题材上也大为拓展，举凡政事民情、宦游羁旅、师友交往、山川风物，无一不可入于诗，“以文为诗”的手法更有助于诗体的解放，使诗能曲尽物态人情。他们的创作实绩扭转了宋初以来柔弱浮靡的诗风，初步确立了宋诗的特色，故刘克庄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宋诗虽经欧、梅的开拓而呈现新貌，但其全面的成熟与繁荣，还有待于苏轼、黄庭坚在诗坛的崛起。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是苏轼。北宋中后期以苏门师友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他们的文学活动适与王安石的变法、新旧派的党争相终始。政治斗争的风云激荡、仕宦生涯的升沉荣辱，提供了诗歌创作的丰富材料，诗人们转益多师，自出手眼，遂形成北宋诗坛文质彬彬的极盛局面。苏轼以其天纵之才，发而为诗，夭矫变化，纵横开阖，不拘一格，其所师法亦不主一家，既有李白的飘逸豪迈，亦有杜甫的沉郁顿挫，复有韩愈的雄奇汗漫，它如刘禹锡之峻深、柳宗元之雅洁、白居易之浅易，乃至陶渊明之简淡，均为其熔铸一炉，形成他清雄豪健的总体风格。苏轼有一部分诗（尤其在早期）敢于揭露社会弊病，颇有干预生活的政治激情，大部分诗则写其仕宦升沉中的人生感慨。苏诗多以奔放的才情披露胸襟，给人以快意放笔、酣畅淋漓的美感享受。诗中参用散文笔法，铺陈排比，议论纵横，有时用典繁富，妙喻连珠，显出逞才使气的创作个性。他又能从平常的事物现象中顿悟哲理，故诗中时含机锋理趣。苏轼开出了宋诗的堂庑，由于才大学富，难免流于繁缛，词率意尽。
苏轼之门有“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加上李廌与陈师道，是所谓“六君子”。苏门弟子在诗歌创作上并未步趋乃师，而是各擅胜场，就中以黄庭坚最为杰出。黄庭坚论诗谈艺独标“不俗”之境，故其诗重在表现一种清高脱俗的精神境界、兀傲不群的性格气质。为此他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作诗主张，诗中博采成语典故，有时参以俚词俗语，目的都在造成一种迥异常格的诗风。其诗法多得力于杜甫、韩愈，诗风奇崛拗峭，部分佳作，主要是七律，独具清新瘦硬之风。
元祐以后的诗坛不是追踪东坡，即是步趋山谷，要之不出苏、黄二家。其中黄诗变古独造，貌新语奇，又标举句律，有途辙可寻，故最能吸引一批追随者。当时与黄庭坚有亲友关系或受其影响的一些诗人形成了一个风格大致接近的创作群体。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为诗派之祖，下列二十五人为法嗣，于是正式有了“江西诗派”这一名称。诗派成员并不都是江西人，具体名单各书记载也稍有出入。其中陈师道年辈最长，成就最高，时以“黄陈”并称。他自称“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但更上溯杜甫，尤重锻炼苦吟，笔意简练，风格苍秀老健、幽邃清劲，其瘦硬之风甚至超过黄庭坚。此外，如徐俯、洪朋、洪刍、洪炎是黄庭坚的外甥，韩驹、吕本中、曾幾、陈与义等都是南渡前后的重要诗人。江西派对宋诗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南渡诗人程度不同地受其沾溉，直至宋末元初还有其余波回荡。
北宋诗人中还应提到王安石，一空依傍，自成一家。王安石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对李白颇多微词，而对杜甫则深致敬倾。他对唐诗揣摩用力甚勤，于学杜最有心得，故宋人多称其诗得老杜句法。王诗典雅精工，格律讲究，辞藻丰赡，音调优美，在当时主流派的枯淡粗硬、质木少文之外独标一格。
靖康之变埋葬了北宋王朝。中原的沦陷、民族的悲剧，使大多数爱国的士大夫感受到灵魂的剧烈震荡。这一巨变也反映到了诗歌领域。南宋前期，具体来说也就是自南渡至孝宗朝，宋诗处于力图突破江西派藩篱的蜕变期。南渡之初，诗坛还处于江西派的牢笼中，曾幾、吕本中、陈与义都是派中大家。但是神州陆沉、生民涂炭，已不允许他们闭门觅句，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主题使他们的诗歌闪耀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其中成就之高首推陈与义。本来他并未列名宗派图中，但其诗确从黄、陈而出，又上祖老杜，特别是身经家国之难，所作更能得杜诗神髓。简斋诗音调高朗、苍劲雄浑、顿挫悲壮，尤以七律名家。曾幾也为江西耆宿，享寿八十有余，传授最盛，大诗人陆游即出其门，南渡后忧慨国事，时见于篇咏。其诗粗硬处不免江西习气，但也有清劲雅洁者。这一时期，江西派诗人已逐渐认识到生硬槎枒的弊病，开始转变风气。吕本中提出“活法”，要求“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即代表了这一倾向。方回称其诗“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瀛奎律髓》）。其他诗人也有不同程度的求变倾向，如徐俯晚年力图摆脱雕琢之习而求平易自然，曾幾也讲“慎勿参死句”，主活法与顿悟，他的一部分近体诗轻快活泼，已为杨万里的先声。要之，南宋前期江西派的作风已渐趋活动圆转，诗人们多在传统基础上融通变化，自成体格。
稍后，有所谓中兴四大家出，即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其中陆游堪称南宋诗坛之巨擘，集中存诗九千三百多首，洋溢着抗敌复国的豪情壮志，也抒写了壮志未酬的忧愤。就爱国精神的高扬而言，南宋诗人无出其右。陆游作诗初私淑吕本中，继师事曾幾，对江西派的一套诗法下过功夫；中年后经过军旅生活的磨炼，始悟“功夫在诗外”，对江西派的雕琢奇险、闭门觅句、讲究字句历来多有批评。作为一个才情勃发的大诗人，他在继承传统上也如苏轼一样转益多师，其雄放豪迈如李白，感慨沉郁似杜甫，尤致意于岑参，取法其边塞诗的雄奇激宕、近体诗的俊逸秀丽，晚年诗之平淡又趋于陶渊明。要之，陆游是突破江西藩篱又上溯唐人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的，这一点尤表现于他的七律，属对工切，音调琅然，词华俊美，有“敷腴”“俊逸”之称。这就和江西诗之枯淡僻涩异途，表明其诗有濡染晚唐之处。陆游在诗歌艺术上参酌唐宋诸家而自铸伟词，中兴之冠，当之无愧。
杨万里是与陆游并世的又一大家，也是初学江西而归趣晚唐者。据他自述，于绍兴壬午（1162）尽焚少作千余篇，多为江西体。但他并不以规模晚唐为满足，进而一空依傍，自出手眼，形成其独特的“诚斋体”。这种诗体可归结为“活法”二字，用灵活圆转的语言表现生活中瞬间的感兴印象，其七绝尤具这种轻灵活泼的特点。同时，诙谐幽默的情趣、俚俗新鲜的语言也为他所独擅。他的这种审美趣尚也规范了他诗歌的主题多为日常生活、眼前景物、一时感兴，虽有伤时感事之作，但质与量均不及陆游。平心而论，其诗之诙谐俚俗与江西派仍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范成大以田园诗名世。最初出入于中晚唐，声调流美，情致缠绵，转而“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四库提要》）。一部分诗杈枒拗折、奇险老硬，颇具江西作风，但由于浸润中晚唐甚深，性情又偏温和，故劲峭中不失雍容温润，“婉峭”二字最能概括其诗风。
除以上四家外，还有萧德藻，也是乾、淳间一大家，他卜居乌程，自号千岩老人，风格瘦硬苦涩，是典型的江西诗派作风，诗作大部亡佚。他是姜夔的老师，姜夔最初也学黄山谷诗，后悟学即病，力图摆脱依傍，追求妙悟自得，遂形成清妙秀远的诗风，尤以七绝为胜，简约含蓄，风神潇洒。这是他由江西诗出而上窥唐诗所达到的境界，故清初主神韵说的王士禛对他相当推许。但白石诗清远中有峭健之气，无软媚之态，这与山谷诗之气骨清高、脱尽腥腴都有胎息相通之处。
以上概述显示南渡以来诗坛的一个共同倾向：诗人们不同程度地通过吸收唐诗的滋养来补救江西诗派的流弊，各自形成其风格，但多未完全抛弃江西诗派，而是要体味江西与晚唐的声息相通，调和二者而成一体。
与江西诗派对垒的应推“永嘉四灵”。他们是活动于孝宗至宁宗朝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因为字号中都有一“灵”字，又都是永嘉人，故称“永嘉四灵”。他们打出恢复唐音的旗号，实步趋贾岛、姚合。赵师秀编的《二妙集》所选即姚、贾之诗。四灵得到当时永嘉学派大学者叶适的支持和揄扬，其诗风行一时，多写自然小景，表现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趣，形成清苦幽寂的意境，其诗风可用“清瘦野逸”一语概括。他们走的仍是宋初晚唐诗派的老路，如多写律诗、忌用典故、偏重写景等。为了反江西诗派纵恣雄博之道而行之，他们专务精巧，极尽雕镂，故产生了诗境狭窄、纤巧琐碎之病，其诗格浅陋尤甚于宋初的晚唐诗派。承四灵余绪的是所谓江湖派。他们大部分是隐士或布衣，或是中下层的官吏，用诗歌模山范水，交游唱和，或依附公卿，游食江湖。生活于宁宗、理宗二朝的书商兼诗人陈起搜集他们的作品，出版了《江湖集》等诗集，此派即得名于此。重要诗人有刘过、戴复古、高翥、赵汝
、许棐、利登、叶绍翁等，刘克庄为其领袖。江湖派是一个宽泛的名称，此中诗人流品不齐，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走的是四灵的路子，故钱锺书将二者统称为江湖派。
江湖派（或称唐体）绵延至宋末，使江西派（或叫派家）的势力大为削弱，但他们并未偃旗息鼓。当时有所谓“余杭二赵”及“上饶二泉”，尚能使江西派宗风不坠。二赵即赵汝谠、汝谈兄弟，为宋宗室；二泉为赵蕃（字昌父，号章泉）及韩淲（字仲止，号涧泉），主要活动于孝宗至宁宗朝。宋末之刘辰翁与方回则继其余脉。方回欲重振江西雄风，编集《瀛奎律髓》一书，专选唐、宋律诗，通过评点总结了江西派的诗学理论，提出“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陈与义本不列名派中，方回将他拉来，是为了张大其阵容，以壮声势。由于他的惨淡经营，江西派总算爝火不熄，延至元朝。
以上仅是围绕唐体与江西两种风格流派的消长流变，为宋诗的发展勾勒出一个轮廓，当然无法囊括众多的作家作品。像理学家的诗就是独立于这条主线之外的别派。他们程度不同地都认为作诗害道，但又皆不废吟咏，早在北宋邵雍就编其诗为《伊川击壤集》，此后的理学家多作诗不绝。他们以雕章琢句为玩物丧志，因而强调作诗要肆口而成，好处是从容安雅，真朴自然，但往往流而为粗糙冗芜，甚而堆垛俚词俗语，了无诗味。又因为要载道正心，故排斥抒写性情的“闲言语”，而代之以天道性理的内容，一似语录讲义，多迂腐之气。就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朱熹。他论诗主复古，推崇唐前之诗古法未变，故作诗上法汉、魏，专重古体，有冲融高古之意。此外，朱熹之师刘子翚的诗也较少道学气，风格明朗豪爽。正如钱锺书所评，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刘子翚则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宋诗选注》）。随着理学的日趋盛行，南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金履祥编《濂洛风雅》，通过对作品的别裁倡导了理学的批评标准，使风从者日众。宋诗之好议论说理与理学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随着国势的式微，无论是江湖诗派还是江西诗派，都不能挽回诗歌的颓势。但在反抗元人入侵的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诗人，却使宋诗放出最后的异彩。他们在易代之际身受亡国之痛，用诗笔记录了这一历史巨变，抒发了报国壮志和故国之思。代表人物有文天祥、谢翱、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文天祥为国捐躯，其诗忠肝义胆，震烁千古。谢翱在宋亡后登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其诗词隐义深，有风人之旨。汪元量为宋宫廷乐师，他的七绝组诗为亡国痛史作了实录，入元后浪迹江湖，多登临抒怀之作，如杜鹃啼血，哀思宛转。林景熙、郑思肖之诗也多以幽宛清远之词抒孤臣孽子之情。遗民诗之清奇古淡，正是他们气节操守的写照。
宋代的诗人与作品之数量大大超过唐代，以上所述只能是挂一漏万式的介绍。宋诗之与唐诗分庭抗礼，引发了唐音宋调的不休纷争，宗唐祧宋，形成了元明以至清末民初的两大诗歌美学倾向。唐、宋诗之分野，与其说是时代先后，无宁说是风格之异。钱锺书《谈艺录》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前人谓宋诗以意胜，这主要植根于宋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对宇宙人生多作理性的探究，对人格修养尤多重视，故其诗重在表现精神境界，由此对感情理念多作抉剔入微的描绘，或以巧思玄理见胜，不再局限于唐诗那种以景传情的蕴藉空灵，世间一切事物几乎都可入诗，相应地也就带来了散文化、议论化、哲理化等特点，句法音调也一变唐诗之浑远丰腴而为挺拔瘦劲或拗硬奇拙，难免深刻透辟有余，而含蓄浑厚不足。
辽和金虽是与两宋对峙的异族政权，但汉文化传统仍然保持了主导的地位。辽由于文献不足，留传下来的作品很少。辽代最早的作品当数东丹王耶律倍的《海上诗》，此外，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及天祚文妃萧瑟瑟则是两位不可多得的女诗人，她们的作品反映了宫廷内部的腐朽与矛盾，艺术上带有晚唐五代的风格特色。女真族自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建立金国，先后灭辽与北宋，直至哀宗于1234年为元所灭，历九主凡一百二十年，其间与北宋对峙十一年，与南宋相持一百零九年。金代诗歌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立国初至海陵朝，即完颜亮统治的时期（1115—1161），是所谓“借才异代”的阶段，重要作家多是由宋入金的人士，或奉使被留，如宇文虚中、吴激；或随父降金，如蔡松年；或原为宋臣而仕新朝，如高士谈、马定国。各人处境虽异，但都有程度不同的故国之思，进退出处的矛盾时时流露于诗中。自金世宗大定间至宣宗迁都南京（汴京）（1161—1214）为第二阶段。此时南北对峙的形势相对稳定，金代统治者苟安侈靡，诗歌的主题也转向状物写景，抒闲适之情，但一部分作品也触及民生的疾苦，主要作家有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筠、王寂等。自南迁至金亡为第三阶段。由于蒙古进犯，国势衰微，人民饱受流离丧乱之苦，忧时伤乱成为这个时期诗歌的主旋律。主盟文坛者先是赵秉文与杨云翼，其后元好问出，为金代诗歌奏出了最后的苍凉悲壮的乐章。他经历了金、元易代之变，他的“丧乱诗”记录了这一历史的变迁与人民的苦难。元氏是金代最伟大的诗人。金代的诗学也在这一阶段达于鼎盛。从总体上说，金诗受苏轼的影响较大，但也有受黄庭坚与江西派熏染者，要之，金诗的风格流变仍不出宋诗的范围。到金代晚期，诗家开始对此作出检讨与总结。元好问有《论诗绝句》三十首，王若虚也有《诗话》等论诗之作，对江西派批判较力，但对苏轼仍致崇敬。正是通过这种批判才实现了金末诗风的变革，元好问沉雄悲凉的诗作就是其杰出代表。他所辑录的《中州集》保存了金源一代的诗歌文献。元氏无愧为金代诗歌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