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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左右，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匿名发表了其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伍珀河谷来信》。这是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所作的一幅生动描绘19世纪早期德国工业城市自然和社会状况的社会风俗画，是恩格斯所有早期作品中影响较大且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品。
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第49期上的《伍珀河谷来信》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恩格斯介绍了伸延在伍珀河流域上的两座城市——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城市状况。在第二部分中，恩格斯详细介绍了虔诚主义对这两座城市的影响以及自由主义文学对虔诚主义的冲击。文章内容充实、文笔生动活泼。虽然最终观点还不太成熟，但也不失为一篇通讯范文，对了解19世纪早期德国工业城市的真实状况极具史料参考价值。
在第一部分的开头，恩格斯详细描绘了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城市风光。他先以俯视的角度描绘了孕育这两座城市的伍珀河的自然风景：“沿岸的地带倒相当引人入胜，并不太高的山峦，有的重岩积秀，有的峭危峻险，个个披着翠绿的衣装，嵌入碧绿的草地，当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映入伍珀河的时候，它那鲜红的颜色就完全消失了。”
在恩格斯看来，这条家乡的母亲河早在工业生产的污染下变成了混浊又可怜的伍珀河了，无法再与莱茵河相比。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初期，人们随意掠取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像漂白厂这样需要大量用水的工厂通常会布置在河流附近，对水域造成严重的污染。恩格斯认为，河流泛着的红色波浪来自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实则河流的污染已经到了出现富营养化的地步了。接下来，恩格斯又将我们的视野从河流拉入这两座城市的布景。由远及近，先是暗淡的埃尔伯费尔德：这里有着奇形怪状的塔楼、建筑很糟糕的教堂以及各个部分很不相称的大厦。埃尔伯费尔德的街道毫无特点，小胡同也不像样，漂亮的市政厅大厦的位置也很奇怪。在恩格斯看来，这座城市简直是四不像，单调又无趣。不过，他对位于伍珀河桥另一端的家乡巴门的感情就更为浓烈了一些。这里的房屋都是新式的，盖得别致，高大而坚固，还有笔直的公路和景致迷人的自然风光。在恩格斯眼里，巴门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各种建筑的简单堆积。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是迎着工业浪潮而兴起的河谷城市，其城市的社会功能按需增加，也因此使城市面貌显得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不过，恩格斯对城市面貌的描绘是为其接下来论述城市的社会状况服务的。
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因为这里相互厮斗的只有神学家的笔杆和长舌妇们，而且往往是为了琐碎小事，——也不是源于人们羞于启齿的行为（虽然这确实有足够的根据），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
与单调的城市面貌相适应的是庸俗的精神生活。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将笔触对准了下层等级。酗酒和神秘主义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选择。每到周末，直到酒店关门，醉汉们才从酒店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倒在路旁的沟里睡一觉后才醒过来。恩格斯认为，成为上帝的选民意味着拥有幸福和财富，其他人则会永远受苦的观点是荒谬的。与一般资产阶级作者不同的是，恩格斯对这些醉汉的态度很温和，并不认为他们的品性天生如此。接着，恩格斯分析了造成这种庸俗且有害的社会生活的原因。他认为，工厂劳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
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内容重复和单调。无论是谁，如果长期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都会在肉体和精神上陷入崩溃。因此，这些工人要么酗酒要么投向神秘主义的怀抱，别无选择。工厂主和工人形成了贫富对比明显的两个阶级。工厂主大腹便便、轻松愉快。而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还包括大量的儿童。恩格斯不因自身为工厂主的儿子而停止对唯利是图的工厂主的虚伪面目的揭露，但也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并没有进一步揭示二者背后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劳资关系的实质。在他看来，工人的贫穷堕落、工厂主的伪善都是建立在虔诚派的流行的基础之上的。虔诚派的宗教观点确立了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庸俗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性。
在第一部分的余下内容中，恩格斯列举了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虔诚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克鲁马赫尔和他的三个同行——阿·科尔、莱·赫尔曼和海·巴尔，以及维希林豪森的施梯尔，通过揭露他们言行的矛盾之处，恩格斯对伍珀河谷的虔诚派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介绍。
在第二部分中，恩格斯揭示了虔诚派对伍珀河谷方方面面的影响，认为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已经彻底断送了这一地区。在教育方面，恩格斯详细介绍了三所地方经费办的高级学校：巴门市立学校、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和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其中的两所是恩格斯的母校，是他亲身体验和感受过的地方。恩格斯认为，学校完全操纵在目光短浅的信奉虔诚主义的管理委员会手中，教师队伍的组建、教材选编和学生课程设置都极其荒谬。选拔教师不看才能而看信仰，教材远远落后于实践，管理者根本不了解学校的状况，教育在伍珀河谷地区得不到重视。这里的人们生活庸俗，一成不变，只有生意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无法在他们心目中引起长久不变的热情。彼时，恩格斯深受“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的影响，认为新文学具有唤醒民众内心自由主义精神的力量，介绍了伍珀河谷地区在报刊、诗歌和散文等方面的情况。在他看来，总体而言，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仍然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影响之下，文学发展缓慢，“青年德意志”仍需扩展自身的影响。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很难想象这篇对上层阶级的经济和社交生活极尽嘲讽，揭露他们信奉的虔诚主义教派的伪善和庸俗的文章出自当地一位知名工厂主的儿子之手。
亲友们对《伍珀河谷来信》的愤怒反应——恩格斯所作的漫画
1839年4月12日，恩格斯在第二部分提到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主编马丁·伦克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恩格斯随后对此进行了回应，《埃尔伯费尔德日报》也全文刊发了。不过这并不能止住评论的声音。《德意志电讯》的主编谷兹科在报刊上针对批评也进行了回应。恩格斯连续给他的好朋友格雷培兄弟写了多封书信谈到了此事。文章发表、思想观点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恩格斯对此还是很兴奋的。他以活泼的语气主动向格雷培兄弟承认他就是文章的作者：“哈，哈，哈！你知道《电讯》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该文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
针对伦克尔这些保守派人士的批评，他也强调他的文章的真实性：“文章中所引用的一切材料都是有凭有据，是我从目击者那里获得的。”
只是为家人着想，他不能公开自己的真实名字，让格雷培兄弟替他保密。可是，这篇文章引起即将成为牧师的格雷培兄弟的极大反感。不过，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通信还在继续。恩格斯在而后的信件中多次与他们讨论《圣经》观点的矛盾性以及虔诚派牧师的庸俗无能。对自己文章所引起的轰动，恩格斯的态度是欣喜又带有少许不安。在对伦克尔的回应文章中，恩格斯并没有过多的嘲讽，反而显得很温和。面对格雷培兄弟的批评，恩格斯虽然也坚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但也谦虚地表示文章在结构上确实显得比较松散：“文章中也许个别地方有些夸张，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整篇文章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当然，如果抱着成见去读它，认为它是一篇杂乱无章的粗劣作品，倒也像是这样。”
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中认为恩格斯在结尾处暗示了自己的文学活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第二部分提到了“我还要提到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这个青年说，既然弗莱里格拉特能够既做店员，又做诗人，那他一定也能办到。但愿德国文学不久会由于他的几本连目前最优秀的作品也无法与之相比的短篇小说而丰富起来；人们对这些小说能够指摘的惟一缺点就是：情节陈旧，构思不巧妙，文字不精练。如果不是照顾情面，我很想简要介绍一下其中的一篇，但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出版商怜悯这位伟大的杜（我不敢说出全名来……）”
。在1839年4月23日左右给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提到了这位“杜”是下巴门维腾施泰因家的年轻办事员杜尔霍尔特，经历和他相似，但不是他本人。
可见，《伍珀河谷来信》不是恩格斯用来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文章。作为巴门本地人，他切身体验和观察到新兴工业城市的变化和庸俗的社会生活，看到了虔诚主义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感到了改变的迫切性，只不过此时他认为文学的力量远高于经济的力量。
《伍珀河谷来信》是恩格斯来到不来梅不久后发表的政论性文章，文笔的犀利、内容的真实与对虔诚派观点和人物的讽刺，已明显表现出恩格斯此时已不是巴门那个迷茫又沉默的少年了，因此，不用惊奇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保守派人士会完全想不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岁的恩格斯通过这篇文章显示出自身对政治的敏感性和对吃人的虔诚派的唾弃，他的才能已初步为青年德意志派代表人物所认可，后续文章邀约也纷至沓来。可以说，《伍珀河谷来信》在恩格斯争取政治自由和解放的革命道路上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像一把匕首刺进了以维护伍珀河谷合理社会秩序为傲的工厂主和牧师的心脏，戳穿了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伪善面目，揭示了伍珀河谷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生态史和社会发展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篇怀着对下层人民浓浓的同情和对上层阶层激烈的愤慨而作的文章，就像24岁的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第一次切实触摸到底层人民的挣扎、物质利益对不同阶层的影响那样，年轻的恩格斯通过《伍珀河谷来信》看到了“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因为虔诚派教徒的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变坏堕落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
。这种残酷的对比让恩格斯感到迫切需要去改变现状，也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此时，恩格斯尚未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更无法看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他对阶级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上下层人民的阶级属性和剥削实质无法准确把握，寄托于消除虔诚派来获得思想解放。他的政治主张和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样，仍然是“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
。但关心和同情贫苦阶层，力求实现平等、自由和解放的火苗已经让他摆脱了宗教束缚，开始转向更加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
今天，当我们再度回看恩格斯的《伍珀河谷来信》时，会惊奇地发现这篇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仍然每天存在着：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庸俗的娱乐活动和愚昧的宗教。正因为真实可信，这幅社会风俗画丝毫不显得过时，足可见时年19岁的恩格斯的思想敏锐和才华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