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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差两岁，在早期思想发展上似乎也存在着两年的差异。当马克思已经在与卢格的书信中宣布脱离青年黑格尔派时，恩格斯才刚刚脱离作为浪漫主义文学派别的青年德意志派，开始接受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成为柏林“自由人”团体中的一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友谊。
事实上，恩格斯在柏林服役的时候就听说过马克思的名字。当时，马克思已经是博士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了，与鲍威尔兄弟、科本和卢格等人熟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鲜明的哲学观点让他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名声大振。到1841年，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已经展现出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旨趣。他借用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将意识和存在联系在一起，强调和赞扬了事物本身内在的具有否定意义的辩证运动，而青年黑格尔派仍然坚持抽象的理论研究，将意识和存在割裂开来逃避现实问题。尤其是，马克思在1842年4月开始参与反对派报纸《莱茵报》的撰稿工作，转向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浪漫的代表柏林“自由人”团体就渐行渐远了。他曾在一封与卢格的通信中提到与柏林“自由人”团体的梅因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些自由人的“这些作品不是从
自由的
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
。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虽然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都是从宗教入手来讨论政治问题，但马克思此时通过撰写政论文章已经率先进入了社会批判的领域。在他看来，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其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在信中，马克思毫不掩饰对柏林“自由人”团体的不着边际的空论和孤芳自赏的反感。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柏林并未碰过面。
1842年9月底或10月初，恩格斯在从柏林返回巴门的归途中顺访科隆。当时，科隆的《莱茵报》已经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革命舞台，上面的文章辛辣、机智而又通俗，影响范围广，逐渐发展为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的重点监控对象。马克思在1842年年初就加入了《莱茵报》，同年10月15日成为该报的编辑。在报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并未见到马克思。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在这次科隆旅行中，恩格斯见到了对他之后思想发展影响颇大的第一个转向空想共产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赫斯。赫斯关于哲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将本就关注社会问题的恩格斯从抽象的理论研究拉入了现实领域。恩格斯当时也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二人的谈话多有共鸣。这次谈话给赫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赫斯将恩格斯称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和“热心的共产主义者”。
由于遗憾没有见到马克思，考虑到去英国以后再见面就更加困难，因此，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决定在去往曼彻斯特的途中绕道科隆去拜访马克思。在《莱茵报》的编辑部，恩格斯终于见到了马克思，但是遭到了马克思的冷淡对待。恩格斯后来回忆道：“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
神学
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由于二人政治立场一致，因此，双方仍然约定，恩格斯继续担任《莱茵报》的通讯员，向报纸撰写有关英国的通讯报道。
在恩格斯到了曼彻斯特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转机。契机开始于恩格斯就其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向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等刊物的投稿。1842年12月8日，《莱茵报》刊登了恩格斯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这是一篇单纯的政论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评价了宪章派的政治策略的失败。宪章派力求通过下院来争取普选权，这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这篇经过马克思之手刊登的文章已经显示出恩格斯的关注点转移到了现实领域。
当《莱茵报》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被迫停刊后，马克思仍然坚持在新闻出版领域与普鲁士政府做斗争，与卢格合作筹办的新刊物《德法年鉴》问世。这一刊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恩格斯的投稿对象。在马克思的推荐下，恩格斯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实质、英国政治状况和工人阶级处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等文章陆续发表在《德法年鉴》上。恩格斯在思想上逐渐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这两个转变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正好趋向一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认为，共产主义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而“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与他同属于拥护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恩格斯主张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对社会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创办新的期刊，保证一切拥护共产主义的出版物的传播”
。这与马克思的观点高度契合。多年后，马克思回忆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自《德法年鉴》起，马克思就和恩格斯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相同的政治诉求和理论兴趣缩短了科隆和曼彻斯特的物理距离，也拉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距离。1844年8月底，恩格斯一结束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前往巴黎，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跨越思想的千山万水，在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他们终于站在了一起，成为终身的战友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