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

在忙于制定共产党人在德国民主革命的纲领的同时，在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了三四百个工人单个返回德国参加革命。但是，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协会，试图组织义勇军即德意志军团返回德国，用武力向德国输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3月底，他们准备返回德国参加革命。4月6日左右，恩格斯与马克思全家一道离开巴黎。进入德国之后，他们先在美因茨做短暂停留，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讨论了往后组织和联合工人联合会的任务。4月11日，他们到达科隆，将之作为自己此行的目的地，决定在这里办一份大型的民主派日报，来开展革命鼓动和组织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选择科隆而不是柏林作为目的地，原因在于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该省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存在着言论自由，是德国当时最先进的地方。相比之下，柏林仅仅是一个“王都”而已，工人还没有成长起来，不存在言论自由。

当时，民主党人和一部分共产党人已经在科隆着手筹备创办大型报纸。这些人试图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媒体，即科隆的报纸，想把马克思、恩格斯赶到柏林去。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义正词严的说理和苦口婆心的劝说，没有过二十四小时，他们就把阵地夺了过来，获得了报纸的主办权。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让步，将当地的一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列入编辑部当中。此人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在马克思忙于筹办报纸的时候，恩格斯决定回到家乡巴门探亲并为报纸筹措资金。4月25日之前，马克思给恩格斯去信，希望他能够从自己的“老头子”（老恩格斯）那里获得筹办报纸的经济支持。4月25日，恩格斯回信说：“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 在此期间，恩格斯在当地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并将《共产党宣言》的大部分译成了英文。5月6日，马克思造访巴门，逗留期间，他与恩格斯一道讨论了报纸的出版问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问题。最终，只筹集到14股，每股为50塔勒。由于难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恩格斯只好于5月20日返回科隆。

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将筹办的报纸命名为《新莱茵报》。在编辑委员会当中，由马克思担任总编辑，恩格斯、沃尔弗等7人为编辑。报纸原定于1848年7月1日正式出版，但是，考虑到普鲁士政府会出台加强书报检查的新的法令，报纸提前在6月1日正式出版。《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恩格斯的《法兰克福议会》和《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两篇文章。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第一，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唯此，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量的战场。第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报纸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俄国这一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

报纸编辑部的制度由马克思一人“独裁”，由此形成了“排挤”恩格斯的局面。对于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来说，按照任何别的制度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只能选择“独裁”。由于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坚定的立场，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成为报纸的“独裁者”。这对于编辑部全体成员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事情，大家都乐于接受马克思的领导。由于报纸的经费十分困难，因此，除了大量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之外，马克思还经常到处游说化缘，试图筹集资金。在马克思外出期间，由恩格斯代理报纸的总编辑。由于恩格斯作风严谨、一丝不苟，编辑部这帮血气方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往往不“买账”，因此，经常发生“内讧”。对于同事们的“挑战”和“狂妄”，恩格斯往往一笑了之，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报纸的编辑和发行等工作。这何尝不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和美德呢？这与马克思的智慧和美德形成了良性的互补。一旦马克思回来，编辑部就马上恢复正常，大家又和和睦睦地一起工作了。

恩格斯为报纸倾注了满腔心血，为办好报纸做出了杰出贡献。由于行政事务繁忙，马克思为报纸撰写的文章屈指可数。在第一个月当中，他只撰写了2篇社论，在整整第一个季度当中也不过5篇而已。因此，报纸的社论、评论等重头文章都由恩格斯操刀完成。在1848年6月到9月的四个月当中，绝大部分的文章由恩格斯撰写完成。从1848年6月1日正式出版到1849年5月被迫停刊，《新莱茵报》共出版发行了301期，恩格斯共计写作了100多篇文章和通讯（表5-1列举了1848年6月在该报发表的部分文章）。1885年5月15日，恩格斯向他人回忆说：“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您首先需要断定哪些真正是马克思写的。例如，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是他写的。对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都是我写的。反对巴枯宁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那篇文章也同样是我写的。”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他们二人彼此进行了有计划的分工和亲密的合作。情况往往是，由恩格斯写出初稿，由马克思进行定稿，最后公开发表。因此，这些文章代表着他们共同的看法。

恩格斯异于常人的外语天赋、高深的外语素养、杰出的外语才能在报纸编辑和文章写作上派上了大用场。当时，报纸通讯员和作者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其来稿用各种各样欧洲的文字写就，只有恩格斯可以自如而准确地处理这些稿件。同时，在自己写作文章的过程中，恩格斯大量地运用了欧洲各种报刊上的多种文字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新莱茵报》不仅仅是一份德国的报纸，更是一份具有国际性的报纸。

在繁忙著述的同时，恩格斯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是正式在册的科隆市民自卫团的士兵，编在第十六连。他积极参加科隆民主协会和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从1848年7月开始，积极参加科隆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工作。8月13—14日，恩格斯和马克思参加在科隆召开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突出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憎恨。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必须在工人和农民当中进行工作，在乡村建立组织并与之保持经常的联系。

恩格斯是1848年9月7日和13日举行的科隆民主派民众大会的实际发起人。7日，科隆民主协会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在练马场召开群众大会，有数千人出席。大会通过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书，要求取消普鲁士政府和丹麦缔结的休战协定；大会还通过致普鲁士国民议会书，抗议反民主的市民自卫团法案。13日，《新莱茵报》编辑部、科隆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隆弗兰肯广场举行民众大会，有6000人出席会议。中午12点刚过，沃尔弗宣布开会，提议选举安全委员会作为科隆城在当时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这一提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大会通过了由恩格斯提出的致柏林议会书，要求议员们在有人试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的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恩格斯和马克思参加了由三十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和直接向人民负责的机构，力图采取一切合法手段保卫革命的成果，确保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权利不受侵犯。在成立的当天，安全委员会便向有关当局宣告自己的成立。

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科隆的阵线出现了分化。亲政府立宪派声称，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非法的行政机关”，是建立“红色共和国革命”的第一步。为了约束这一派，恩格斯于1848年9月17日又组织了一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在科隆城外沃林根附近菲林格荒野上举行，有数千人参加。沙佩尔当选为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书记。根据主席的提议，大会以多数票对一票通过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心书：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尽管当时有人污蔑科隆和沃林根等几次民众大会哗众取宠，但是，它们是当时几个月来在德国举行的最大规模的革命的群众集会。集会教育和团结了民众。通过这几次大会，恩格斯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超前的预测能力。

《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就像榴弹一样投向敌人，在敌人的周围发生爆炸。起初，这些革命言辞引起了股东这些“庸人”的担忧，他们纷纷退股。由于报纸发表《逮捕》一文，1848年7月6日，法院以侮辱最高检察官和宪兵为名传讯马克思。8月3日，法院传讯恩格斯做证，企图查出《逮捕》一文的作者。9月4日，法院再次传讯恩格斯。这次，恩格斯已经不是作为证人而是作为《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逮捕》一文案件的同案人被传讯。预审已经结束，如果检察机关提不出新的罪状，高等审判庭将择期做出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报纸的发行人）是否应该因被控侮辱或诬蔑最高检察官和宪兵而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在这期间，法兰克福起义爆发。1848年，丹麦与普鲁士由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问题发生战争。由于法兰克福议会批准和丹麦的休战，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与反动势力妥协，因此，人民群众发起武装起义，筑起街垒与反动军警战斗。据《新莱茵报》的报道：“ 科伦 9月19日，晚上7点钟。德国和丹麦的休战引起了狂风暴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德国的荣誉被国民议会出卖给可耻下台的普鲁士内阁，但是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的工人以及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种荣誉。” 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不仅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休战协定的批准》等文章，无情地批判国民议会的背叛行为，而且组织了一次民众大会。9月20日，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科隆工人联合会在科隆埃塞尔大厅召开大会，通过了声援法兰克福起义的决议。恩格斯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抨击了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可耻决议。23日，《新莱茵报》发表了9月20日科隆民众大会的决议。25日，科隆检察机关以其20日的演说阴谋反对现行制度为名对恩格斯提出控诉。26日，科隆戒严，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当中。28日，迫于警察司令部的命令，《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由于存在着身陷囹圄的危险，恩格斯早在24日左右就已逃离科隆到达日内瓦。30日，警察搜查位于科隆赫勒街14号的恩格斯住宅，结果既未抓捕到恩格斯本人，也未搜查到恩格斯的“罪证”。在聚集于恩格斯住宅门口的市民的一片喝倒彩声中，司法官员和警察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在恩格斯流亡瑞士期间，一些人试图离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甚至剥夺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权利。但是，马克思极力维护恩格斯的权利和“权威”，照管恩格斯的住所和财物，并寄去钱物和恩格斯1848年3月30日的法国护照。10月12日，由于宣布解除戒严，《新莱茵报》第114号即复刊的第1号出版。26日，马克思致信已经远在日内瓦的恩格斯，告诉他报纸已经复刊，提醒他一有可能，就写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寄来。在11月上半月的时候，马克思表示，只要恩格斯写稿，自己就能够 “随意付出” 他所要求的 “稿费” 给他。这样可以保证流亡在瑞士的恩格斯的日常生活。马克思深情地向恩格斯说：“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恩格斯又陆续写作了一些文章发表在《新莱茵报》上，但也有一些没有发表。同时，恩格斯积极促进瑞士的报纸转载《新莱茵报》的报道和评论。1849年1月7日左右，他致信马克思说明：“我们的报纸现在在瑞士常常被大量引用；引用很多的是《伯尔尼报》，还有《国民报》，然后所有各报又都从这两家报纸加以转载。瑞士的法语报纸也常常引用我们的报纸，比《国民报》等报引用得少一些，但多于《科隆日报》。” 由于证据不足和通缉令时限过期，在逃亡三个月后，1849年1月中下旬，恩格斯重返科隆，与马克思一同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是，形势仍然险恶。

1849年5月19日，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遭到通缉，《新莱茵报》第301号成为终刊号。在《新莱茵报》唯一用红色油墨印刷的这一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和恩格斯的文章《匈牙利》。报纸编辑部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深情地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 是啊，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初心和使命。

1884年年初，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一文中饱含深情地指出：“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就是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这当中饱含着恩格斯卓越的才华、无怨的付出和长期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