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批判谢林
——否定天启哲学

谢林是吸引恩格斯来到柏林大学课堂的主要原因。晚年的谢林成为普鲁士王国维护自身合法地位的哲学工具，自然成为恩格斯批判基督教哲学和基督教国家、宣传政治自由主义观点的对象和“靶子”。

相比英法等国，19世纪初期的德国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邦国林立。这种分裂状态在经济上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使得大容克地主阶级成为国内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而在思想上，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政治统一、实行民主和自由，以推动经济发展和民族崛起。恩格斯出生在经济最为发达的莱茵地区，自小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封闭的统治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影响，所以一直站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的第一线。当他看到布鲁诺·鲍威尔因公开反对波恩大学神学系而被解聘时，这种愤怒就转向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维护者谢林身上了。可见，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学术意义。他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试图维护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的观点和方法，以反对普鲁士的官方哲学——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

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篇论战性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12月）、《谢林和启示》（1842年1—3月）和《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3—4月）。恩格斯分析了谢林对黑格尔哲学注解中存在的矛盾、谢林哲学观点的矛盾以及谢林哲学背后的宗教实质。

其一，恩格斯认为，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充满谬误，消解了实存概念，无法对现实有任何触动。谢林和黑格尔原为同窗好友，两人天资聪颖，哲学观点却针锋相对，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当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哲学教席却由谢林继承了。不过，谢林的到来是受到当时普鲁士的文教大臣的邀请，是为了抵抗声势浩大的青年黑格尔派，后者放大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元素，希望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制度。不过，1841年谢林的到来不仅遭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左派（即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对，还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右派（即老年黑格尔派）的抗议。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所旁听的课程教授中，亨宁就属于老年黑格尔派。恩格斯在《谢林论黑格尔》中详细记述了谢林来到柏林大学的初次讲演的场景和内容，可以看出谢林的到来是当时哲学界的一大盛事，吸引了各派代表和青年学生参加，不完全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关注。在谢林对黑格尔的理解中，“黑格尔必须努力引导同一哲学超越自身的界限，超越存在的潜在力、即纯粹的存在可能性，并且使实存从属于同一哲学” 。而谢林认为，存在着比实存更为先在的东西，将存在的纯粹潜在力看作仅仅存在于思维中的潜在力。这种看法遭到黑格尔哲学学派的左派和右派的共同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哲学观上存在观点差异，原因在于老年黑格尔派希望维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即保守性，而青年黑格尔派更加关注现实的一面，力求实现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即革命性。在黑格尔的哲学世界中，纯粹的存在是黑格尔实现其哲学体系化的开端和终点，也是其方法得以存在的基础。谢林的讲演则取消了实存，将其变成思维中的存在，与此同时，在思维中又无法实现这个存在的体系，让哲学成为一种直观的先天经验主义，沦为基督教的辩护士了。因此，讲演一结束，谢林就受到德国哲学界的猛烈抨击，不仅恩格斯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谢林观点中的错误，卢格、马克思也都在书信和著作中对谢林做出了评价。与他们相比，恩格斯的文章言辞激烈，观点犀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卢格还误以为文章是一位哲学博士所著。

其二，恩格斯揭露了谢林哲学观点存在的问题。谢林认为有三种潜在力。第一种潜在力直接同存在相关，第二种潜在力通过排斥第一种潜在力才有可能存在，第三种潜在力被排斥于前两种潜在力之外。潜在力转化的依据是来自后于自己发生的而且对它来说相对地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在谢林的否定哲学中，第一个本原是一切存在的第一物质，他设定了某种更高的东西，而自由活动在潜在力中间的精神却不能直接起作用，始终是潜在力。这样，在恩格斯看来，谢林的三种潜在力的划分与黑格尔以否定为途径的发展过程相同，但它们三者被彼此割裂，固定于分裂状态，谢林所认为的潜在力将实存和理性分割，变成一种独特的、感性的——超感性的本质。这样的理性在恩格斯看来是缺乏必然性支持的，缺少实存内容，无非是先天经验的总结。恩格斯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使我们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这种结论是：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比如脱离整个自然界，天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世隔绝地生存着” ，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主张可以用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是合理”来理解。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和自由是符合概念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也是必然的。但是，谢林的否定哲学将理性和存在割裂开来，成为互相依附的潜在力，需要另一个高于其自身的存在成为前提，显然与恩格斯的政治立场不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附录中批评谢林则是从谢林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的哲学观点的矛盾出发，他更为强调原子的灵动性和自我选择，这与恩格斯的看法的角度和视野还存在着区别。

其三，恩格斯认为谢林是基督教哲学家，是基督教哲学的辩护士。谢林在否定哲学中，贬低和抑制了理性，理性如果要从潜在力成为现实，就必须要臣服上帝，这样才能够提高声望和得到真理的精神的启发。理性只有获得主的启示才能领悟到对自我的确认。没有获得启示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与此同时，与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把耶稣描绘成历史人物不同，谢林将基督教置于历史之上，上帝即是世界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化身，人成为上帝可肆意拣选的器皿。谢林的天启哲学完全是神学，他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从而为基督教加以辩护，让自由和理性屈服于神学。恩格斯认为，谢林的启示哲学是“把权威迷信、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偷偷塞进自由的思维科学的初步尝试” ，是带有神秘性和虚幻性的宗教。

恩格斯论谢林的系列文章可以看作他在柏林的这段旁听学习经历特殊的毕业论文。他对哲学的兴趣始于其对宗教虔诚主义的反感，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与下层人民的接触让他看到了宗教和世俗生活的鸿沟，因此，对基督教的痛恨成为其与青年德意志派的短暂接触以及而后在柏林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结识的重要共同点，也是他走进大学课堂的内在驱动力。接下来，他通过自主的哲学学习——研读黑格尔、费尔巴哈、施特劳斯等人的著作和柏林大学的旁听，逐渐将这种宗教反感与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他对谢林的批判不能完全视为学术文章，与同时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相比，其文章哲学用语不够规范、情绪色彩浓重，将谢林的私德与他的学术观点混合在一起，这种文章的学术价值自然要打折扣。此时的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也不够深入，他在《谢林和启示》中，将谢林和黑格尔的方法论混为一谈，认为谢林的否定哲学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缺乏对黑格尔体系哲学的深层把握。在这方面，恩格斯似乎更加注重直接的接触和个人的体验，在慎重的理论分析方面做得不够。他对谢林的批判的哲学论证算不上严谨，但在初学者中也可以说是佼佼者。他不仅在文章中针对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演进行了评价，还提到了费尔巴哈、施特劳斯等人，这些也是他在不来梅一直关注的哲学人物。他肯定施特劳斯将耶稣世俗化的做法，认为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维学说的必要补充。“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恩格斯为其对宗教本能的反感确立了人文主义的立场，也进一步明确了他作为无神论者的政治主张——反抗压迫和专制，追求民主和自由。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学习和交往活动为其接下来进入现实社会，分析阶级状况和现实状况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

恩格斯的青少年时期充满着迷茫和矛盾，既有诗歌和文学掀起的热情和激烈，也有无奈从商的忧郁和苦闷，这些感性情绪最终通过柏林的哲学学习有了理论的表达和思想的结论，虽然这时恩格斯的思想还处于唯心主义时期，对观念和理性推崇过高。卢格曾在信中高度赞扬恩格斯的哲学才华。恩格斯回复道：

我还年轻，是个哲学自学者。我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自己形成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为这种信念去工作，这些知识还不够。我当了“兜售哲学的人”，人们就会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我没获得博士文凭，也就无权探讨哲学问题。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过于分散我的时间，因为不久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尝试的结果就说明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富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积极参加本世纪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感到满意了；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在批判谢林的文章获得广泛赞誉时，年轻的恩格斯能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已是难能可贵了。 6/J9x2yqHqdk91XrhOr/C2zvBJJvN2IsvbK/1K1bMiLUNN2HUG9inDL7rouMds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