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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英国风起云涌。宪章运动是前者的代表，欧文的社会主义是后者的代表，二者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恩格斯与二者都保持了联系，并且试图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超越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
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同，宪章运动是工人自觉产生的运动。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提出了六条要求：（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也是当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口号。真正让宪章派声势大涨又凸显其社会性质的是废除谷物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
废除谷物法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时限立法的斗争，是宪章派参与现实运动的两大表现和重要成果。1815年，英国的土地占有者颁布了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律，以便能够在保持高额地租的同时抬高谷物价格。激进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在1838年年底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保持贸易自由。宪章派站在了这场斗争的前线。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法案通过，扫清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通过这次斗争，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小资产阶级无法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谷物法的废除对他们的现实处境的改善没有任何好处，因此，逐渐转向了宪章派。同时，争取十小时工作时限立法的斗争是英国工人因不满一天工作12小时而开展的斗争，立志于通过政治变革来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宪章运动理所当然地将之作为自己的主题之一。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1848年5月1日起，这项决定作为法律生效。宪章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842年，当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时，宪章运动正在这片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年轻的恩格斯迅速和宪章派相交，参与他们组织的集会和运动。恩格斯身体力行地站在了宪章派一边。他到共产主义大厅去听取演讲和报告，向宪章派的《北极星报》撰稿，参加他们的会议，关注废除谷物法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时限立法的斗争的进度。1845年年底，他把曼彻斯特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李奇称为“我的好朋友”。
1842年宪章派举行游行示威
同时，恩格斯还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的运动。他在德国时就对欧文领导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感兴趣，推崇欧文放弃工厂主的优越地位和丰厚财产从事工人运动解放事业的做法。来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始为欧文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新道德世界》撰稿，关注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安排。
1843年夏天，恩格斯还与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产生联系，虽然恩格斯在回忆中认为“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
。但是，恩格斯仍然肯定地称他们是他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
有意思的是，虽然恩格斯与这些左翼组织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为他们的杂志撰稿，参与他们的游行活动，但是他始终没有加入上述组织，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这是因为恩格斯此时的立场是哲学共产主义。
1843年11月，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据此推测未来工人运动的走向。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的。这说明，一方面，作为哲学民族的德国拥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共产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共产党只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骨干只能是大学生和商人。
当时恩格斯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可英国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在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相处时，也是带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随着宪章运动的不断开展，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他看来，英国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国度，现实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国内贫困和竞争的加剧，使得英国的工人运动必须要采取的是宪章派与欧文社会主义结合的方式。宪章运动本质上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是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水平提高的标志。但它与小资产阶级结合，没有明确的政治口号，没有强有力的领导阶层。工人阶级的宪章派目光短浅，只是看到了选举权的重要性，仿佛拥有了选举权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独立和解放，甚至在选举诉求中排除了妇女。他们没有看到工人经济地位的丧失，也无法真正把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样的宪章运动最终只会为资产阶级所操控，不能真正形成对工人阶级有利的长久发展趋势，也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欧文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来消除贫困，但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自资产阶级，他们无法真正走入工人阶级，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样的“调和”模式不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
此时，恩格斯将共产主义分为社会共产主义、政治共产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他认为，在英国，社会和政治的结合才能真正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也让他意识到把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工人阶级改善境遇的偶然诉求变成系统的阶级解放理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