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才的大纲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1843年初夏，恩格斯旅居伦敦。秋天，与宪章派领导人结识，对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工人处境的困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年年底，回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创作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进行了较为彻底深入的分析。1844年2月底，该文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主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只是“私经济学”，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真正揭露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它们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这样的理论学说最终会背弃自己的前提，求助于诡辩和伪善，用人道主义精神为自己背书，实则进行的是血腥恐怖的掠夺。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的学说，但贸易的后盾是拳头，其背后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这样一种理论掩盖了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水平的进步，与重商主义支持无限制地推动自由贸易不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进行野蛮的垄断，二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认为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这样的经济学说只能作为私经济学存在，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国民财富”。接下来，恩格斯围绕“竞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以揭露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

恩格斯揭露了最日常的经济活动——商业的虚伪和不人道。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买和卖构成了商人收入的直接来源，贱买贵卖也成为任何一个商人追求的目标。然而，这种活动却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相互对立、竞争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人和人互不信任、相互欺骗；在民族关系上，各民族之间友好的关系被瓦解，以使敌对的关系普遍化。为了让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私有制条件下的商业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对立、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对立，甚至家庭关系也因为利益而丧失了温情。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商业社会就是自私自利的野蛮社会。

恩格斯深入剖析了价值概念。恩格斯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概念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他认为，像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把实际价值等同于生产效用，排除了竞争，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萨伊的效用论同样如此。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恩格斯认为，物品的价值包括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但由于竞争和利益的关系，物品的效用常常得不到实现，造成了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让价值从属于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价格，即实际价值和抽象价值之间的对立，如时机、时尚和富人的癖好这些要素，造成了价格和价值的分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高昂的奢侈品便是这种分离的代表。

恩格斯剖析了生产费用的构成。据经济学家说，商品的生产费用是由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三个要素组成的。在这里，恩格斯天才式地将生产费用划分为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并将发明这样的精神要素划归到主观的生产费用中，比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更进了一步。

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关键的范畴——资本和劳动。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以及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让资本可以不花费劳动即取得收入，而作为生产主要因素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却无足轻重。劳动和劳动的产物相对立，工人工资的真正意义在物品中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显示。人的劳动的意义、劳动对于财富的价值，像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一样，被淹没在工资的形式中了。

恩格斯认为，造成不道德的商业、实际价值和抽象价值的对立以及资本和劳动对立的源头是竞争。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用“竞争”来批判重商主义的“垄断”，二者实则是一回事。竞争本身就是以垄断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而垄断就是财产的所有权。竞争的实质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竞争的条件下，供求关系始终不会达到平衡，二者相互对立和隔绝，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投机家，不劳而获。在人类不自觉的状态下，供应和需求的规律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必然会造成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的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了供求关系的不对等是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将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生产的增长速度对立起来，认为人口威胁着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无法赶上人口的增长，由此产生了商业危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因此，消除贫困人口成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潜在诉求。这种将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的学说显示出了自身的虚伪本质。竞争不仅是造成供求关系不对等和商业危机的源头，也导致了财产的集中、社会阶级的分裂。财产权的垄断是竞争形成的必要条件，自由竞争也会进一步引起垄断。一般说来，大的财产比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增大，社会关系的矛盾也会愈来愈尖锐。它让人们相互奴役，社会秩序日益衰朽和混乱，在道德上便表现为犯罪数量的增长和人们的堕落。

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私经济学”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说。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才能结束供求分离、社会关系紧张和道德堕落的危机局面。其一，通过组织生产来消除生产的无意识。竞争是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在经济活动中无意识的个体相互对立，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彼此都分担一部分，有意识地进行生产，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其二，消除私有制，消除资本、劳动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即消除科学服务于人类的限制条件，形成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自觉地为大众造福。这样，“人口过剩”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存在了。其三，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消除人和人之间的对立。贫富阶层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的缩减，以及工厂制度下的道德堕落，使得阶级斗争愈发尖锐，社会革命一触即发，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社会改革，改变工人困难处境的地步了。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竞争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竞争使得资本和资本、劳动和劳动、土地和土地对立起来，是贫困、穷苦和罪恶的原因，提出消灭私有制、消除竞争的主张。这是恩格斯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生态价值的思想。其一，自然和人是构成生产的两个要素。土地是前者的典型代表，后者还包括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其二，土地私有化是最大的不道德。土地是我们的一切，人们通过在土地上劳动耕作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建立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 ，将它作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实则考虑的是生产能力和竞争的关系。地租是靠占有和掠夺实现的。其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买和卖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沦为利益关系，与此同时，自然在商人眼里也仅仅是工具，而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贬低和忽视自然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又一关键因素。其四，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由于私有制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两个和解”是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的中心，也由此产生出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期许。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已经触碰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发现了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对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进行分析。在私有制条件下，竞争使得人们各自为政，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无法实现信息的流通和对等，因此也无法保证供求之间的平衡，商业危机无可避免。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因贫穷和失业造成的道德堕落和家庭关系的分割，违背了人性。就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来说，以上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恩格斯在这里摆脱了抽象的哲学分析和激情的演说，结合自身的经商体验，分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这为共产主义学说的提出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种结合现实的理论分析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也是极其珍贵的。

1885年，恩格斯在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提到其在曼彻斯特的经历，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立足经济现实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做法，让恩格斯摆脱了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关注经济要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充满了思想的闪光点。例如，在文章结构的编排上，恩格斯从最简单的经济活动——商业谈起，分析商品的价值和资本利润，《资本论》的结构与之具有相似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提到人和自然的分离、竞争造成的土地肥力的耗尽以及“两个和解”的观点。这样，早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的思想，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看作人与自然和解（和谐）的社会，从而开启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态维度。恩格斯将发明作为精神要素纳入生产费用，在人和自然关系中强调科学的重要参与，为而后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思想的重要发源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摘录了这篇文章，多年后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称之为“天才大纲”。当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哲学的维度，缺乏现实的经济指向，正是借助这篇文章，马克思克服了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抽象理解，为而后研究现实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恩格斯晚年先后拒绝了李卜克内西和帕普利茨翻译《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要求。他认为，这篇文章只具有历史的价值，缺点很多，错误也很多。诚然，文章中的许多观点略显稚嫩，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大部分篇幅还停留在道德批判上。在谈到竞争的经济作用时，尤其是对价值的分析方面还不够彻底，结论也不是十分清晰。但这只是一位没有任何经济学背景的23岁青年的作品，其中的天才式的断言和理论热情不容忽视。恩格斯本人对自己的第一篇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也感到有点自豪。正如考茨基为恩格斯写的传记中所说的那样：“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因此，书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后来同马克思一道成为它的创始人）的一些萌芽，也还存在某些错误。而这些萌芽同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些社会主义形式还有相似之处。” 可见，在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TDb97FHLWAB0oLtQ5/HIbI/rBgTkTQVEin8yiAdz/V4IHF6onELFkYDR+OqNs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