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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842年9月底到10月初，恩格斯服役期满，经过到科隆的短暂旅行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巴门。
这时，恩格斯的家族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老恩格斯掌管了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司”、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恩格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等三个公司。在老恩格斯的构想中，恩格斯如果要接替家业的话就必须要掌握经商的各个环节。现在，经过不来梅办事处的学习、柏林的开阔眼界，恩格斯还需要继续学习英国人的经商之道。在老恩格斯与人合办的上述三家公司中，曼彻斯特的公司盈利最丰。因此，老恩格斯在1842年的6月就有了将自己的长子派遣到曼彻斯特的公司当“襄理”的想法。“老头子”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让恩格斯收回“放荡不羁”的言行，浪子回头；另一方面，希望恩格斯通过了解英国公司具体的经营状况，能够把英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回德国，如预算、价格、经营方法、机器设备、工艺等。显然，到曼彻斯特去经商是“老头子”对他的长子恩格斯人生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恩格斯对父亲的安排乐见其成，没有之前去不来梅那么抵触了。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冯·亨宁教授关于普鲁士财政制度的公开报告，出于自身行业的敏感，他一直很关注经济问题，来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可以切实感受经济发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将理论中的社会问题还原到现实中来，这比巴门、不来梅，甚至政治性较强的柏林对恩格斯来说都更具吸引力。1842年11月底，恩格斯踏上了曼彻斯特之旅，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阶段。
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
当时，英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为成熟和典型的国家，成了“世界工厂”。蒸汽动力和机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铁路和轮船缩短了空间距离，但是，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也空前激烈。距离伦敦37英里
的曼彻斯特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是英国的生产中心。这座城市的老城是工业区，建筑杂乱无章，乌烟瘴气，令人窒息。工人阶级就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外城新建的城区干净漂亮，资本家舒服地居住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曼城是英国工会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欧洲社会主义者最多的集聚地。在这里，恩格斯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切实感受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将在德国形成的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化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曼城的两年时光，是恩格斯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恩格斯的工作地点在曼城的商业中心，作为公司襄理的他在南门街有自己的办公室。与不来梅的实习生涯不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对公司业务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彼得·欧门并不想让恩格斯介入公司业务，他只好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学习英语和社交上。很快，他的英语就相当熟练了。他参加商务聚会，与普鲁士籍的工厂主们结识。但交往愈深，恩格斯对自身所处的阶级的认可度越低。他发现这些资产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大方得体。但对他们而言，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对发财的渴望。当恩格斯向资产者描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和可怕的居住条件时，资产者却毫不在乎，无法对穷人的痛苦处境产生共鸣。“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
与其他的资产者不同，恩格斯“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
工人
交往”
。这位“不务正业”的公司襄理，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走遍了曼城的所有贫民窟。他与不同的工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底层人民生活状况了解愈深，恩格斯离柏林自由人团体的距离就愈远，不再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悬殊归结为宗教影响，不再在理论中而是转向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寻找解决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途径。受当时共产主义思潮尤其是赫斯的影响，他将共产主义作为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接受下来，虽然此时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不深，理想化色彩仍然极其浓厚，但他内心深处已经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了。
与在不来梅和柏林时期参加学术团体、批判宗教崇拜不同，在曼城，恩格斯广泛参与了政治团体的社会活动。他先是以个体的身份研究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考察英国工人的斗争和宪章运动。他访问了曼城的工厂和工人区，还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与英国活跃的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1843年，在旅居伦敦期间，恩格斯同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建立了联系。同年秋天，恩格斯访问了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编辑部，并同该报编辑——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乔·哈尼结识。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约·雷·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他还广泛阅读昂·圣西门、沙·傅立叶、罗·欧文、格·巴贝夫、埃·卡贝、威·魏特林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以及比·约·蒲鲁东的著作。
自1843年10月23日起，恩格斯开始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刊物《新道德世界》撰稿。他撰写的描述英国社会情况的通讯文章发表在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新道德世界》，以及马克思主编的带有明显革命民主主义色彩的《莱茵报》上。当时，凡是站在左翼一边，关心社会问题和群众状况的人都自许为共产主义者，但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他自身的观点与宪章运动和欧文派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所以，并未确定要加入特定的政治组织。他在“废除反谷物法”和“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等运动中寻求与宪章派、欧文派社会主义的共同点，但在他看来，“宪章派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发展水平还很低，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比较远，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和宪章派融合才能脱离其空想性，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1843年，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到里子，到《北极星报》编辑部来找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面孔几乎像孩子一样年轻。虽然他出生在德国，受教育在德国，但是当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非常关心。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经商活动并没有如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提高他的经商能力，以至于不到两年他就被老恩格斯召回巴门。但是，1842年至1844年的曼彻斯特时期，是恩格斯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点：他正在经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当然，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仍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