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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846年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当年的一年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欧洲许多地方创立了分会或小组。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样，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就逐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中心和思想中心。
19世纪40年代，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为《共产党宣言》奠定了思想基础。
魏特林（1808—1871）以裁缝为生，是一个手工业无产者。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初期工作，是正义者同盟的重要骨干。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著作中，他主张财产公有，社会平等，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参加劳动，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和谐和自由的“共有共享”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由此，他创立了魏特林主义。这一思想对德意志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一定的正面作用，成为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马克思对之做出了高度评价：“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
魏特林
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多么不如
蒲鲁东
，但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他。资产阶级，包括其哲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
政治
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
史无前例
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
童鞋
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
德国的灰姑娘
将来必然长成一个
大力士的体型
。”
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自己至今仍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做出的上述评价。
魏特林主义实质上是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在实践上，该理论提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大力鼓吹兴办公共食堂、移民村和职工交易银行等改良主义措施。在策略上，该理论反对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主张依靠小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少数人的密谋及穷人的自发起义，用暴力摧毁旧制度，甚至宣扬盗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手段。魏特林本人宣称，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基督教学说的精神相一致。显然，该理论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势必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
1845年年底，马克思、恩格斯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之初，吸收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此时的魏特林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了。他为自己的“卓越”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由于卓越才能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觉得到处都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他认为自己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人间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剂药方。在伦敦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尽管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出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但是，他仍然同任何人都合不来。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同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预言家的冲突终于爆发。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试图说服魏特林走上科学共产主义道路，但未获成功。在会议开幕词中，恩格斯公开批判了魏特林反对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纲领、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群众性政治斗争的错误主张，阐明了制定团结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共同纲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接着，马克思揭露出平均共产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造成的思想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用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教育工人，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待德国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但是，魏特林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德国即将迎来共产主义革命，靠热情和激情就可实现共产主义，靠宣传无济于事。同时，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对待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背叛。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左”倾空想思想进行了科学驳斥。
参加这次会议的安年科夫后来回忆道：
第一次会面，马克思就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晚上在他那儿和裁缝魏特林（此人在德国曾得到相当一批工人的支持）举行的一个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可能范围内确定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共同行动方式。我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
裁缝鼓动家魏特林长着金色的头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风流的小胡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工人（我曾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跑腿的伙计。我们很快地互相作了介绍，看来，魏特林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同时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宣传工作上的助手恩格斯这位身材高大、气概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人，宣布开会。他说，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抬起头来，直接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看来，魏特林是想使会议只停留在一般的清谈上。……他的讲话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
不久，应“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海尔曼·克利盖的要求，魏特林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其预言家的使命。这样，魏特林就完全丧失了对欧洲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后来，正义者同盟一致同意将魏特林开除出同盟。
在与魏特林主义斗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展开了对以海尔曼·克利盖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克利盖（1820—1850）是德国记者，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美国纽约领导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秋天，克利盖去往美国，以“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的身份开展活动。1846年1月，他创办《人民论坛报》并担任主编。以此为阵地，他大肆宣传以费尔巴哈“爱”的说教为基础的抽象的共产主义观点，把美国小资产阶级改革派反对土地垄断的运动看作共产主义的运动。这些看法严重违反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严重歪曲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后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对之展开批判。
1846年5月11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开会议。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内弟）、沃尔弗出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人民论坛报》问题。除了魏特林之外，其他成员都赞成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决议草案作为会议正式决议分发给各国共产主义者。
这份以“反克利盖的通告”为题的决议共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克利盖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的、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几个词。其实，这是一种怯懦而虚伪的说法。第二部分为“‘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
对‘青年美国’的态度”
。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民族改良运动不同于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
但是，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其实，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第三部分为“形而上学的夸大”。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克利盖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这种幻想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正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不需要的东西。第四部分为“向宗教谄媚”。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在欧洲经常冒充为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大肆贩卖某些宗教理念，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第五部分为“克利盖个人的言论”。作为真正的预言家和爱的宣传者，克利盖以仿佛受骗的纯洁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人表现出极端疯狂的愤怒。这样，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就遭到尖锐批评。
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责成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全文发表这份决议，克利盖不得不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也于1846年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上发表。由于通告里反对克利盖，这个通告立即产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当然，这些通告是“在论及当时形成中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发出的。
在同魏特林和克利盖的斗争告一段落后，1846年8月，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他此行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有两项。一是在理论上帮助在法国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认清当时在正义者同盟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二是在组织上同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及其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支部。
此时，由于与老恩格斯的关系尚未修复，没有经济收入的恩格斯只好暂住在房租低廉的位于塞纳河左岸的一条小巷——枯树街11号。寄给马克思的信甚至没有贴邮票，希望由马克思“到付”。即使如此，恩格斯仍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多次与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会谈，拜访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埃·卡贝，探访了德国著名诗人、马克思的挚友海涅。同时，他与法国工人群众和各方人士广泛接触。到达巴黎的第五天，他就向布鲁塞尔委员会寄出第一份工作报告，一个月后寄出了第二份工作报告，又一个月后寄出了第三份工作报告，全面汇报了共产主义者在巴黎的思想动态和活动情况。
通过调研，恩格斯发现，格律恩大肆宣扬的蒲鲁东主义在法国工人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因此，他发起了批判格律恩的斗争。
格律恩（1817—1887）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1843年，他结识赫斯，受到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845年，他开始在巴黎活动。1846年，应蒲鲁东的邀请，他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译为德文。当时，格律恩在工人当中大肆鼓吹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这种计划主张用工人的储备金开办工厂，使所有的工人都能实现就业，协作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剩余产品直接投放世界市场。这样，资本家手中掌握的资本就丧失了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最后，就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显然，这一套东西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而已。
尽管艾韦贝克同格律恩进行过斗争，但是，他没有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高度开展斗争，总体上仍然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恩格斯试图当面揭露格律恩的问题，但是，格律恩避而不见。只有艾泽曼等几个马前卒摇旗呐喊。因此，恩格斯不得不直接面对艾泽曼等人。
为了揭露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荒谬，恩格斯不得不连续三个晚上参加专门讨论蒲鲁东计划的工人集会。
在第一次集会上，艾泽曼等人要求公开讨论蒲鲁东的计划。恩格斯指出，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本反对无产阶级，根本不承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属于小资产阶级和庸人的东西。相反，恩格斯突出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恩格斯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围攻。他们只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并且攻击共产主义。忍无可忍的恩格斯痛斥这些人根本不像无产阶级的样子。
在第二次集会上，恩格斯提出必须明确这个集会是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会。如果这个集会坚持共产主义性质，那么，必须停止攻击共产主义。如果这个集会是随便什么人的讨论随便什么问题的集会，那么，自己将退出这个集会。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的宗旨概括为以下三点：“（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针对与格律恩分子斗争的焦点问题展开的。第一，共产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运动，而不是代表其他什么阶级利益的运动。第二，共产主义主张用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那样美化私有制、保存私有制。第三，共产主义主张用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采用温情主义和密谋主义。经过投票，集会以13票压倒2票的绝对优势，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集会。
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在提交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第三份工作报告中说，同格律恩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巴黎之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格律恩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1845年，格律恩指出，由于其一生都在探求新的科学，因此，圣西门的学说像一个种子荚，包括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感性主义的社会主义、宗教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用以指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核心和归宿。
在与格律恩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老恩格斯寄来了汇款，恩格斯就迁居到百合花路23号一座比较阔绰的住宅去居住了。但是，恩格斯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警觉，他们试图将恩格斯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不得不有所“收敛”，躲到家里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研究了蒲鲁东新近出版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阅读了研究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状况的书籍，写作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文章，计划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论英国社会史》。1846年11月中旬到12月之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诙谐地说道：“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铭记这段生活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蒂诺、普拉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莱塞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充分利用我待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日夜。”
从1847年4月初开始，恩格斯的私人通信尤其是与马克思的通信不得已采用秘密地址。
上述斗争促进了同盟内部尤其是伦敦领导者不知不觉的思想转变。1885年，恩格斯回忆说：“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起初大部分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类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类诈取钱财的骗子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主义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通过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这样，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