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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3月，恩格斯离开不来梅，结束了他的实习生涯，回到巴门。同年9月底，在经过一段长期旅行后，恩格斯来到柏林，开启了他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涯。
恩格斯离开不来梅，仍然是遵循了他父亲的安排。不过，在与妹妹玛丽亚的通信中，恩格斯还是难掩兴奋之情。“感谢上帝，我现在也将离开这个沉闷的小城市，在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击剑、吃、喝、睡和刻苦用功，等等。”
这就是他在不来梅生活的全部，在经历了初期的慌乱和适应后，恩格斯已基本熟悉了不来梅洛伊波尔德的全部经营活动，开始将注意力投向维系商业关系上，广泛参加社交活动。而这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学习的意义了。当他父亲把他召回巴门时，三年的时间让恩格斯已经从那个“巴门的诗人”成长为有立场、有觉悟的年轻人了。他广泛地阅读书籍，通过文学投稿与青年德意志派相识，甚至还准备翻译雪莱的作品。通过文学，恩格斯开始接触现实世界，思考政治问题，有了独立的意识和自由的主张，他的批判虽然开始于宗教批判，但逐渐有了政治意义。他在思想上开始靠近青年黑格尔派，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崇尚施特劳斯世俗化耶稣的举动。莱茵省已经困不住恩格斯了。
不过，参军也是恩格斯为逃避家庭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当他从不来梅回来时，参加巴门的社交活动成为常态。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恩格斯写道：“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到那里，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
“昨天妈妈到奥古斯特家去喝咖啡，在那里她发觉尤利娅·恩格斯小姐非常沉默，而玛蒂尔达·韦姆赫纳小姐则很健谈，你自己可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
恩格斯这时已经21岁，先成家后立业成为他父母对他的另一个重要安排。可是，这时的他似乎正处于失恋期，在《漫游伦巴第》的游记中，恩格斯写道：“这就是在我之前就有人把自己爱情的悲伤带到这座山峰上来了，因此我并不是孤独一人怀着一颗一个月以前尚无限幸福而现在却已破碎寂寞的心站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
怀着这样心情的恩格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早早成家，然而待在家又无所事事，在这样的处境下，当他父亲在旅游归来后将参军的选择放在他面前时，虽然他心里有些不情愿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近卫军，但能够离开家乡，去往柏林已经远胜于一切了。于是，1841年的9月，恩格斯来到柏林成为普鲁士王国卫队中的一员。
1842年恩格斯穿军装的自画像
从整体上看，恩格斯很享受他在柏林这一年多的生活和学习。虽然军旅经历对恩格斯的一生来说影响很大，可以说无论是体魄还是精神都有所受益，但恩格斯对待参军这件事情的热情并不是很高涨。这是因为：
一方面，恩格斯的身体对军队的训练强度不太适应，在与妹妹的通信中，恩格斯写道：“昨天我得了大炮寒热病。事情是这样的：整个早晨我都感到很不舒服，觉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随后我被叫去操练，在大炮旁边差点昏过去，后来我只好离开，午后可怕的寒热病便发作了。今天早晨我觉得好一些，可是仍然不能正常操练。现在我的病基本上已经痊愈，然而由于得了卡他性的大炮寒热病，我还是请了两天病假。但愿病假过后我又能够很好地使用大炮通条。”
柏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莱茵省显然不同。恩格斯来到柏林后，对饮食和住宿都不太适应和喜欢。恩格斯晚年乘坐柏林号横渡大西洋时，说这个“柏林”比他年轻时待的柏林各方面都优越得多了。“如果近卫军尉官们知道这里的饭菜是多么丰盛而味美，那他们马上就会拿陆上的（或沙上的）柏林来换取水上的柏林。”
不过，恩格斯来柏林不是为了吃苦的。作为志愿兵，他是自愿入伍，享受比一般兵士更多的优待。其实，他也完全可以通过缴费免除自己的兵役。在经过新兵训练后，他拥有临时的勤务兵，可以告诉他日常的安排。在花作为资本家的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金钱方面，恩格斯从不吝啬。志愿兵的制服和膳宿费自理，每周六晚上，恩格斯会去莱茵饭店改善伙食，新兵训练期一结束，恩格斯就在外租房居住，对他来说，士兵的营房显然难以忍受。1842年，恩格斯还在租处养了一条名叫“无名氏”的猎犬。
另一方面，恩格斯来到柏林，完全志不在于军事。虽然恩格斯在给妹妹的信中透露出身穿制服、拥有军人身份的自豪，但对他而言，军队的生活枯燥无味，毫无意义。性格浪漫洒脱的他天生不愿受约束，但军营生活管理十分严格，“制服上哪怕只有一个纽扣或只有一个风纪扣没有扣好，任何一个军官或士官都可以关我禁闭”
。他对官僚做派的形式主义活动和训练十分排斥，当时士兵们每隔四个星期就要去一次教堂，恩格斯常常溜掉；他对在讨厌的宫廷广场来回奔跑也毫无兴趣，这使他时常盼望下雨和下雪。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军队》这篇文章中，他还批判说德国这种阅兵式的训练方式不仅陈旧，还浪费兵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20岁刚出头的恩格斯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志愿兵，尽管他的退役品行证书上写着“服役期间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从他而后的人生轨迹来看，在普鲁士国王近卫队任职炮兵的这段经历还是为他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基人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他在这里学习了炮兵学的基本知识，经常参加火炮的操作训练，还进行过实弹操练。恩格斯后面参加1848—1849年革命、撰写军事评论和百科全书的军事词条时都运用到了这些知识和经验。
求学才是恩格斯来到柏林的真正目的。有种观点认为，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尤其在哲学方面缺乏训练，所以他的观点呈现出庸俗化倾向，学理不深。这种说法忽略了恩格斯柏林求学的这段经历。恩格斯在柏林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在训练和执勤之外，恩格斯还来到柏林大学旁听了两学期的哲学课。他在不来梅养成的喝酒和抽烟习惯在与妹妹的通信中似乎很少提及了，训练之余就去上课。如果“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
。生活再次变得丰富多彩了。他在《一个旁听生的日记》里详细记述了他在柏林大学的旁听生活。
19世纪初期，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课也是一种潮流。按照恩格斯的记述，当时柏林大学的教师中有各种派别的代表，因此辩论的气氛十分活跃。黑格尔去世后造成的理论分歧通过辩论也吸引了大批学生。“柏林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思想运动的中心。”
活跃的学术气氛、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诸多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士来到柏林大学旁听。尤其是谢林的到来，让哲学争论达到顶峰，无论是观点针对谢林的马尔海内克，还是谢林本人的讲座，讲堂里都挤满了人，“青年人、老年人、大学生、军官、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人”
。恩格斯来到柏林时，所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浓烈的哲学气氛。青年黑格尔派在与谢林的论战中成为另一种“时髦”的哲学，关注者众多。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大概一共上了七门课，大部分是关于神学的哲学课，还有一门普鲁士财政制度课。
在《一个旁听生的日记》中，恩格斯除了描绘谢林的反对者——马尔海内克热闹非凡的上课情景之外，还提到了他上的一门有关普鲁士财政制度的公开报告课。据恩格斯解释，这是因为报告者冯·亨宁是黑格尔的老学生，当时恩格斯的主要兴趣在黑格尔哲学上，自然会来参加讲演。恩格斯认为，“普鲁士的基础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废墟，而是万古长青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科学中获得意识，在国家中为自己创造自身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精神和它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否定了自身，就是出卖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就是扼杀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也就不再有资格跻身于欧洲国家的行列”
。恩格斯对亨宁讲演的体会充分体现了他此时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哲学变革破除普鲁士的封建思想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强，有浓厚的法国大革命的色彩。这也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主张。
恩格斯在柏林除了开阔眼界和系统扩展哲学知识以更好地批判基督教哲学外，其另一大收获是广交朋友，尤其是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柏林大学激烈的学术讨论氛围，尤其是将老年谢林请上讲坛的做法不仅吸引了恩格斯，还吸引了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的青年，这些人以维护黑格尔哲学中革命性的辩证法为己任，力求批判谢林的保守哲学，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恩格斯的主张基本一致。恩格斯晚年在与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的通信中澄清他与施蒂纳的交往关系时，提到了他在柏林的交友状况：“当时和我来往的有爱·梅因、布尔、埃德加尔·鲍威尔，稍后有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他一些人。”
当时那里还有书商、中学教员和剧作家，以及第一个为后来的《莱茵报》撰稿的鲁滕堡，他们成立了不同的小组。恩格斯参加的是马克思曾经也在其中的博士俱乐部，白天在朋友那里见面，晚上则在各种啤酒馆里见面，“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很多辩论”
。恩格斯和其中的很多人私交都非常好，为抗议波恩大学1842年3月底解聘布鲁诺·鲍威尔，他和埃德加·鲍威尔还合写了一首长诗《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以讽刺的形式描绘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神学哲学反动势力的代表之间的斗争。这首诗主要的出场人物有布鲁诺·鲍威尔、卢格、梅因、施蒂纳，还有特里尔之子——卡尔·马克思，以及他本人的化名——奥斯瓦尔德。他对马克思的描绘是：
是面色黝黑的 特里尔 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 巨妖 。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跳，在急急忙忙向前飞奔，
他怒目圆睁，满腔悲愤。
只见他高振双臂，直指穹苍，
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
他紧握双拳，不知疲倦，
宛若凶神附体，只顾向前。
《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的封面
但那时马克思已经离开柏林回到波恩了。恩格斯这一时期并未能与马克思本人见面。事实上，当时恩格斯也并没有进入博士俱乐部的核心圈子，当他与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人熟识时，马克思已经转向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联合体小组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人夸夸其谈，丝毫不触及真正切实利益的现实问题，毫无用处。
柏林为恩格斯的思想转向做了充分的准备。它让恩格斯脱离了莱茵省单调而乏味的生活环境，为其批判基督教、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平台，也是他与马克思结识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