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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月中下旬，回到德国后，恩格斯马上重新投入《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当中，并亲身参加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当中。
在为《新莱茵报》撰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写作了一些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在1848年到1849年的“人民之春”时期，即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匈牙利爆发了反对奥匈帝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恩格斯对之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和评论。例如，在写作于1849年1月8日左右的《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他突出了匈牙利战争的人民性质和游击性质，分析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他指出：“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
这样，恩格斯就将自己的军事才华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像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会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像X光一样。大家知道X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
与马克思一道，恩格斯大力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2月11日，他和马克思出席工人联合会举办的宴会，在宴会的讲话中表达了对匈牙利革命战士的敬意。2月24日，他和马克思出席由他提议举行的、由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一周年的宴会，他在宴会上提议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为罗马共和国干杯。3月19日，在由科隆的工人和民主派举办的纪念柏林巷战一周年的宴会上，他提议为六月起义的战士们干杯。此外，恩格斯在科隆工人联合会里举办了“社会讲座”。这些活动鼓舞了工人群众的士气。
1849年2月，普鲁士当局传讯《新莱茵报》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等人。在科隆的法庭上，恩格斯和马克思据理力争，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最后，在旁听群众的欢呼声中，法庭迫不得已宣告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罪。这样，随着对普鲁士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新莱茵报》的发行量和声誉度与日俱增。
就在《新莱茵报》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爆发了。恩格斯毅然决然地放下笔，拿起枪，奔赴革命的第一线。
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了德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这是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各种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的重要一步，是迈向德国统一的重要步骤。但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磨刀霍霍准备镇压民主力量。为了维护帝国宪法，1849年5月3日，萨克森工人开始武装起义，国王和内阁被赶出了德累斯顿。同一天，普法尔茨选出了革命的地方保卫委员会，成立临时政府。5月初，莱茵普鲁士的国民自卫军和后备军发表声明，表明他们不再为普鲁士反动派的利益“去镇压人民”。在巴登，一个州委员会接管了行政权力机关。这就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伍珀河谷同样爆发了起义，发生了激烈的街垒战。1849年5月6日，埃尔伯费尔德（简称“埃城”）的民主主义者、工艺学校教员海尔曼·克尔纳来到《新莱茵报》编辑部向翘首以待的恩格斯讲述了起义经过。5月9日，埃城起义者筑起了街垒，攻占了监狱，驱散了市政府，捣毁了市长的住宅。由起义者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领导着这个城市。
由于这次起义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恩格斯坚定地站在了起义者一边。5月10日左右，他制订确保莱茵省起义取得胜利的行动计划，并奔赴佐林根，又从佐林根同革命工人队伍一起前往埃城。5月11日，他到达埃城。当他到达的时候，这里有2500名到3000名战士。其中，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在1000人以上。但是，由于后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这次集结，因此，到5月12日和13日的时候，就已减少了一半。最后，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发现，能够指靠的全部武装力量，充其量也不过700人到800人而已。5月11日，安全委员会委派恩格斯领导构筑防御工事和安装大炮的工作，并检查城内全部街垒。5月12日，有人看到一个戴眼镜、留着小胡子、穿着方格子上衣的年轻人在面对巴门的街垒上，指挥人们将街垒改成棱形，以便抵御普鲁士军队进攻时从正面射击而来的子弹。据一个武装志愿人员说，这位年轻人就是《新莱茵报》的编辑恩格斯。为了能够给武装的革命工人发军饷，恩格斯要求安全委员会向资产阶级强行征税。
据说，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受人尊敬的工厂主“老恩格斯”与有名的共产主义者即自己的儿子“小恩格斯”不期而遇。一位准备前往教堂做礼拜，一位站在街垒当中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作为一个在全城享有极高声誉的模范市民，老恩格斯目睹自己儿子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恼怒万分，暴跳如雷，拂袖而去。在他看来，自己的“不孝之子”已经无可救药了，发誓不再给其一分一文。1849年6月那个星期日的早上，父子二人最终“决裂”和“断裂”。后来，由于小恩格斯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出面说情，老恩格斯才恢复了同自己儿子的联系，但是，恩格斯也只是为了马克思和自己的共同事业才与自己的父亲保持着“冷淡的商业关系”而已。
5月14—15日，由于害怕恩格斯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埃城的资产阶级力图逮捕他。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安全委员会建议恩格斯离开该城。这一行为激起了工人的愤慨。工人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5月15日，恩格斯已经不再担任志愿军的任何职务，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估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起义者内部的分裂，恩格斯在这一天离开家乡返回科隆。5月17日左右，反动当局发出逮捕恩格斯的命令，他不得不隐藏起来。接着，《新莱茵报》停刊，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尽管壮志未酬，但是，恩格斯深信，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
后来，恩格斯指出：“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述一下，是因为在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最鲜明、最彻底。贝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运动一模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个阶级本身就不像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明显。”
显然，埃尔伯费尔德起义具有典型意义。
根据骑兵班长施塔克向后备军地方管理处提供的证词和下级军官施泰尼格尔的证词，起初在军需库外边出现了一支先遣队，大约有六至八名射手，后来就出现了以恩格斯和扬森为首的武装匪徒三四十人。他们两人骑着马，佩带了马刀和手枪。队伍马上在军需库前面整顿好，在门外布置了岗哨。然后，恩格斯从皮套里拔出手枪，走到骑兵班长施塔克跟前问他还有没有武器，当那个人回答说武器已经被佐林根和瓦尔德来的队伍抢走时，便命令骑兵班长跟他进军需库。两个军人若要反抗三四十名武装匪徒，那是无益的，尤其因为自从佐林根人前几次袭击之后军需库的大门再也锁不上了。因此，这两个军人被迫向暴力让步，允许进入军需库。恩格斯在这里挑选了一些军械和服装，命令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然后写了两张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收据，由总指挥卡尔·扬森签了字。根据从军需库劫走的物品清单看，有军粮袋、头盔、军裤、子弹袋、手枪、马刀、鼓、皮鞋和一支长枪。扬森命令，每个匪徒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挑选一套合身的服装和一件必需的武器。扬森本人并不否认，他同自己的一部分武装队伍（三十九至四十人）一起到格莱弗拉特去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只是说，他这样干是根据5月15日早晨收到的冯·米尔巴赫的书面命令，即要他在格莱弗拉特到瓦尔德的途中征集军需品。他还说，同他一起率领队伍的恩格斯来到格莱弗拉特后，在军需库门外布置了岗哨，同骑兵班长一起走了进去。据他说，当恩格斯在军需库里忙碌的时候，他让副官沃尔迈纳照料队伍，自己去察看军需库周围的地形，回来后看到各种军需品已经摆在操场上……
《新莱茵报》停刊后，1849年5月19日到2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恩格斯就当时的形势向法兰克福左派议员阐明了自己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提出，应该废除封建义务以解放农民，设立一个集中管理机构使之有权发行货币，这样，可以有效地动员农民参加起义。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国民议会的支持。5月20日或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巴登。他们力图说服运动的领导者，把国民议会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拒绝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5月23日到24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由于起义是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而领导起义的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以任何形式正式参加对运动的领导。5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去宾根的途中被逮捕，被押往达姆斯塔德
和法兰克福等地，获释后又回到宾根。6月2日左右，恩格斯离开宾根返回凯则尔斯劳顿
，计划先作为一个普通政治流亡者停在那里。一旦战斗爆发，就投入战斗。6月3日左右，马克思到达巴黎。6月12日以前，由于进行反政府宣传的罪名，恩格斯被普法尔茨临时政府逮捕。次日，他获释。
6月13日，为了获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恩格斯腰佩战刀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即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指挥的志愿部队。这支部队大约有700人到800人，其主体是：一连大学生，一连在贝桑松同维利希生活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几个地方的体操家，两连来自附近地区的志愿人员，以及一连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这些人多半是参加普吕姆和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之后流亡到这里来的。因此，这一部队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有不少胆怯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
在战斗中
畏缩不前。而更多的却是“蛮勇举动”。总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不管怎样，《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干过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金克尔加入我们的军团当了火枪手，他干得很出色；他在第一次参加战斗时头部被枪弹擦伤，并被俘。
维利希手下有十来个副官，恩格斯为其文书副官。恩格斯不仅完成了文书工作，而且参加了师部的参谋会议，有几天甚至直接指挥贝桑松工人连。恩格斯参加了四次战斗。在战斗中，他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气概，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恩格斯参与的第一次战斗是发生于1849年6月17日的林恩塔尔之战。志愿军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普鲁士步枪手就从对面树林边用锥形枪弹向志愿军射击。当被派到左方去包抄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侧翼的时候，恩格斯就无法带着一队兵通过面前的一片广阔的原野。在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最猛烈的火力之下待了半个多小时后，为了搞清楚战况，恩格斯独自爬下山坡，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当敌军发起攻击的时候，由于群龙无首，志愿军不得已放弃阵地。在撤退的时候，志愿军折损的人员比战斗时还多。
恩格斯参与的第二次战斗是发生于1849年6月21日的卡尔斯多夫之战。当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向相遇的普鲁士士兵喊话的时候，敌人的哨兵就开火了。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不是用刺刀将其刺倒，而是也开了火。此时，志愿军内部闹出了“乌龙”，自己人向自己队伍的主力开火。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有的士兵四处逃跑，有的士兵在大路上乱成一团。四面八方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炮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尽管普鲁士人预先得知志愿军来临的消息，但是，也只是草草放了几枪就了事，慌慌张张地撤退了。
恩格斯参与的第三次战斗是发生于1849年6月28日的穆尔格河之战。志愿军和普鲁士军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射击了一阵，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普鲁士军沉着应战。当常备军在从距离600到800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子弹的时候，志愿军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十分坦然地把枪支放在一起，在虚构的火网之下休息。志愿军的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的斜坡，在常备营的一部分战士的配合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人赶跑了。落到志愿军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恩格斯参与的第四次战斗是发生于1849年6月29日的穆尔格河之战。这一天，普鲁士军发起了全线进攻，志愿军连午饭都来不及吃就开始应战。维利希和恩格斯率领一连步枪手和敌人遭遇。步枪手成散兵线散开。志愿军的步枪手在果木树和葡萄架的掩护下同敌人对峙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志愿军的战士亦猛烈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向前冲来增援他们的步枪手，这时志愿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在普鲁士军得到增援后，志愿军的散兵线后退了。这次战斗，志愿军的伤亡很重。
在普鲁士军队的攻势下，7月12日，恩格斯与志愿军的残余部队流亡到瑞士，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其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内部缺陷。但是，对于恩格斯、马克思以及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虽败犹荣。“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不仅是恩格斯这个时期的人生而且是其整个人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