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宣言书
——《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全称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从中就可看出这部著作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往的风格，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论战对象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后决定共同创作一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以澄清两人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这样，原本是青年黑格尔派骨干成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脱离了这一唯心主义哲学团体。

正如恩格斯本人在通信中强调的，《神圣家族》是一部马克思个人风格较为明显的著作。由于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十天后就返回了巴门，这部著作从修改完成到最后出版，其中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马克思来承担的。不过，《神圣家族》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各章节作者的分工。虽然恩格斯只写了一个多印张，但其对鲍威尔的批判还是十分清楚的。全书分为篇幅不等的九个章节，对蒲鲁东、鲍威尔和“通讯”都展开了批评，除了与马克思合作的章节外，恩格斯还独立写作了五个短篇。可以肯定的是，原本在巴黎商议的著作篇幅，在恩格斯走后，由马克思扩充到了二十多个印张，以致恩格斯在1845年3月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著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如“篇幅还是太大”，“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多个印张。《卖淫》这一段最好删去。这一段内容太少，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认为，这部著作既冗长又充满琐屑的嘲弄，对对手的名字含沙射影等，其目的是陈列出黑格尔派的这一“神圣家族”及其思辨性批判的天真和愚蠢。

有人猜测，马克思扩充文章是为了规避当时的出版审查政策，因为超过21个印张的书可以不用经过出版审查，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书信的支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批判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这也是其思想进程中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我将出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 而恩格斯到达巴黎时已准备创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根据亲身调查和观察得出的现实理论著作，因此，批判鲍威尔是他们从思辨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也是二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亲耳聆听过黑格尔的教诲，在与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中，将自己装扮成黑格尔主义的卫道士。1842年年底，青年黑格尔派改称“自由人”团体，抛弃了原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路线，转向主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把自己看作高踞群众之上的人物，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称他们是“神圣家族”。通过批判“神圣家族”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神圣家族》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正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开始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出发来看待人的本质。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则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们从精神同群众的对立出发，仅强调思想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 ‘思想’ 一旦离开 ‘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 ‘利益’ ，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 ‘思想’ 或 ‘观念’ 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 人的 利益混淆起来。” 只有切实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思想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历史作用。当然，要充分发挥思想的作用，必须要有相应的主体。思想总是有自己的限度，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从根本上来看，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成为现实，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里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个人，而是指掌握了这种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事实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阐述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同时，“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 。这样，在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突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虽然在论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多处使用了“人的自我异化”“人性”这类带有明显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词语，但把群众作为历史的规定者和活动者，只有群众的存在和现实活动才能生成人的思维和意识的看法，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公开宣扬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神圣家族》创作前，马克思已经通过《莱茵报》的编辑工作接触到了现实利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正面阐述了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更不用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到的工人阶级和人的异化问题。恩格斯也通过切身走进曼彻斯特的工人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选择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回到巴门后，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共产主义的宣传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一致。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不可分割。“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 一切 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 劳动 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 提出 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 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 ，无产阶级由于其 身为无产阶级 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其历史使命就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 作为 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 马克思、恩格斯全面阐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体力量，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其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针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宣扬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把历史和实践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其实，物质生产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诞生地，因此，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的高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德法年鉴》已经指出， 现代国家承认人权 和 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 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 自然基础 是奴隶制一样， 现代国家 的 自然基础 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 人 ” 。市民生活就是物质利益的领域。青年黑格尔派着重强调个体的需求、个体的地位，然而个体必须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将个体和个体之间联系起来。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尚未对市民社会的本质活动做过多的解释，但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初步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政治结构，只不过他们这时还没有使用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

1886年，恩格斯在根据马克思1845年春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创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1867年，马克思在同恩格斯的通信中提到《神圣家族》时也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神圣家族》时已经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的观点已经十分接近唯物史观中最为基本和基础的概念即生产关系了。《神圣家族》本身创作的目的是清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是一篇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宣言。自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了共同创立唯物史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EtFUDEHtIg3+v5HQ0vJUzkD6I5LJlfCwOWR9tGtngVYMRlnKAGNnwX1+o8VXat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